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杂谈 |
刚才听苦禅大课堂录音。想起一档子事情。利玛窦既然埋在中国，就是中国籍了。这是皇上（万历爷）亲自批准的殊荣。老外头一个入籍的。连莱布尼茨都没有这待遇。既然如此，利玛窦的哲学就是中国哲学正宗了。资料:
徐光启曾讲：“西泰子之言天地圆体也，犹二五之为十也”。瞿式谷声称世界地理新知在中国生根发芽，可以“破蜗国之褊衷”。1601 年李之藻接触到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后，便醉心于西方制图学，指出中国传统制图学的缺陷，“余依法（西法）测验良然，乃悟唐人画寸分里，其术尚疏”。
不少愚顽的士大夫讥笑利玛窦是信口雌黄，南京礼部郎中徐如珂指责传教士“其徒自夸风土人物，远胜中华”；福建建宁人魏浚著有《利说荒唐惑世》一文，认为其说“直欺人以其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连官方的《明史·意大里亚传》也断定利玛窦的五大洲的地理描述是“荒渺莫考”的谎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一部权威的著作也称利氏“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不少人甚至认为“大西洋”这一译名侵犯了中国的尊严，为此北京礼部还专门进行了有关大西洋地理名词真伪的争论。一些反对派所据即中国传统的盖天说和溶后的制图技术，根本不能理解也不想理解这幅世界地图的真实价值及其制作投影技术与方法。
英国诗人华滋华斯曾讲：“如大洪水骤至，两本书必须先抢救，一为基督教圣经，一为欧几里德几何书”。
这部被誉为“人类理性之杰构”的名著，是在何时传入中国的呢？早在十三世纪末的元代，欧几里德几何学就通过那些为蒙古人服务的穆斯林技术人员、波斯天文学家带到了中国。据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皇帝是第一个接触欧氏几何学的人，他“知解说Euclido之若干图式”。据十四世纪中期成书的《元秘书监志》（卷七）记载，当时官方天文学家研究的西方著作中，有兀忽烈的所著的《四擘算法段法》，“兀忽烈的”可能是“欧几里德”的另一种音译，“四擘”是阿拉伯语“原本”的音译。
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提到的，中国人只注重具体数，这种特征阻碍他们去考虑抽象的概念；中国人重视实践和经验的性格，又使他们倾向于重视“数”而忽视“形”，使中国数学史上没有出现公理化的数学理论结构，也未形成一个严密的演绎体系。公理化的方法是科学理论系统化的有效方法。任何一门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旦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具备了一定数量的范畴、原理和规律以后，就要求给予整理，构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经过公理化处理的理论，已经不是零散知识的堆积和罗列，而是按照演绎逻辑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系统。欧几里德几何学是科学史上理论系统化的最早尝试。《几何原本》所带来的这一演绎体系深深地吸引了中国的数学家。最使他们感到震动的并非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几何命题，而是《几何原本》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逻辑推理的说服力和科学结构的严谨性。
爱因斯坦在致友人的信中，认为西方文明之飞速发展，就是以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推理方法和进行系统实验的方法这两大成就为基础的。三百多年前的中国学者徐光启就认识到，此书的重要价值远远不止是一部数学教材。他认为，此书能使钻研理论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从事实践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指出中国人无一人不当学，并且预言“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
利玛窦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他婉拒与徐光启续译《几何原本》后九卷，却鼓励后者译技术著作。他对徐光启说，自己“薄游数十百国，所见中土土地人民，声名礼乐，实海内冠冕，而其民顾多贫乏，一遇水旱，则有道殣，国计亦诎”。他建议尽早译出“象数之流”的“水法一事”，“可以言传器写，倘得布在将作，即富国足民，或且岁月见效”。
熊三拔初闻徐光启要与其译技术著作，“唯唯者久之”，很耽心“此法盛传，天下后世见视以公输、墨翟，即非其数万里东来，捐顶踵，冒危难，牖世兼善之意耳”。徐光启对这位怕被世人误解的北京耶稣会会长做了一番开导：“人富而仁义附焉，或东西之通理也。道之精微，拯人之神；事理粗迹，拯人之形，并说之，并传之，以俟知者，不亦可乎？先圣有言：‘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器虽形下，而切世用，兹事体不细已。且窥豹者得一斑，相剑者见若狐甲而知钝利，因小识大，智者视之，又何遽非维德之隅也！”这番话使熊三拔决定教授水利法，“都下诸公闻而亟赏之，多募巧工，以受其法。器成，即又人人亟赏之”。
《斯大琪里人亚利斯多德辩证大全疏解》，分上下两编，上编五公论、十伦论，下编论三段法，是各家关于逻辑问题的论述及对亚里士多德命题、三段论的解释。原书共三十卷，傅、李合译仅成十卷。前五卷的五公论讲概念的种属关系和它的五种特性，解释的方法是按公元四世纪薄斐略（今译波菲利）所述亚里士多德范畴概念的：“五旌”之说“宗、类、殊、独、依”，即今所谓“属、种、种差、固有属性、偶性”的烦琐注释来分析的。后五卷的十伦是以亚里士多德范畴为纲，自立体、几何、互视、何似、施作、承受、何居、暂久、体势、得有，即今译的实体、数量、关系、性质、动作、遭受、地点、时间、状况，综合薄斐略以来“经院派”烦琐学者们的辩论写成的，增进了当时所谓范畴的辩论问题。
。《名理探》中所言：“名理探之向，有远近二界焉：设明辨之规，是近向界，循已设之规，而推演诸论，是远向界。”这就是穷理的归纳与演绎的两大方法。这种逻辑学方法的介绍，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认为“实有矫正当时理学冥想之弊之意”。①当时也参与主持译书活动的李天经在该书序中写道：“世乃侈谈虚无，诧为神奇，是致知不必格物，而法象都捐，识解尽扫，希顿悟为宗旨，而流于荒唐幽谬，其去真实之大道，不亦远乎？西儒傅先生既诠《寰有》，复衍《名理探》十余卷，大抵欲人明此真实之理，而于明悟为用，推论为梯。读之其旨似奥，而味之其理皆真，诚为格物穷理之大原本哉”。这种与理学家重自觉、重顿悟完全不同的求知方法，深深吸引了李之藻、李大经等一批有识之士，他们译刻此书，显然有利用西方逻辑学来改造中国哲学中弱点的隐衷，企图以“三论明——概念、判断、推理”来取代“吾儒穷理尽性之学”。
《名理探》的影响在逻辑史上却是相当持久的。这部书达辞“艰深邃奥”，李之藻与傅泛际反复琢磨，字斟句酌，整个译述过程持续了三年之久。这种“只字未妥，含毫几腐；或片言少棘，证解移时”②的一丝不苟的翻译作风，为中国留下了一批逻辑名词，如以直通、断通，及推通来译概念、判断与推论；以明辩，推辩，来译释演绎、归纳；以致知、致明、致用，分别来译科学、理论、实用等，至今看来在达辞方法上仍很有科学意义。根据中国逻辑史上的名词名字，结合西方逻辑术语，把物理学译为形性学，数学译为审形学，形而上学译为超形性学，自然科学译为明艺，精神科学译为韫艺，逻辑学译为辩艺、名理等等。此书同在其之前玄奘翻译的《因明》，和在其之后严复翻译的《名学》，成为中国逻辑发展史上的三大界碑。
二十卷书比较详细他讲述了亚里士多德的命题及其三段法，即所谓“细录世斯模”（Syllogism）。值得特别提出的还有，此书中最早提到了1589年伽利略发现的落体加速度现象，但未提出公式论证及其所依据方法和原理的说明；书中还最早提到了1666 年牛顿发现的光有五色的说法②（译书距该发现仅十余年，考虑到当时交通的情况，我们不得不对此感到惊讶）。
哥白尼日心说并非由《谈天》第一次传入。早在乾隆年间入中国的传教士蒋友仁（Benoist，Michel，1715—1774）在《坤舆全图说》中介绍过：“歌白尼置太阳于宇宙中心，太阳最近者水星，次金星、次地、次火星、次木星、次土星、太阴之本轮绕地球。今西士精求天文者，并以歌白尼所论序次，推算诸曜之运动。”但一些士大夫却妄自尊大，声称西方科技成果不过只是中国古已有之方法的西传。那位给蒋友仁作过小传的阮元就声称：“西人亦未始不暗袭我中土之成说成法，而改易其名色。”公开攻击日心说，认为“古推步家，齐七政之运行，于日躔曰盈缩，于日离曰迟疾，于五星曰顺留伏逆，而不言其所以盈缩、迟疾、顺留伏逆之故。良以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主张“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指责哥白尼等“无识之徒，以其能言盈缩、迟疾、顺留伏逆之所以然。遂误认苍苍者天，果有如是诸轮者，斯真大惑矣。”日心说“谓为地球动而太阳静”是“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畔道，不可为训”。而《谈天》所带来的正是与阮元“言其当然，而不言其所以然者”截然不同的近代科学方法论，因为哥白尼学说的精髓，即如科学家哈罗德·C.尤里所说，是“打破了持续千年的太阳系观念，介绍了行星与太阳之关系的全新观点，由此而开创了整套现代科学思想方法”。
《谈天》卷首首先提出近代科学方法论，认为“为学之要，必尽祛其习闻之虚说，而勤求其新得之实事，万事万物以格致真理解之。与目所见者大不同，所以万物相关之理，当合见而学，即觉昔之未明。因昔真理多未知，且为习俗旧说所惑也。故初学者，必先去其无据之空意。凡有理依格物而定，虽有旧意不合，然必信其真而求其据，此乃练心之门博学之堦也”。主张“凡有据之理，即宜信之。虽与常人之意不合，然无可疑，一切学皆如是”。李善兰在《谈天》序言中据近代科学的“新得之实事”对阮元加以批驳：“古今谈天者，莫善于子舆氏‘苟求其故’之一语，西士盖善求其故者也”，哥白尼“求其故，则知地球五星皆绕日”，刻卜勒“求其故，则知五星与月之道皆为椭圆”，牛顿“求其故，则以为皆重学之理也”。他用西方科学史实说明科学的发展是科学家们不断探索真理，“求其故”，从而使人类由“知其当然”进而“知其所以然”。使近代中国科学家认识到科学的方法论就应“真顺天以求合，而非为合以验天也”。即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自
然界，而不是把自己的主观臆想强加于自然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