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马化腾差点把QQ给卖了
如今的腾讯，已经是互联网巨无霸。但在1999年，马化腾却差点把QQ给卖了。
当时马化腾拿着炒股赚来的70万，开发了OICQ。虽然用户增长很快，但公司却面临不知道怎么盈利的困境。用户越多，砸的钱也越多，最后连员工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为了摆脱困境，马化腾找到深圳电信数据局，准备卖掉QQ，作价100万，但人家只肯出60万，所以生意没谈成。
后来他又找了金山公司的雷军，但雷老板太忙了，对他们搞的东西也不太感冒，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
好在没卖成，要不然就不会有今天的马化腾。
但这事说明，就算马化腾自己，当初也不确定有一天会成功，不知道手里揣着一块宝。
类似的现象，在华为身上也有所体现。
我们今天知道，华为的手机业务如日中天，但当初任正非对于是否要进入手机制造终端领域，其实犹豫了很长时间，后来下定决心进入，也是从低端定制手机开始做起的。
这种手机，通常是充话费送的，不赚钱也打不开影响力。2008年，华为的现金流出现紧张，任正非首先想到的，就是把并不赚钱的手机终端业务卖掉。
消息出来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竞购方多达20多家，华为最终选择了美国私募股权公司贝恩资本和银湖资本。
好死不死，当时华尔街突然刮起金融风暴，导致交易流产。
就这样，华为才将手机业务继续攥在手里，并创造出了今天冠绝全国的手机销量，和惊艳全球的5G折叠手机。
一个人，一个事业成功了，后人喜欢吆喝、唱赞歌，但事实证明，就算精明自信如马化腾、任正非，在事业真正成功之前，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真能成。
最近，书单君一直在看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的《离经叛道：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如何改变世界》，发现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包括一些艺术家，都和马化腾和任正非类似：
他们并没有超越常人的预判能力，也没有感知成功的特殊嗅觉。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跟任何普通人一样，在每一次事业成功之前，无一不充满恐惧和焦虑，无一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反之，那些事业开始之前就大吹特吹一定能成功的，多半不是疯子就是骗子。
但可悲的是，我们都喜欢鼓吹和放大成功者身上的偏执特征，忽略他们的普通人属性。
以至于，后来的模仿者，都只知前人身上的偏执性毛病，却无视背后简单的常识。
书单君今天推荐亚当·格兰特的《离经叛道》，也是想让更多的人回归常识，正确认知“创业创新”，以及成功者是怎么回事。
02
高手都知道给自己“留后路”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破釜沉舟，创业是条不归路”
“炒掉Boss，裸辞创业，从0奋斗到上亿身家”……
书单君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年轻人被这些打了鸡血注射液的话激励过，又有多少年轻人被忽悠得五迷三道。
反正，每当有年轻人询问书单君该不该裸辞创业时，我都会一再劝他们考虑清楚，尤其是别被那些马后炮式的成功学给忽悠了。
创新创业很好，很值得鼓励，但风险估算永远是第一位的，至于成功后的荣华富贵，幻想越多，只怕失望越大。
1999年2月21日，已经有多次创业经验的马云，正在家里慷慨激昂地向妻子、同事、学生和朋友等18人，描绘未来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光明前景。
他讲到了新浪的走势，还说到自己未来的前途，唾沫飞溅，酣畅淋漓，听者亦热血沸腾。
此前，马云和同事已经帮某政府部门做过电子商务网站，而且网站还赚了钱，所以此刻的马云坚信自己的事业大概率是可以成功的。
但就算如此笃定，他依然当场做出规定：
“启动资金必须是闲钱，不许向家人朋友借钱，因为失败可能性极大。我们必须准备好接受'最倒霉的事情’。”
这就是马云，永远激情满怀，但又极其冷静理性。
裸辞创业，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成功，更不是成功后怎样到处吹牛逼，而是“最倒霉的事情”发生后，自己能不能承受。
做任何冒险的事业之前，务必给自己留一手，起码留一条可以体面生存下去的后路。
近日，华为旗下海思半导体总裁何庭波的一封内部信透露，华为多年前就已经做出过极限生存的假设：某一天所有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无法获得，华为将启动“备胎”计划，利用多年来默默投入巨资自主研发的芯片和技术，将备胎“转正”，确保大部分产品的战略安全，兑现持续为客户服务的承诺。
在华为被美国列入不得提供产品的“实体名单”后，这封突然而至的内部信，读来特别提气，它体现的是一个企业，乃至一个民族“技术自立”的决心和智慧。
极限假设，就是在考虑最坏的情况，而备胎计划，正是在给自己开辟生存下去的第二条道路。
亚当·格兰特在《离经叛道》一书中说，和我们想象中那些破釜沉舟的形象不同，其实大部分成功的企业家或创新者，都是“留后路”的高手。相反，破釜沉舟不是勇气，是傻气。
最关键的是，华为的事实也充分证明，“留后路”的心态和做法，不会妨碍创新创业，反而有利。
1976年，沃兹尼亚克发明了第一代苹果电脑后，与乔布斯一起创办了苹果公司，但直到1977年，他还依然是惠普公司的全职员工。
< 右一为沃兹尼亚克 >
他回忆说，“我的确有很大的心理障碍，我不想离开公司。因为我感到害怕。”
惠普公司的职位，给了他充分的安全感，也是他放手搞发明创造的底气。
好多人喜欢比尔·盖茨大学辍学创业的故事，但其实当年他卖出第一个软件程序时，并没有真的辍学，而是等了整整一年后才离开学校。
而且，他办的也不是退学，是休学，如果事业失败了，还可以继续回学校完成学业。他父亲给了他一笔资金，他才正式开启自己的事业。
1996年，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就已经开始琢磨怎么改进互联网搜索了，但直到1998年，他们两人还依然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
佩奇后来回忆说，“我们差点没办成谷歌公司，因为我们担心完成不了博士研究项目”。
在1997年，两人甚至考虑过以20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谷歌，因为它影响到了更加有保障的学术事业。
< Google公司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拉里·佩奇 >
在有保障的前提下开启冒险事业，这在中国也很常见。
比如，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当年那些在这里开办科技公司的老一辈企业家，其实大多都挂着原单位的科研职务，比如联想的柳传志，一直就是科学院计算所的员工。
格兰特说，企业家和普通人，脾性上都差不多，都是不喜欢冒险的。最成功的创新创业者，绝不会是大胆鲁莽的冒失鬼。他们的厉害之处，不在于他们的风险偏好，恰恰在于他们有着规避风险的强烈意识。
创业创新，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才最有可能成功，惶惶不可终日，连生存都有问题时，创业创新就是奢谈。
网络上充斥着各类潇洒的创业神话，只可惜，多是后人添油加醋的鸡汤故事。
03
量大才能出奇迹
那么，假如自己真的有创业创新的冲动，又该如何正确面对呢？
在《离经叛道》一书中，亚当·格兰特并不反对人们创业创新，相反他是极力鼓励人们做个与众不同的“离经叛道”者的，并且提供了大量操作性很强的建议。
只是，他时刻不忘提醒的是，“离经叛道”的成功秘诀恰恰就在于知道如何和光同尘，收锋芒、藏锐气，遵循常识，知道像普通人一样兢兢业业、埋头苦干。
比如，过去很多创新创业者，总是习惯性幻想：只要下定足够决心，具备破釜沉舟的心态，就能像所有天才一样，短期内击中目标、收获名誉。
但格兰特却认为，这世界并没有什么天才，在天才成功的背后，多的是他们付出了一倍、两倍甚至数十倍的失败尝试。
可以说，大多数市面上我们见到的优秀成功产品、作品，背后都不是天才灵光乍现的结果，而是无数失败的产品、作品“堆”出来的。
周杰伦是华语歌坛不可多得的奇才，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
但很多人也许不知道的是，他最早在吴宗宪的公司里写歌，被要求创作的速度，是一天一首，跟母鸡下蛋似的。
大浪淘沙之后，才有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双节棍》、《世界末日》、《蜗牛》……
毕加索的传世作品，许多人都能说出几件。
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在这些少数的传世经典背后，是他一辈子创作了1800幅油画、1200件雕塑、2800件瓷器、1.2万张图纸，以及大量的版画、地毯和挂毯。
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除此外，他还有248部出版物，影响甚微。
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留声机、碳精电话，一辈子总共申请了1093项专利，但人们记住的也就那几样。
一次性击中目标，那是神话故事。
任何创业创新，只有积累到了一定的量，才有可能偶尔出现一两个出挑的成功作品。
笃行出成果，量大才能出奇迹。
量变，未必一定引起质变，但想要质变，没有量变这个基础，很少有可能实现。
话句话说，要想成功，唯勤奋和耐得住打击而已，别无它路。
名为“离经叛道”，实为“守规重道”，坚守常识。
总结起来，格兰特通过《离经叛道》这本书，其实揭示的也就是这个看起来有点矛盾的结论。
当你自信满满，幻想飞黄腾达时，不妨先想想自己不过一介庸人。
当你打算破釜沉舟、裸辞创业时，不妨先考虑考虑退路。
当你幻想灵感乍现、一夜暴富时，不妨回到勤奋苦干、量变才能质变的常识。
哪有什么奇迹天才，不过只是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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