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根错节

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非虚构类主奖获奖作品《壮丽的荒芜事业 王安石变法的启示》节选

作者    王龙

                               盘根错节

公元1069年7月，历经一年零三个月的酝酿筹备，随着《均输法》率先在全国颁布实施，王安石正式拉开了变法的大幕。

古老的帝国，正经历着一场亘古未有的山河巨变。

朝廷的信使日夜不停地奔驰在驿道上，一部部新法应接不暇地飞送各路州县，官吏们手忙脚乱地接过这些新鲜而陌生的新法条文。

王安石迅速推出了涉及财政、税收、农业、兵制、科举等诸多方面的改革法令：

均输法于熙宁二年（1069）七月颁行；

青苗法于熙宁二年（1069）九月颁行；

农田水利法于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颁行；

免役法于熙宁二年（1069）十二月在部分地区试行，熙宁四年十月正式颁布实施……

随着新法络绎不绝地颁布施行，变法派和反对派的激烈对抗迅速升温。北宋政坛黑云压城，山雨欲来，笼罩在一片喧嚣和躁动中。

在所有新法中，青苗法是一项事关国计民生的根本大法，也是王安石最充满信心的一项变法举措。因为这项法令凝聚着他对解决帝国危机的深层思考，还有他早年治理鄞县时的成功实践作为牢固基础。

北宋时期，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同时还通过高利贷盘剥贫苦农民。王安石早在做鄞县县令的时候，常常奔走在民间基层，对百姓困苦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亲眼看到，每当青黄不接的时候，豪强大户乘势向农民放高利贷，规定以两倍以上的利息偿还。农民无力偿还时，只得被迫把赖以谋生的土地抵押给高利贷者。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许多穷苦百姓因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王安石决心让农民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的生存困境。他冒着很大的风险，在鄞县开始实施一项前所未有的变革措施：“贷谷于民”，即在农民急需粮食种子的春季，将官府的储粮借贷给农民，约定待秋收之后本息偿还。这样农民能以付出少量利息度过粮荒，而官府仓库的存粮也能新陈相易。

这项官民两利的新政受到鄞县百姓的热烈拥戴，他们对于王安石的恩德莫齿不忘，在鄞县自发为王安石建造生祠，虔诚供奉，香火鼎盛。

青苗法在鄞县的成功尝试，给了王安石巨大的信心。多年后，当他入主朝廷中枢，执掌治国大权，对这项法令念念不忘，一心要将其向全国推广。

但令王安石始料未及的是，这项最引以为豪的青苗法，却最先引爆舆论的火山，在朝廷掀起第一轮反对的怒潮。

熙宁三年二月一日，判大名府的老臣韩琦上了一道长达几万言的奏章，极言青苗法的弊端。这封奏疏如同晴空霹雳，将宋神宗的愉快心情一扫而光。皇宫里明灭不定的灯光连续几天晚上没有熄灭，宋神宗挑灯夜读韩琦的奏疏，不由得长吁短叹，寝食难安。

在这封奏疏中，韩琦针针见血地历数青苗法实施以来的种种弊端。他指责青苗法误国害民的根源在于强行摊派，使老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韩琦详细描述了一些官员在推行青苗法时的不法行为：富裕上户不愿借贷青苗钱，当地官府便百般威吓，加害于人；贫穷百姓因为难以还贷只好卖田卖地，偿还本息，导致民不聊生。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韩琦随同奏章呈上一道“杀手锏”：在青苗法实施过程中，地方官员强迫百姓贷款的告示原件。

朝廷百官反对青苗法的风潮不过是冰山一角，下面蕴藏着更为深层的玄机。

王安石变法不仅触动了权贵集团的奶酪，还与北宋不抑兼并的基本国策产生强烈冲突。赵宋祖宗明确提出“与士大夫治天下”，宋太宗赵光义曾为此解释道：“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赵宋王朝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不但保障官僚富豪阶层的政治特权，还特许他们拥有获取兼并利益的经济特权。

如今王安石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试图触犯作为“衣冠之人”的豪强兼并之家的利益，自然捅了一个最大的马蜂窝，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

读罢韩琦这道材料充分、语气诚恳的奏章，宋神宗深感事态的严重性。

如果说其他人反对新法尚有不问是非之嫌，但对于元勋重臣韩琦，宋神宗绝不可等闲视之。韩琦不仅只是他的普通臣僚，还对他有着不可忘记的深恩厚谊。

原来，宋仁宗赵祯晚年无子，他迟迟不肯另择储君。当时宫廷各方明争暗斗，觊觎皇位者大有人在。危急之时，宰相韩琦联合大臣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人，从稳定天下人心出发，不顾皇家忌讳，不厌其烦地奏请仁宗立储。最后宋仁宗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曙为皇子，这就是后来的宋英宗。

由于命运的偶然垂青，宋英宗一波三折才得以承继大统，不料即位不久就因精神患病，与仁宗皇后曹氏产生重重矛盾。在宋英宗几近被废的危险时刻。韩琦又悉心调停他们的母子关系，坚决维护宋英宗的帝位。直到四年后英宗逝世，韩琦又拥戴其子赵顼继承帝位，是为宋神宗。宋神宗怎能忘记韩琦对他们赵氏父子两代人的拥立之功，又怎能不对他的劝谏三思而行？

第二天，宋神宗召集执政诸臣曾公亮、王安石、陈升之等入朝，把韩琦的奏章递给他们看，心情沉重地说：“韩琦真忠臣也！虽在外，不忘王室。朕以为新法可以利民，不意其害民如此！”

此时的王安石倍感压力，心情十分复杂。对于青苗法实施后出现的诸多问题，他同样夙夜不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个庞大的帝国实在是太复杂了。韩琦的奏章并非空穴来风，青苗法的实施因人因地而异，有的官员不体谅朝廷的惠民本意，一心通过多散青苗钱邀功争利，获得升迁机会；有的人挖空心思试图从中渔利；有的人则因事务繁杂而怨声载道，敷衍了事。

变法是否有效，不仅在于好的顶层设计，更在于没有偏差的有效执行，这就需要整个官员队伍的良好配合。司马光等人不断攻击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不惜党同伐异，专用小人，可王安石的满腹苦衷却无人理解。

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但宋王朝的国家机器早就锈迹斑斑，难以运转，严重阻碍了行政效能的正常发挥。满朝上下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除了不断反对谩骂围攻新法，又有几人愿与王安石为伍，为他所用？依靠官僚体系变法，必然触及祖宗树立的正统意识形态，很难获得官员们的广泛认同和拥护，因为他们不可能帮助王安石去切分自己的利益蛋糕。

苏轼多次上书指责王安石“求治太急，进人太锐”，王安石只能悲凉地感慨道：“洪水是不等人的，不可能等到有了治水之人才爆发。上古时期的大臣中只有鲧能够治水，所以即使他是本族祸害，也不能弃之不用啊。”

韩琦上书之后，眼见宋神宗开始动摇，大有罢废青苗法之意，王安石心急如焚，据理力争。他承认新法在执行中确实发生了一些问题，但这不是新法本身有错，而错在执行不当。变法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也只能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才能得以深化完善。王安石苦苦劝谏神宗，青苗法是新法中第一个全国性大法，如果半途而废，变法事业必然遭到严重挫折，反对派一定会借机卷土重来。

年轻的神宗皇帝头一次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白天他刚被王安石说服，晚上回到内宫面对一大堆反对派的奏章，他几番犹豫之下又觉得青苗法必须停止，否则天下肯定要出乱子。

变法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一场充满火药味的角逐在暗中发酵。在一次朝堂争论中，其他大臣又开始对青苗法大加指责，宝座之上的宋神宗沉默不语，不置可否，王安石终于忍不住勃然大怒，慷慨激昂地对神宗说：“臣论此事已数十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言罢拂袖而去。第二天，宋神宗就收到了王安石称病辞职的奏章。

面对各方力量的进逼，宋神宗心事重重，十分苦闷。作为赵宋子孙，他原本牢记祖宗教诲，对大臣专权倍加警惕，但变法以来对王安石无不言听计从，不惜委曲求全，容忍相权一再扩张，连另一位宰相曾公亮也不禁感叹：“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宋神宗对王安石动辄称病求去无可奈何。心乱如麻之际，宋神宗令司马光代笔起草一道诏书，驳回王安石请辞的奏章，敦促他尽快上朝视事。

一直在暗中等待机会的司马光，陡然看见一丝反攻的亮光。他决心利用这一天赐良机给予王安石狠狠一击。铺开笔砚，思虑良久，司马光使用春秋笔法，把自己的情绪酿入笔端，借宋神宗的口吻把王安石痛斥了一番：“朕以卿才高古人，名重当时，召自岩穴，置诸庙堂，推忠委诚，言听计用，人莫能间，众所共知。今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处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

这哪里是劝王安石复出的诏书，分明是整个反对派对王安石的口诛笔伐！皇帝这么信任你，你却登鼻子上脸，丢下个变法烂摊子自己去躲清闲，你还把皇帝放在眼里吗？

司马光搁下笔墨，不由得意地颔首微笑。他深知这位“拗相公”的脾气举朝皆知，他故意要借皇帝的名义激怒这头犟牛，从而一举将他逐出朝堂。

生性耿直的王安石果然中招了。接到这道诏书，他错愕不已，愤怒之余立即奋笔“抗章自辩”，更加坚决地提出辞职归田的要求。

看到王安石的奏章，宋神宗大吃一惊。如果失去了王安石这道顶梁柱，刚刚开始的变法大业岂不成了空中楼阁？宋神宗是一位不惮改过的君主，他十分后悔自己百密一疏，立刻亲笔给王安石写了一封语气诚恳的道歉信：“这封诏书乃因我催促太急，又未能详细审阅，今日一见，非常惭愧！”

司马光显然低估了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依赖。他无论如何想不到，皇帝竟以万乘之尊，白纸黑字地主动向臣属道歉。事实上，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关照非同一般。有时王安石生病了，宋神宗便坐立不安，一天之内数度派遣御医上门探视诊治。他数次推心置腹地对王安石说，您不但是我的臣子，更是我的老师。像我们这种互相信任的君臣关系，古往今来能有几人？

宋神宗再三派来使者恳辞挽留，王安石的怒火才渐渐平息。当司马光正暗自欣喜计谋得逞时，却沮丧地发现王安石重新出现在朝堂之上。宋神宗不但与王安石尽释前嫌，还情出于心地当面解释道：“青苗法一事，我确实为众论所惑。这些天反复思量，此事一无所害。”

一场因为青苗法而起的风波，终于以王安石的胜利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