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传统形式逻辑为指导对《墨经》逻辑进行研究，有学者称之为“普通逻辑语境下的墨辩逻辑学研究”[1]，仅仅是墨家逻辑研究的一个方面。在另外一个方面，研究者们为了探讨《墨经》中固有的逻辑思想及其成因，他们暂时地撇开了基于西方逻辑而形成的逻辑观念，直认《墨经》中“名”与“辩”的理论为逻辑，这是对《墨经》逻辑的“名辩语境”下的研究。只有对《墨经》逻辑研究进行全面的总结和系统反思，才能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上述对《墨经》逻辑的两种研究模式，既有探讨《墨经》中与西方逻辑相一致的逻辑思想的“求同”研究，更有探讨二者不同之处的“求异”研究，不同研究模式在这两方面各有侧重。笔者还以为，研究《墨经》逻辑不能不涉及其前驱墨子及从墨子到《墨经》的发展。因此，本文拟从求同研究和求异研究两方面，对包括《墨经》在内的整个墨家逻辑的研究作一反思，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一、墨家逻辑研究的回顾
（一）求同研究
所谓求同研究，是指对墨家逻辑与西方逻辑共同点的研究。西方逻辑（主要是传统形式逻辑）中有关于概念、判断、推理和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理论，中国学者试图证明墨家学说中也有这样的理论。
在《墨子之论理学》中，梁启超在墨家逻辑的研究史上最先考察了《墨经》“名”、“辞”、“说”三范畴。他认为《墨经》中的“名”即逻辑学中之名词（即概念）；“辞”即逻辑学中之命题；“说”即逻辑学之前提。[2]后来研究墨家学说中之逻辑理论的学者基本接受了梁启超的这种观点，大家认为《墨经》中所谓“以名举实”是概念论，“以辞抒意”是判断论，“以说出故”是推理论——这最后一点相对梁启超的说法是有所改进的。
学者们还认为，《墨经》中有关于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论述。胡适发现了《墨经》中关于“争彼”的论述涉及到了逻辑规律，但他说得不清楚，总是将矛盾律与排中律相混淆。章士钊以其较为深厚的逻辑素养，对胡适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并对《墨经》中有关矛盾律和排中律的论述作了准确说明。章士钊说：“适之所取于《经》与《说》，以定为矛盾律者，不外两语，一曰不可两不可，一曰不俱当必或不当。之两语者性各不同，不能同隶一律。盖矛盾律之式曰：‘甲者甲也，不得又为非甲’；不容中律之式曰：‘凡物非甲，则为非甲’。前言正负两质不能同时俱存，后言正负两质不能同时俱亡。以《墨经》用语诠之，前言正负不能俱当，即不可两可；惟后始言正负不能俱伪，即不可两不可也。是不可两不可者，非名学上之矛盾律，而名学上之不容中律也。不俱当必或不当，以说明不可两可则可，以说明不可两不可则未可也。是不俱当必或不当者，又非名学上之不容中律，而名学上之矛盾律也。” [3](P473) （引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章士钊这里所谓的“不容中律”即形式逻辑的排中律。很明显，章士钊认为《墨经》作者对矛盾律和排中律作了接近于西方逻辑理论的论述，我们认为，这是有道理的。
以往对墨家逻辑的求同研究也出现了偏差。西方逻辑主要通过研究推理的逻辑形式来研究推理，如此，在判断和概念方面，也有相应的理论；而墨家逻辑则不通过研究推理的逻辑形式来研究推理，因此其关于概念和判断之理论也不同于西方。研究者没有认识到上述区别，故而在对墨家逻辑与西方逻辑相同之处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错误。从早期梁启超把《墨经·小取》所论之“或”释为特称命题，“假”释为假言命题，章士钊把《墨经·大取》所论“故”、“理”、“类”释为三段论，到后来沈有鼎认定《墨经》中有周延的理论都是如此。
《墨经·大取》中说：
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
这就是所谓的《墨经》“三物”。章士钊释“三物”为三段论：“故曰：‘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此其结构，全然与逻辑三段合符；以是三段论法，亦可曰三物语经。”[3] (P151)
《墨经·小取》中说：
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乘马，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有乘于马，因为乘马矣。逮至不乘马，待周不乘马而后为不乘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
沈有鼎认为，这是对词项在语句中周延性的“精辟的讨论”。[4] (P330)
今天看来，西方逻辑关于性质判断主、谓项周延性的理论与其研究性质判断推理的形式化方法有密切联系，或者说是直接服务于其性质判断推理理论的；而墨家逻辑所研究的主要是类比推理理论，研究的方法也没有用形式化方法。墨家逻辑中没有西方逻辑那样的性质判断推理理论，因此墨家逻辑中不会有周延理论。
虽然求同研究有所偏差，但这种研究发现了墨家逻辑与西方逻辑的共同之处，证明中国古代先哲们也善于对思维进行反思，中国古代也有逻辑。因此求同的研究功不可没。
（二）求异研究
所谓求异研究，是指对墨家逻辑自身特点及其产生原因的研究。
１、对《墨经》所论推理之特点的解释
《墨经》在论述“辟”、“侔”、“援”、“推”这样一些论辩方法时，研究了推理。因为，这些方法包含了推理的成份。那么上述论辩方法包含了什么样的推理，或者说，《墨经》主要研究了什么样的推理呢？沈有鼎认为上述论辩方法都包含了类比推理。“‘譬’是比喻，……类比推论与比喻之间本来没有固定的界限”[4] (P345)；“‘援’是援引对方所说的话来作类比推论的前提……‘援’和‘譬’都是类比推论”[4] (P346-347)；“‘推’是归谬式的类比推论”[4] (P347)。后来有学者认为，《墨经·小取》中所论“侔”，也应用了类比推理。如崔清田主编《名学与辩学》对“侔”的解释是：“所立之辞和立辞之故，两辞意义齐等，故可以由出故之辞成立，比拟得出所立之辞也成立。”[5] (P319-320)
沈有鼎认为，墨家所论的类比推理是非常特殊的，他分析了《墨经》类比推理的特点。其一，沈有鼎认为《墨经》所论类比推理是根据所类比的两个对象在本质上相同而进行的：“古代中国人对于类比推论的要求比较高，这是因为在古代人的日常生活中类比推论有着极广泛的应用。……善于运用类比推论的，一定是能在表面上不相似的东西之间发现本质上的‘类同’的人。在类比推论中最容易出的毛病，就是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有着表面上相似，因而误认它们为相同的，而实际上与所讨论的问题无关，结果就不免要犯错误。”[4] (P336)其二，《墨经》类比推理建立在对事物本质和规律认识的基础之上：“强调‘类’一方面固然是强调某些事物间的‘类同’或本质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却正是强调各类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也就是强调事物本质的差异性。古书中‘类’字有时就可以用‘本质’两字来翻译。‘知类’其实就是‘明理’，就是辨别不同的本质，也就是认识每一种本质的特殊规律。这样才能在类比推论和归纳推论中避免一些易犯的错误。”[4] (P336-337)
2、关于《墨经》“三物”
偏重于墨家逻辑与西方逻辑共性研究的学者要么把《墨经》“三物”释为三段论，要么用西方逻辑中的论证理论解释它。而赵纪彬则有不同的看法。赵纪彬针对《墨经·大取》有关“三物”的论述指出：“这是说逻辑的判断，从事物的内部原因里面，有了根据；依据这种原因的客观规律而成长，并且以事物的类别为范围而进行推理。”[6] (P92-93)这段论述表明，对于《墨经》“三物”，赵纪彬已有了这样的认识：后期墨家把对事物“故”、“理”的认识当作了把握事物“类”的手段，“故”、“理”基本上是自悟阶段的范畴，“类”则兼有“自悟”和“悟他”两种性质。
3、墨家逻辑特点的形成原因和墨家逻辑的产生和发展
（1）墨家逻辑为什么钟情于类比推理？
墨家论辩多用类比推理，到《墨经·小取》中，后期墨家在研究“譬”、“侔”、“援”、“推”等这些论辩方法时，又研究了类比推理。墨家为什么钟情于类比推理？崔清田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社会对推理有一种特殊的需求，二是实证科学的缺乏。当时社会伦理政治受到特别关注，这要求人们的推理论说主要服务于伦理政治各种思想的教化与宣扬，以及不同主张之间正误当否的争辩，要求论说要直观、简明、生动，从而更好地晓喻和说服他人，取胜论辩对手。类比是符合这种要求的论说方法。[7] (P5)
除了社会对推理论说的特殊需求，实证科学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古代希腊，虽然也有论辩对推理的要求，但更有科学的发展，特别实证科学发展对推理的需求，科学发展要求一种可以产生科学知识的推理，此即演绎推理。亚里士多德概括了古希腊的科学成果，特别是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成果，建立了以演绎推理（三段论）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形式逻辑。[7] (P5-6)
（2）墨家逻辑的产生和发展
人们认识到墨家逻辑主要研究了类比推理，类概念是其推理理论的基础，这样人们从类概念发生、发展的角度研究了墨家逻辑的发生和发展。吴建国认为逻辑范畴意义上的类概念形成于墨子：“墨子的主要思想几乎都是通过类比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类概念第一次作为逻辑范畴在这里得到了自觉地思辨地应用。”[8] (P75)赵纪彬更进一步认为墨子已经在研究类概念了。赵纪彬认为墨子在运用类比推理时往往注重明故，他这是要通过“明其故”来“察其类”。这是因为：“其一，在‘明故’‘察类’以后，表面上孤立的事物即显示出了彼此的内部关联性；以此为根据，类推方法遂得以普遍的运用，……其二，‘明故’‘察类’以后，现象上相反的事物亦保持着本质的一致性；……”。[9] (P67)吴建国认为墨家逻辑到《墨经》形成体系，达到高峰：“《小取》篇是墨家逻辑思想的‘总计、总和和结论’，也是中国整个前此以往逻辑思想发展的最高成果。”[8] (P84)
但是，墨家逻辑从墨子奠基到《墨经》达到高峰，还有一个中间环节，这个环节虽然不是墨家逻辑但对墨家逻辑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温公颐谈到了这个中间环节，这就是惠施、公孙龙等辩者。温公颐认为，墨子提出了“类”、“故”、“法”等逻辑基本概念，给古代逻辑科学奠定了始基。但墨子本人对于这些重要概念并未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继承发展这一任务的就为惠施、公孙龙一派辩者，最后由战国晚期的《墨经》作者集大成。[10] (P173)
4、对墨家逻辑的求异研究也有缺陷
对墨家逻辑的求异研究在很多情况下离开了西方逻辑，所以出现了偏差，这就是把中国古代不属于逻辑的思想或虽然其中包含了逻辑因素但整个不是逻辑的思想当作逻辑来研究。把古代的辩证法当作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就属于前一种情况；后一种情况如把古代的名辩理论当作专门的逻辑理论研究，这在以往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某些时期甚至非常普遍。赵纪彬说：“在先秦思想史上，‘名辩’即是‘逻辑’，二者实质上是同义语。”[9] (P3)沈有鼎说，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正言断辞的逻辑学，特别是墨家的辩学和荀子的名学”。[4] (P221)汪奠基说，在先秦，“名言”合用，“就成了与逻辑同义的术语了”；[11] (P21) “‘刑名’就是古人讲的‘逻辑’一类的名辩之学”。[11] (P24)赵纪彬、沈有鼎和汪奠基是20世纪40-70年代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代表人物，当时他们显然都认为：墨家的名辩学也就是墨家的逻辑学。
墨家的辩学，主要研究如何在论辩中克敌致胜，不仅研究了思维规律，也且研究了表达问题；墨家的名学虽研究了概念问题，但也涉及了语言问题，而且其主要目的是为政治服务的，更多地涉及了政治内容。据此，墨家的名辩学说显然与“逻辑研究思维规律”观念下的逻辑学说不是一回事，墨家的名辩不等同于墨家的逻辑。但是，把墨家名辩当作逻辑学来研究却是当时学者为研究墨家特有的逻辑理论所作的一种尝试，而这种尝试也结出了硕果。上述求异研究的很多成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做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把“名辩就是逻辑”这种“缺陷”当作研究墨家逻辑历史过程中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
二、关于墨家逻辑的研究
（一）关于以往的墨家逻辑研究
研究墨家逻辑目的是要研究其特点和产生发展的原因，为今天的逻辑研究提供借鉴；揭示中国古代思维的特点，推动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墨家逻辑毕竟是逻辑，研究墨家逻辑需要有成熟的逻辑理论作指导，这就是西方逻辑。所以中、西逻辑比较研究在墨家逻辑研究中必不可少。而产生于中国古代特有历史条件下的墨家逻辑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所以对墨家逻辑的求异研究也不可或缺。求同研究和求异研究贯穿于墨家逻辑研究的始终，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所侧重。一百多年来，墨家逻辑研究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一是20世纪最初40年，本时期的研究侧重于求同研究；二是20世纪40-70年代末，本时期，求异研究是主流。三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本时期侧重于求同研究；四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本时期又侧重于求异研究。
以往的墨家逻辑研究，初步揭示了墨家逻辑的体系、特点和产生发展的原因。但这些成就是在不断克服错误的基础上取得的。我们对墨家逻辑的文本的认识，对西方逻辑的掌握，对与墨家逻辑有关的各种文化因素的认识，以及对当时社会环境与墨家逻辑的关系的认识，所有这些认识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我们对墨家逻辑的研究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上所述，不管是求同的研究和求异的研究，都出现了偏差，但决不能因此说对墨家逻辑的求同研究或求异研究是在“伪造历史”，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者的努力，研究墨家逻辑的目的在逐步地实现。
（二）关于今后的墨家逻辑研究
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墨家逻辑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在墨家逻辑研究的前三个历史时期完成的，但仍有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比如，为什么墨家逻辑所研究的类比推理具有演绎性质？或者说，这种类比推理建立在所类比两个对象本质相同的认识的基础之上，这与西方逻辑所讲的类比大相径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再者，既然墨家逻辑的类比推理理论是建立在对类比的两个对象本质相同的分析基础之上的，那么与认识对象本质有关的理论和方法都应属于墨家逻辑的理论体系。如果这样，墨家的逻辑理论体系会是什么样的？该如何评价这样的逻辑体系？对《墨经》“三物”的研究是解释墨家逻辑特点的一个关键，但《墨经·大取》对“三物”的论述甚为简单，从文本上作进一步解释的可能性很小，因而应该将其放到墨家名辩学中，联系墨家推理理论之特点作进一步的解释。在这方面，赵纪彬曾经作过的解释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墨家逻辑研究的第四个历史时期刚刚完成了一个序幕，此即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末的中国古代名辩学研究。中国古代名辩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古代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名辩学体系，它的核心部分是逻辑学；但名辩学中的逻辑却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尚不够完备的逻辑学。[12]笔者以为,应该在对中国古代名辩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墨家逻辑作进一步研究。
对中国古代名辩学的研究，使得人们自觉地把中国古代名辩学与中国古代逻辑区分开来了，从而也可以使人们自觉地把墨家的名辩学与墨家的逻辑区分开来，进一步明确墨家逻辑的研究对象。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以往求同研究和求异研究中出现的一些失误。
包括墨家名辩学在内的中国古代名辩学的产生，是有其深刻历史背景的。把墨家逻辑置于墨家名辩学乃至中国古代名辩学中进行研究，可以更为准确地揭示墨家逻辑的特征，揭示墨家逻辑产生和发展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从而深化对墨家逻辑的研究。比如，中国古代的正名理论的研究对墨家逻辑类比理论的形成有何影响？正名理论的很多成果是不是也应成为墨家逻辑体系的一个部分，诸如对类的研究、对事物同和异的分析等等。古代对事物同和异的认识很多已进入辩证思维的阶段，《墨经》在对事物“同”和“异”的认识中就提出了“同异交得”。所谓“同异交得”：“即相异（对立）的性质具备（统一）于同一对象。”[13] (P293)也许这样我们还可以从逻辑的角度揭示，为什么中国古代有更发达的辩证思维：在中国古代就连进行一次最简单的类比推理，都得有对类比对象的辩证思考作基础。
【注释】
[1]曾昭式.普通逻辑语境下墨辩逻辑学研究的回顾和反思[J].哲学研究,2005(11).
[2]中国逻辑史资料选（近代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
[3]章士钊.逻辑指要[M].时代精神社，1943.
[4]沈有鼎.沈有鼎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5]崔清田等.名学与辩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6]赵纪彬.中国哲学思想[M].北京：中华书局,1948.
[7]崔清田等.中国逻辑史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8]吴建国.中国逻辑思想史上类概念的发生和发展[A].中国逻辑思想论文选（1949-1979）[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9]赵纪彬.赵纪彬文集（3）[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10]温公颐.惠施、公孙龙的逻辑思想[A].中国逻辑思想论文选（1949-1979）[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11]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12]张 晴.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古代名辩学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1).
[13]孙中原.《中国逻辑史》（先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