火神派诞生于清末同治、光绪年间，因此有学者称之为“传统国医中最年轻的一个流派”。百余年来，传其学者代有其人，著名的有吴佩衡、祝味菊、范中林、唐步祺、卢崇汉等，他们均被称为“某火神”或“某附子”，于今在医林中依然独树一帜，发挥着重要影响，推崇、传承其学可称方兴未艾。
在最近的“普及扶阳医学，打造万民皆医”的直播时，也有不少人对火神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董学军院长是火神派第五代传人，师从彭重善老师。这一门中有太多惊才艳艳之士，在直播中董老师谈到近代很多大医，及其渊源。大家可以点击下方音频，听听备受董老师推崇的大医们。
笔者也整理了一些火神派名医的资料以供大家学习参考，寻医问路不可无门，希望大家在遇到名医时，都能虚心讨教，成为大医。
刘沅（1767-1855），字止唐，四川双流人，生于清乾隆二十三年，卒于清咸丰五年，生平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享年八十八岁，是清中叶重要的儒学大师、教育家、宗教思想家、医学思想家，其学术被称为槐轩之学，影响深远，被后世尊为槐轩学派、刘门教以及中医火神派的开派师祖。后世称刘止唐为“火神之祖”。
刘沅（1767-1855）
郑寿全（1824～1911），字钦安，四川临邛（今邛崃市）人，清末名医，生于公元1824年，卒于公元1911年。早年师从刘止塘习医，临证医术精湛，因善用桂、附等热药，被尊为“火神”，著有《医理真传》四卷、《伤寒恒论》十卷、《医法圆通》四卷等三种医书刊行于市。郑钦安在学术思想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创见，对我们的临床很有指导意义。自郑钦安始，火神派自成一派。
郑寿全（1824～1911）
郑钦安的人室弟子卢铸之(1876一1963年)，字禹臣，1890年师从郑钦安，“三载亲炙，有闻必录”，继承了郑钦安学术思想，屡起沉疴，时人尊为“卢火神”。其子卢永定(1901一1986年)传其衣钵，在60余年的实践中善用大剂附子、桂枝、生姜等品，屡起痼疾顽症，民间亦尊为“卢火神”。卢铸之之孙卢崇汉教授，深得祖、父两辈悉心教培，医道日进，17岁即悬壶蓉城，19岁已有医名，临证善用姜、桂、附起沉疴大疾，亦有“火神”之称，可谓是一门三代，薪火相传。
卢铸之与卢永定在成都开办的“扶阳医坛”，为郑钦安的学术思想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听讲于“扶阳医坛”的著名医家有吴佩衡教授、祝味菊教授、唐步祺医师、范中林。吴佩衡人称“吴附子”，祝味菊人谓“祝附子”，唐步祺称为“唐火神”，范中林称为“范火神”。从这四位的雅称，都可以看到他们应用郑钦安扶阳学说的一斑，可知他们应用姜、桂、附三味的深刻体验。而得上述四位名医亲传者又不乏其人。除了直接得传于卢氏家族以外，私淑、遥承火神派者更多。如重庆的“火神菩萨”补晓岚(1856一1950年)，“刘附子”刘民叔(1897一1960年)，其他的如有贵州李彦师(1906一1978年)、重庆龚志贤(1907一?)、成都戴云波(1888一1968年)、无锡张剑秋、湘潭朱卓夫(1893一1969年)、西昌张紫衣、云南李继昌(1879一1982年)等，皆为当代名医，传承火神派衣钵，以擅用附子而著称。
卢铸之(1876一1963年)
郑钦安的再传弟子、卢氏第三代传人卢崇汉(1947一)教授，是当今火神派传人及其发扬者。卢崇汉深得祖、父二辈悉心教培，临床积40余年的经验，深得扶阳三味，善用姜、桂、附起沉疴大疾。从他著的《扶阳讲记》中我们可略见一斑：1年里，他共诊治了2745人，20013人次，开出了20076张处方，所涉及的病有83种，全年用药有42种。在20076张处方里，用生姜的有20016张处方，这里面包括干姜、生姜、煨姜、筠姜、炮黑姜。姜的使用占了全年处方的99.7%。用桂枝(或肉桂、官桂)的处方一共有19852张，占全年处方的98.8%。而制附子(天雄片、黄附子、黑顺片、熟附子)应用处方共有19423张，这当中还包括了制附子与制川乌同时应用，占全年处方的96.8%。至于药物的用量：生姜或煨姜的用量，每剂药为30~200 g；干姜、筠姜或炮黑姜的用量为25~90 g。桂枝的用量，每剂为15~75 g；而肉桂或者官桂的用量，每剂药为15~30 g。制附子用量，最轻的一剂是60 g，最重的一剂是250 g。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用药，卢崇汉认为，作为一个中医师，不论是哪一个流派，宗哪一家，首先要提高疗效。如果能够治疗很多的疑难病症，而且是疗效显著，这样的中医师就能得到病人的信赖。扶阳学说认为，阳损了，人就亡了。而把这个偏到极处的状态拉回来，也就是“起死回生”，唯一的方法就是用一个同样具有极偏之性，但是方向相反的东西。这种方法就是用好扶阳三味姜、桂、附。
卢氏家族在四逆汤的基础上进行加减化裁，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四逆法，用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耳鼻喉科、眼科诸疾，是扶阳诸法中决定性的一法。
四逆法，也可以说是卢氏研究传承张仲景及郑钦安之学术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卢氏家族在治疗上提出“病在阳者，扶阳抑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可以说是对郑钦安扶阳学术思想进一步地发挥，并有效地指导应用于临床，使其传承者成为火神派一代名家。卢崇汉现供职于成都中医药大学，有《扶阳讲记》一书问世，是我们研究与传承火神派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
由于《扶阳讲记》一书的影响，从师者众多，入室弟子刘力红博士是其代表之一。
同样身为卢永定弟子的彭重善老师同卢崇汉教授一样，也是正统卢门传人。当代扶阳派中医大家彭重善老师，年轻时参加抗美援朝，受了一身严重的伤病，回国退伍后，经他的叔叔第三代“火神”卢永定先生施治调养，终于康复。此后便拜其叔叔为师，正式学习扶阳中医，追随卢师左右达十五年，尽得真传。拜师时，卢师问他：“你是医养还是养医？”所谓医养，就是靠行医挣钱养活自己，而养医，则是义诊，无偿为人看病。彭老因为享有国家的津贴，生存无忧，便选择了养医。彭老今年八十余岁，一生在四川成都的家中坐诊行医，谨遵当年诺言，对病人分文不收。曾有四川和外省的多家医院想聘请彭老前往坐诊，皆予以婉拒，至今还和夫人住在面积仅三四十平的老宅里。
彭老是一位真正的中医高手，也可以称为“大隐于世”。其人生选择，一方面与其个人的精神境界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古中医传承方式的自然结果。中国古代的中医流派有着很鲜明的地域性，一代一代的世家传承、师徒传承与行医多不出于该地域。比如，四川扶阳派从清晚期以来就一直在成都一带流传。这实际上也是古代到近代社会交通、信息发展水平的局限。在今天看来，便给人以“大隐于世”的感觉。
董院长便是彭师的弟子，学习了”正纯精高“的扶阳医学，入火神派自立学说“扶阳中土论”，至今依然在宣讲扶阳的路上。
李可(1933一)老中医，山西灵石县人。致力于中医临床与研究近50年，崇尚张仲景学说，擅长融寒温于一炉，以重剂救治重危急症，自创方剂28首，对各科疑难杂症有独到的救治经验，是山西中医界独具特色的临床家之一。在他的《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曾多次引用郑钦安的扶阳观点，足见其私淑郑钦安学术思想。通过研究他的临床特色与应用附子的经验，可以认为他是当今火神派的一位创新者。
李可认为，现代使用经方的药物剂量仅为原方的1/10，与原方悬殊太大，剂量过轻，难堪大任。近代用法，大违张仲景立方本义与用药原貌，无疑严重影响了经方临床效用的发挥，阻碍了张仲景学说的发展与创新。方剂能否治病，除了恰中病机、配伍精当外，便是特定的剂量。而其重用附子30~100 g 治疗急危重症，特别是附子边煎边服用的方法，可谓是附子应用上的一大创新，为应用好附子增添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有人把李可老中医列为火神派的“一枝独秀”，事实的确如此。由于《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一书的传播，从师者众多，其弟子有陈新安、郭博、刘力红、孔乐凯、吕英、孙启新等。
祝味菊(1884一1951年)教授，名积德，字味菊，20世纪初沪上著名中医学家、火神派沪上领军人物。《医林春秋》中称其：“学兼中西，擅长内科，喜用附子、麻黄、桂枝等温热药，尤善用附子，屡起沉疴，名噪一时，时人誉为'祝附子’。”
祝味菊祖籍浙江绍兴祝家桥，先祖曾世代为医。后因其祖父紫园公入仕，奉调人川，遂全家迁居四川成都。祝味菊就出生在成都市小关庙街。父母早亡后，青年的祝味菊寄居在姑父严岳莲处，协助姑父经营盐务，暇余时间则习读岐黄之学。祝味菊精勤苦读，自学不倦，遍阅家中各种典籍，因此打下了深厚的中医学基础。1908年，23岁的祝味菊考入四川陆军军医学堂，学习2年西方医学，因学习成绩优良而得到校方和老师的赞赏。后因学校改组，祝味菊遂随该校教师石田东渡日本，继续学习，1年后返回四川。回国后，他先以西医为业，曾先后担任成都市主政官立医院的医务主任等7年，颇有建树。
其间曾听讲于卢铸之开办的“扶阳医坛”，对郑钦安的《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受益颇深。
1924年，祝味菊以避乱为名来到上海。到上海不久，他参加了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但当时并未悬壶开业，而是隐迹考察了近1年，并结识了当时的名医朱少坡、徐小圃(1887一1959年)等。徐小圃是儿科名家，但因其长子徐伯远患伤寒重症，诸医束手，祝味菊却在其高热神昏、病情危笃的情况下，投附子为主的温热峻剂，一夜竟大获转机而痊愈，于是徐小圃改变几代家传的医术，重新向祝味菊学习，还让次子徐仲才(1911一1991年)拜师于祝味菊门下。当时的名医章次公(1903一1959年)与祝味菊、徐小圃二人交往甚密，虚心向他们学习，也擅用附子。祝味菊最杰出的弟子、著名中医学家陈苏生(1909一1999年)，“向守其师承轻淡之术”，悬壶不久即有声名，后结识祝味菊，“听得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顿开茅塞，以35岁之年执弟子礼于祝味菊门下，成为祝味菊学派的得力传人。祝味菊与弟子合著的《伤寒质疑》及后人总结的《祝味菊医案经验集》，为我们研究其学术思想提供了详细的资料。
祝味菊一生学生颇多，入室弟子也较多。据陆鸿元教授称，其入室弟子有20多人，如罗济安、王均仪、胡觉人、康立人、王兆基、徐伯远、王云峰、郑邦达等，有许多人都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医界承前启后的栋梁之材。
这些弟子们的传人，仍然在传承这个学派的精神。这些医家形成了上海地区擅用温热药的流派。这个流派，就是火神派。当时也有人称祝味菊是“祝派医学”的创始人。
唐步祺(1917一2004年)医师，当代火神派代表人物之一；郑钦安学术思想忠实的传播者与发扬者。唐步祺生于四川省永川县，1941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其祖父蓉生公以医闻世，私淑清末伤寒大师郑钦安。唐步祺幼承庭训，习郑钦安之学，后又游学于伤寒学家吴棹仙教授之门，听学于“卢火神”卢永定“扶阳医坛”，继问于任应秋教授。行医半个世纪，精于伤寒与郑钦安学术，善于辨阳虚阴虚证，妙于应用姜、桂、附，屡起沉疴，世人誉称“唐火神”。
唐步祺服膺郑钦安之学，毕生研究、传承火神派学说，多年致力于郑钦安医学著作的阐释与研究，曾几次专门走访郑钦安嫡孙及亲属，进一步得到一些有关他的遗闻轶事。唐步祺晚年历时15年阐释濒于失传之郑钦安遗著，并完成《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的阐释，先后付梓。自1991年三书阐释本分别出版以来，受到各界好评。后又将郑钦安三书统一体例，合为一本，定名为《郑钦安医书阐释》，1996年由四川巴蜀书社出版，2004年由该社再次修订出版。唐步祺阐释郑钦安著作多用自己的临证实践进行论证，医理既得真传，理法方药又一线贯穿，特别是医案和治疗体验，让人有郑钦安大师在世之感觉。该书对郑钦安原著精勘细校，订正错讹，按节进行阐释，并附有自己的验案40多个。在该书的序、跋中，唐步祺还对郑钦安学说做了初步的归纳和整理，这些已成为传承、研究火神派学术思想极其重要的文献和依据。
《郑钦安医书阐释》一书出版之后，受到临床医者的高度关注与研习，并深受海内外医家赞赏，慕名上门求教者络绎不绝，反应强烈，被誉为“自成体系，风格独到，火神风范犹存。”唐步祺的弟子曾两次邀请其赴欧洲，一次赴新西兰讲学授徒。其门人弟子广布亚洲、欧洲等地，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吴佩衡(1886一1971年)教授，名钟友，四川会理县人(西昌人)。1921年至云南行医，为云南四大名医之一，当代火神派的重要传人之一。吴佩衡18岁时，受业于当地名医彭恩溥，20岁左右曾听学于火神派真传弟子卢铸之“扶阳医坛”，获益匪浅。其后深研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以及火神派创始人郑钦安的《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部著作。
中年以后，集中精力研究张仲景学术思想，认为“盖凡一种学问，非寝馈其中数十年，斯难知其精义之所在”。
吴佩衡曾先后任云南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云南中医药学校校长、云南中医学院院长等职，桃李满门，从事中医临床、教学60年，为火神派传播竭尽力量。吴佩衡对《伤寒论》及郑钦安医学三书的扶阳学说十分推崇，终生都在传播与传承火神派的学术思想，从理论到教学及临床实践以一线贯穿。
其在1962年主持云南中医学院工作之时，把火神派著作《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作为教学参考资料翻印，这在学院一级的大学中，推广一个人们尚未认识的学派与学术思想，可谓是有益的尝试，能使火神派学术思想在教学中广泛推广、发扬光大。他曾经说过：“郑钦安先生的著作，是在实践中阐发张仲景医学的真理，其独到之处能发前人所未发，我认为在治疗疾病上很有价值，可以作为中医科学化的基本材料。”由其后人整理的《吴佩衡医案》一书，为我们学习其学术思想提供了可靠的文献资料。
吴佩衡在云、贵一带影响深远，在当代传播火神派学术思想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吴佩衡之长孙吴荣祖(1945一)教授、主任医师，是吴佩衡得力的传人，也是当今火神派的重要传人。吴荣祖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因家学渊源，于郑钦安之思想，体会深切。不仅善用附子于临床，疗效卓著，且于附子颗粒及提取诸多方面之研究，独具匠心。对中药附子的临床配伍应用及《伤寒论》三阴寒化证的病因病机有深层次的认识。对临床各病种疑难危重阶段，凡属三阴寒化证型者能以扶阳抑阴为大法，大剂量使用中药附子为君药的配伍方剂，临床疗效显著，发表相关论文40余篇。特别是在《扶阳论坛》一书中，吴荣祖对人类早期对太阳的崇拜及对吴佩衡学术思想的阐发，颇多新意，对传播火神派扶阳理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吴佩衡(1886一1971年)
范中林(1895一1989年)老中医，四川郫县太和镇人，蜀中名医，曾师从潘竹均等名医。多年来潜心于《伤寒论》的研究，善用经方，擅于应用六经辨证方法治疗外感或内伤杂病，临床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受火神派郑钦安学术思想的影响，对于虚寒证的疗效尤为显著。擅用大剂附子，因而有“范火神”之誉。
范中林对《伤寒论》十分推崇，主张“伤寒之中有万病，仲景约法能合万病”。临床上善用六经辨证处理各种病证，用药依据《伤寒论》。其《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中69个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例案均用《伤寒论》之方。同时，其深受郑钦安学术思想的影响，传承了火神派注重扶阳、擅用大剂附子的独特风格，在其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其书中多处引用郑钦安著作原文，可以窥见其与火神派的传承关系。成都的唐步祺为其早期弟子之一。
张存悌，男，1947年生，辽宁沈阳人。1982年毕业于辽宁中医药大学，现任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三院内科主任医师，全国扶阳论坛组委会常务委员。从医30年，以经典为本，擅用经方，对内、妇、儿、皮肤等科常见病、疑难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近年一直钻研、阐扬火神派，著有《中医火神派探讨》、《中医火神派医案全解》、《中医火神派医案新选》、《火神派温阳九法》等书，系统揭示、总结了火神派的学术思想，开设网上“中医火神派”论坛，擅用附子治疗疑难重症，人誉“关东火神”。发表论文、医话200余篇，出版有《欣赏中医》、《品读名医》等专著20部。
吴荣祖，男，中医主任医师、中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第五批国家级名老中医师带徒指导老师，系云南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云南四大名中医、全国扶阳学派重量级人物吴佩衡先生之嫡孙，为云南吴氏扶阳学派第二代学术继承人。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至今45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继承并发扬了吴氏扶阳学术思想，在临证中秉承了吴佩衡先生善用、广用、巧用附子的特色，力挽沉疴，救治了大量的疑难危重患者，深得广大患者及同道的认可。先后三次被中华中医药学会推举为全国扶阳学派权威性学术会议“扶阳论坛”组委会执行主席。由于在中医事业战线上成绩突出，荣获“云南省名中医、昆明市名誉名中医”、“昆明市优秀专家”、“昆明市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昆明地区百优卫生工作者”、“昆明市首届学术技术带头人”;被聘为“法国巴黎杵针中医学院客座教授”、“美国加州中国医学研究院顾问”、“云南中医学院兼职教授”、“广西中医学院一附院客座教授”、“广西中医学院经典中医临床研究所客座教授”;担任“云南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昆明市政府参事”;曾任“昆明市第十届、第十一届人大代表”、“昆明市中医医院院长”、“昆明市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并遴选进入“昆明市委组织部高层人才库”。
其实当代”火神“传人疗效好，作品传承度高的不在少数，广州南沙基地的张雨轩老师，河南的傅文录老师、王献民老师与董学军同为彭师门下，皆为大医。由于笔者为董院长弟子，论资论迹不敢妄议师叔师伯，感兴趣的可以亲自寻医于两位老师。
董院长为笔者老师，以免“自吹之嫌”便不再过多赘述董院长临床治病之功效，以往文章中，不管是传世的学术，还是治愈的疑难病症，皆给大家分享过，感兴趣的老师可以翻阅一下。
董老师累计培训的医生，临床治愈的疑难杂症皆是不弱于历代医家，但当代医家依然还在学习修行的路上，当代之人便不再多言，是非功过，便由后世之人评说。
下面这段音频为《扶阳中土论》成传成说的过程，也受到很多人的帮助，大家听听董老师怎么说：
套用伟人的一句话：”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火神派经过百年的变革，很多人进行了创新实践，时人的体质也越来越寒凉，扶阳是健康的态度，也是走向长寿的秘诀。当代之人需传承学术精华，守正创新，开拓中医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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