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早期阶段，统一全国后的中央政府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进行官僚秩序的集中构建。到了汉武帝时期，官员队伍的发展已经有了一个初期的规模，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设置了相应的政务官员进行管理。在这个庞大的官僚群体中，渐渐涌现出了两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它们仿佛如同阴阳的两极，行事作风截然不同，为人处事大相径庭，但是却殊途同归地都为西汉中后期的社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这就是西汉时期的循吏集团和酷吏集团，在司马迁和班固的史书中都对于这两个集团有专门的描述，其具体为何，且待笔者慢慢道来。
西汉政区
西汉时期实行的是严格的积功升迁制度，基层官吏是依靠政绩来逐步升迁的。而循吏集团与酷吏集团的共同点之一就是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卓越的政绩，成果斐然。可以说这两个集团都是西汉时期官员的优秀代表。关于“循吏”与“酷吏”的定义，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过明确表述：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从中可以看出，“循吏”指的是遵守法律，安民理政，没有举世瞩目的功劳，但是也没有过错的良臣。“酷吏”指的是善于弹压刁钻顽劣的地方豪强，作风强硬，手段残酷的干吏。简单来说，这两种官员中循吏是劝克桑农、循循善诱，以王道治理百姓。酷吏是杀伐果断，手段残忍，以霸道约束百姓。这两类人虽然做法不同，但是都将社会良好地稳定了下来，使百姓生活步入了有效的秩序之中。
太史公
循吏集团
由于特殊的时代性，司马迁的《史记·循吏列传》中只留存下来了先秦时期的循吏记录，所以本文不加以涉及。班固的《汉书·循吏传》中记录了文翁、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等六人。当中既有儒生出身的文翁、龚遂，也有小吏出身的黄霸、朱邑。当中，黄霸最后登上了丞相的高位，成为宣帝时期的国家栋梁。概括说来，这几人的行政作风就是“外宽内明、得吏民心”的仁政。文翁在巴蜀大兴文教，武帝时期，“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王成任职胶东相，兢兢业业，在大灾荒时期独立治理收留了八万多的流民。朱邑身为国家大司农，主理全国财政，家中却廉洁自律，家无余财。他在位时期将自己的俸禄大部捐献给了同族的乡民，敬老赈贫。龚遂在饥民造反时劝谏皇帝暂停镇压，自己以王道成功说服乱民，而后开仓救济贫民，挑选清廉的官吏安抚百姓，让他们各安生业。一场大乱随之而消失，令天下钦佩。召信臣劝克桑农，富民有方，经常出入于田间阡陌之中，使得全县风气大振，百姓安定富足。这些循吏基本上都是在武、昭时期入仕为官，在宣、元时期走上事业巅峰。从他们的事迹可以看出，进入循吏集团的标准有两个，第一就是要在任上卓有政绩，第二点就是要为人正直良善。《汉书》中说的也非常清楚“若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之属，皆称其位，然任刑罚，或抵罪诛。”论才能，这几位也是百官表率，但是滥用刑罚，杀戮过多，所以不将其纳入到循吏集团之中。
循吏是当时官员的典范
酷吏集团
相比于循吏集团，酷吏集团的人数更多，特征更为明显，分布得也较为错落。《汉书·酷吏传》中共记载了十四人，此外还有更为著名的张汤、杜周，单独立有传记。班固在撰写该部分时将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中的大部分材料都囊括在了其中，故而笔者统而言之。“酷吏”一词根据司马迁和班固的解释为：“方略教导，禁奸止邪，酷烈为声”。然而两人对于酷吏的评价却大多数都是积极正面的。
司马迁直言：“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虽惨酷，斯称其位矣。”
班固也点明：“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
张汤是汉代酷吏的代表
可见两人都认为他们的手段虽然残酷，但为人上还多是正直不阿的。而在酷吏之中，郅都诛杀豪强，震慑一方。宁成以严刑峻法治理贵族，宗室豪杰人皆惴恐。由此可见，酷吏集团中也是不乏能臣干吏。不过，极致的权力往往容易带来嚣张跋扈和恣意妄为。比如武帝时期的酷吏权力熏天，周阳由就是当中的代表，据史书记载看来，他的嚣张跋扈已经是无以复加。《汉书》云：
“（周阳由）最为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灭之。所居郡，必夷其豪。为守，视都尉如令；为都尉，陵太守，夺之治。”
酷吏多滥用刑罚，手段残酷
这样的人完全无视国家法律和行政规范，肆意妄为，最后被处以弃市的刑罚诛杀。而后来的王温舒更是变本加厉，他年轻时就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为了抢夺路人财物，他常常在夜晚以锤子杀人后掩埋。他后来因善于处理案件提升为御史。在他督捕盗贼的过程中，杀死了很多人，逐渐升迁为广平都尉，后又升任河内太守。最后因为贪婪成性，以权谋私疯狂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而被诛灭五族。相较于执法严苛，但是清廉如水的张汤而言，王温舒真的让人不齿。《酷吏列传》中大多都是武帝时期活跃的酷吏。到了后来的时期，酷吏依然不绝于史册。田延年、严延年、尹赏等人都是在宣元时期的酷吏代表。值得注意的是酷吏集团中并没有人出任过丞相，职位最高的就是张汤担任过的御史大夫一职，位列三公。这也许就是因为酷吏集团杀人过多，威望有余，民心不足，官声民意难以胜任丞相、大司马等重要官职。
正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阴阳之道，一向一悖。”政治也是如此，社会当中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聚合体。既有民风淳厚的良民，也有蛮横霸道的刁民。在武帝时期地方上更是一度被豪强大族所控制。这些大族鱼肉乡里，并且有一定数量的人员和朝中势力，很难以温和的手段治理。所以，国家内部需要酷吏的存在。但是，酷吏的品德很难得到保证，一旦赋以重权便很难加以钳制，极其容易膨胀甚至专权。因而，国家还要大力表彰循吏，特别是褒奖其品格和德行以为百官的表率。简单来说，酷吏是非常时期的应急手段，是针对国家重大问题的一剂猛药。国家平稳后这些人很快就会被投闲置散，以备他时。循吏是国家立下的表率，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不过中央还需大力宣传推广，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循吏来治理天下。
循吏黄霸像
事实上，西汉时期的循吏与酷吏是一种良性循环、合理搭配，你升我降的运作模式。武帝时期，酷吏当道主要就是为了削减汉初就已经盘根错节的贵族势力。在这一阶段，史书中的循吏一般还在历练当中，既没有卷入到酷吏兴起的牢狱之中，也能够更有效地深耕地方、增加阅历。而到了霍光秉政、昭宣中兴时期，酷吏便开始逐渐被压制。很多酷吏都是在昭宣时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田延年自刎，严延年弃市都发生在这一时段。在他们之后，黄霸等循吏占据了朝廷的主要位置，将昭宣中兴推向了另一个高峰。可以说，昭宣中兴的成就既包含了循吏的劝克桑农，仁义道德。也包含了酷吏的惩奸除恶，杀伐决断。他们共同撑起了一个盛世，应该得到后世公正的评价。
霍光秉政，昭宣中兴
汉朝的兴亡前后共计将近四百余年，对于后世的启示与影响也比较多。不过由于长期的分裂和战乱，国家内部的制度建设出现了停滞。到了唐代中期，这样的治理模式又再一次地被广泛应用。这就是武周时期，武则天需要酷吏集团为自己排除异己，同时也需要能够良好治理天下的股肱重臣。所以，来俊臣、索元礼、周兴等酷吏和娄师德、魏元忠、狄仁杰等良臣同时并立于朝堂。阴阳两道再次融合，国家也在这一时期不断前进与发展。不同的是，武周时期的酷吏一般没有地方行政经验，并非能臣干吏，只是专门负责罗织罪名，大兴牢狱为皇帝扫清障碍的佞臣。所以，在这一时期循吏集团和酷吏集团之间更多的是斗争与反抗，缺少了汉朝时期的配合与协调。不过，武周时期依然能够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成为中国历史上发展较好的一个时代，足见这种模式还有其可取之处。
唐代酷吏请君入瓮
综上所述，西汉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皇帝同时重用酷吏集团与循吏集团，在不同的时期，二者的主次分工也有所不同。酷吏为政严苛，主要针对豪强刁民。循吏仁义忠厚，主要负责稳定社会。在武帝时期，酷吏大行其道，循吏深耕地方。宣元之际，循吏出入中枢，酷吏逐渐黯淡。这样合理的分配与协作使得西汉自“文景之治”后再次出现了“昭宣中兴”。可以说，两方集团都对于这盛世景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于整个历史的发展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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