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数千年的文明传承产生了丰富多元的文化学术，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影响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余年，然而湖南独特的地缘环境和源远流长的风土民俗以及中原南下的儒家思想使之逐渐融合和发展，形成了影响湖南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湖湘文化。
一、 湖湘文化源于炎黄文化
湖湘文化不仅源自千年，而且源于炎黄文化和前炎帝神农文化。尽管炎帝与远古湖湘文明的渊源难以考证，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湖南却一直是最可信的神农故地，具有最浓厚的炎帝文化氛围。早在公元976年宋太祖就“立庙陵前”，1371年明太祖洪武帝又“考君陵墓在此”，到清乾隆年间祭道旁刻下“邑有圣陵”的石刻，1993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又亲笔题写了“炎帝陵”，至此，湖南炎陵县鹿原陂作为始祖长眠之地的历史地位就更趋稳定。从史记等资料记载可以看出，舜帝传说很可能源自湖湘一带，史记记载舜帝“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山海经》记载了“湘水出，舜葬东南陬”。屈原在流放楚国，留下不少千古绝唱，《离骚》、《九歌》、《湘夫人》，这些很可能源自湖湘地域的民间传说，尤其是《湘夫人》，可以肯定是源自当时“二妃寻夫”的传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到洞庭湖望祭，到718年唐玄宗委派张九龄遣祭，再到2004年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在九嶷山拜祭，2006年公祭舜帝大典在宁远县九嶷山举行，悠久的祭舜历史和繁多的舜陵祭文似乎已将“根在九嶷”的传说化作了无可争辩的史实。
我国考古学界认定，距今一万至五千年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即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距今五六千年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器过渡的时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炎、黄二帝既是氏族首领，又是氏族和部落的称号，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即炎帝时代和黄帝时代。此前的湖南，还拥有数十万年前旧石器文化的历史。湖南气候温湿，其南部的江永一带是原始野生稻产地。毗邻江永的道县玉蟾洞遗址发现超乎一万年的陶器和三粒完整的稻谷，其中稍早的为野生稻，略晚的为栽培稻，还保留有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的综合特征，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栽培稻标本。这说明，道县先民在自然界不能满足人们食用需要的野生稻面前，通过栽培，改造野生稻，为人类燃起了开拓稻作文化的先河。旧石器晚期的长江中游，已经成为两岸文化同源的纽带。渡过湖北江陵一带，便是湖南洞庭区土质松软的澧阳冲积平原，具有发展规模稻作文化的自然条件，从旧石器晚期始，先民们陆续进入这个平原。八九千年前的澧县彭头山就有文字发明前的表意符号、表意绘画和图腾。八千年左右的澧县八十当遗址，发现稻谷和大米两万多粒，是全世界史前稻作谷物发现最多的地方；还有木耒、木铲和骨铲等农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与《周易?系辞》“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传说记载完全暗合，和战国中期《尸子》说“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以及《续三皇本纪》载炎帝称帝“五百三十年”的时间之和也大体相当。由此可见，神农氏族从陕甘迁入澧阳，创造优势不断增强，形成了定居农业的基本经济形态，将稻作文化发展到了规模农业阶段。制陶工艺亦相当娴熟，以多种形式的釜和白陶，彩陶最具特色，其辐射光芒波及沅、湘和鄂西等周邻。湖湘文化从此更不断创新。6500年前，澧县城头山古城和稻田的发掘，证实了神农氏“日中为市”的传说记载。澧县八十当遗址发现一些台基式建筑，其中一座房基的中间主体部分高出地面约40厘米，四角向外伸出呈犄角状，平面呈海星状。这种礼仪中心遗址提示人们：澧县八十当原是神农时代的中心所在。第一代神农当是从这里出发南巡为民治病，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神农氏族因缔造农耕文明而被拥戴为中心氏族，最后一代炎帝榆罔部落因败于阪泉之战，叶落归根于其先祖的寝陵附近。这样，整个神农时代的湖湘文化在神农中心氏族的心脏地区发展起来，也就浸透了神农氏族文化的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帝氏族从黄河流域兴起，与炎帝氏族逐渐融合发展，形成炎黄联盟，成为古代中国最强盛的部落群。炎帝神农氏是这个联盟的奠基者，尔后黄帝取而代之，统一中原，拓展四方，炎黄集团从此进入国家产生前夜的酋邦时代。黄帝成为首任酋长，继续高举炎黄联盟大旗，将炎帝开创的原始文明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从而奠定了一个世界上民族和人口最多，垂数千年稳定统一的文明古国巩固了基础。湖湘文化也就随之融合发展成了炎黄文化。
炎黄文化影响较深，《周易?系辞》将炎黄文化的基本精神高度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兼有天和大地的品格。这个概括不仅体现为先贤的哲学理念，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炎黄文化传统中持续作用着的基本精神，这就是勇于征服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勤于科技发明的开拓创新精神，乐于为民造福的牺牲奉献精神，包容互补的民族团结精神。在率先发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传统中，还蕴含着一种惯于发扬主观能动性，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和精神，一脉传承至今，成为湖湘文化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形成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突出的爱国主义传统指向，以及个人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价值取向也造成了湖湘文化的思维方式，即博采内外众家、广为交融、优化思维主体的开放方式。
二、湖湘文化是地域性文化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构建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先秦、两汉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
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在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
湖南之省，中国腹心之地，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占据非同一般的地理位置。荆楚历史，源远流长，人文荟萃，自春秋战国始，楚繁衍于斯，汨罗江畔，屈子沉吟，赋《九章》而作《离骚》，成就楚辞之不朽。忠贞深厚的爱国情操激励后人，留楚词文坛之圣地。自屈原以来，哲人辈出，群星灿烂，名作争辉，著述如林。著书立言，言为心声，湖湘浩如烟海之著述，凝聚潇湘名人学者、圣贤豪杰之聪明睿智，汇集湖湘文化之精华。湖南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山川河流、建置沿革、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尽罗其中，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文献载体，是湖南悠久历史的沉淀。
考古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和秦、汉、三国、晋代简牍，充分见证了湖南文献的渊源流长及重要价值。丰富的湘人文献，从中寻绎其思想之相袭沿革、承前启后之历史脉络，湖湘文化之共有特征，尽显其中。一则，《楚辞》之作，忧愁幽思，奏出湖湘大地古老而悲壮的爱国乐章；贾谊伤怀，《鹏鸟》抒志，与屈原一脉相承，奠定湖南文化心怀天下，爱国忧民之精髓，陶冶一代代湖南志士之情操，启发一代代湖南文人之诗词创作。一则，《太极图说》、《通书》之理学阐发，推阴阳五行之理。继先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文化思潮。宋之周敦颐，设濂溪书院，孔孟之绝学始继，以儒学为宗，融佛、道于其中，开创理学学派，为宋明理学不二之祖，成为湖湘文化之奠基者。胡安国、胡宏，一门两父子，承濂溪之学，融心性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合，卒开湖湘之学统。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理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一方面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学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辩方法，将其补充到儒家学说中去，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由于理学能够振兴儒学，发展儒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故很快成为了一种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直至延续到晚清时期。
三、胡安国开创湖湘文化
胡安国(文定公，1074～1138年) ，字康侯，崇安县五夫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镇)人，两宋时期著名的经学家、理学家和政治家。幼聪敏，七岁能诗。胡安国17岁进入太学学习，这段时间他接受了程颐、程颢学说，成为理学的坚定信奉者，极力推崇“二程”是孔孟之道的直接继承人。1097年(宋哲宗绍圣四年)，胡安国进士及第，踏入仕途，先徙居潭州城南，提举湖南学士，在官6年。以后还任过中书舍人兼侍读(专讲《春秋》)等职。在仕途中，因与权奸秦桧、朱胜非、黄潜善等不睦，屡遭贬谪。曾一度退隐于湖南，致力于学术研究，专门从事《春秋传》著作，被称为湖湘学派的先驱者。1123年始撰《春秋传》，他从治《春秋》到著《春秋传》，经历了30多个年头。1138年(绍兴八年)书成30卷，进呈朝廷，宋高宗赞他“深得圣人之旨”，诏加宝文阁直学士。所著《春秋传》成为后世科举士人必读的教科书。又著《资治通鉴举要补遗》100卷，《文集》15卷。1138年四月春，胡安国年六十五岁卒于湖南，葬隐山，朝廷破格赐谥文定。明正统年间从祀孔庙，成化三年，追封建宁伯。1706年清康熙皇帝颁赐“霜松雪柏”匾额一方，1737年拨内府库银建祠于隐山。
胡安国早年拜程颢、程颐弟子杨时为师，研究性命之学。入太学时，又从程颐之友朱长文、靳裁之，得程学真传。其治学理念上承“二程”，下接谢良佐、杨时、游酢，在理学发展史上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胡安国对于心、理、性等理学范畴的研究虽尚未形成规范的理论体系，但其以心为本、心与理一的思想却对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学风主要有：首先是尊奉理学。湖湘学派主要人物的学术思想，都直接渊源于宋代程朱理学的开创者程颐、程颢。胡安国认为自己的学问主要来自“二程”，以“二程”弟子自居，并请朱熹前来长沙会讲，此后湖南士人一直与朱熹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朱熹就任湖南安抚使期间，又致力于振兴岳麓书院，经常和生徒讲论问答。于是，程朱理学在湖湘占据了学术的主导地位。虽然以后也有心学、农学渗入湖南，但这一主导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其次是重经世务实。宋代的许多理学家都有空谈心性，不究实用的倾向。湖湘学派虽然也是理学中的一派，但自创立之初就反对“腐儒”学风，主张“通晓时务、留心经济”。胡安国提倡实际生产劳作，提倡学者锄地种菜；认为君子之学，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实”字，除经史之外，还必须致力于兵、农等经世实学，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对这类知识就多有涉及。由此，在知行关系上，湖湘学派阐述“知行互发”，特别注重“行”的作用，强调“践履”，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因为湖湘学派重视务实，所以后人评价他们都是有用之才，而非“迂谈道学者”。湖湘学派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存门户之见，抱兼容并蓄态度，对与程朱理学不同的陆九渊心学派、陈亮事功学派并不一概否定，而是互为取舍。如胡安国等人提出“性天下之大本”的性本体系，就兼容了二程的理本论与陆九渊的心本论。
北宋末年，黄河流域战争频频，中原士人纷纷南下，给长江流域的文化兴盛创造了机遇。胡安国也于南宋建炎(1127-1130)年间，抵湘潭，至碧泉定居，遂落籍湘潭，建碧泉书院，前后居潭三十余载。著书讲学，从游弟子数十人，潜心续撰《春秋传》。胡安国感于时事，志在经世济民，成为宋代理学家以义理治《春秋》的代表作。然后又在衡山山麓办文定书院，以讲学撰述为业，胡安国传学子侄胡寅、胡宏、胡宪，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士子前来就学，胡宏传学张木式，张木式传湘中门人33人。他们先后讲学于碧泉、岳麓、南岳、主一等书院，培养大批学者，形成胡氏学派，人称“稳山之学”，黄宗羲称“湖湘学派”，王闿运称“潭学”。其中仅长沙人就有治《春秋》和《资治通鉴》的谭知礼，以孝友信义著称的黎明等，从而开始奠定了一个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学派别——湖湘学派。
胡安国在政治和学术领域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以其《时政论》、《治国论》、《春秋传》奠定了将心性之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湘派”风，为理学的发扬光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套有用的治国宝典。湖湘学派研究传统理学，提倡修身为学，主张经世致用，重教化，讲名节，轻利禄，憎邪恶，对湘潭乃至湖南的人文教化和道德风尚有深远影响。胡安国父子及其门生创立的以修身养性、经世我用为典型特征的湖湘文化对中国近代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造就湖南近世英才并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起了不容置疑的推动作用。
四、 湖湘文化对晚清湘军文化的影响
(一)湖湘文化顺应时代要求
清代的汉、宋之学，经过乾、嘉时期的鼎盛发展之后，渐露其繁琐与空疏的弊端，同时嘉庆以后清朝的统治也由盛转衰，出现了种种社会危机。学术自身的嬗变与社会的转型要求新的学术流派的出现，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因而在嘉道之际，学术界出现了汉宋调和、今文经学的复兴和经世致用之学崛起的新的学术思潮。经世致用之学在学术渊源上，是对清初顾炎武、王船山等人“通经致用”的汉学本原的回归。它的基本特征是反对治经的繁琐零碎和空疏无物，主张治学当为国计民生，为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也就是要致用。这一种学术倾向，可以说是湘籍学人倡导并执其牛耳的。尤以安化陶澍、益阳汤鹏、善化二贺(贺长龄、贺熙龄)、唐鉴和邵阳魏源为巨擘，从而导引出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学风的兴起。
陶澍，字子霖，少负经世志，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在任时得魏源、林则徐、贺长龄等人的协助，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漕运、改革盐政、兴修水利的工作，颇负时誉，为经世之学的先行者。
汤鹏，字海秋，年轻时即“意气卓厉，谓天下无不可为者”，然因“勇言事”，得罪权贵，仕途不顺，乃发愤作《浮邱子》一书，指陈利病，探讨国事，表达经世的抱负。
贺长龄、贺熙龄兄弟，也是嘉、道间著名的经世学者。长龄历任南昌知府、广西按察使、江苏布政使、云贵总督等职，切研经世之学，曾与曾国藩探讨经世之学。任江苏布政使时，主持编辑120 卷的《皇朝经世文编》，收录清初至道光年间的经世之文，倡导经世学风。熙龄做过学政，后以主持城南书院为业，门生造士甚众，左宗棠即为门生之一。与兄长龄一样，提倡“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时有“二贺”之称。
魏源乃嘉道年间湖南经世学者中最具理论色彩的人物，他也参与过《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主张有利于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他批评汉宋之学繁琐空疏和脱离实际，于“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清疆圉，下不足苏民困”，“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因此他认为治经只要通晓大义，“止以经文汇观”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读书治经的目的在于治世，在于致用。
唐鉴也是嘉道年间著名的湘籍学者，虽然他的主要学术倾向是治理学，但他生于嘉道之际的学术流变和社会转型时期，这于他的学术不能不发生影响。这就是他治理学，并非完全空谈性命，而是强调“守道救时、取笃实践”，具有一定的经世色彩。他曾与曾国藩探讨学问，论经世之学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理之中。”，又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这就在宋学之中揉合了经世的内容，反映出新的时代特色。这一治学倾向对早年曾国藩颇有影响。
这一批湖南学者，都是生活在嘉、道之际的社会大变动的前夕，清朝的由盛而衰，西方势力的东来，使得他们不得不从汉宋之学的繁琐与空疏中解脱出来，探求能挽救危机的经世之学，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改革之学，如改革漕政、盐政，抑制兼并、流民，乃至杜绝白银外流、西力东渐的种种方法。因此，这是一批学术旨趣相同、政治倾向较为一致，同时又互为师友、互为乡籍、互为同事的湖湘学人，也可以视为一个学术群体。他们的共同学术特征和群体联系，对湖湘士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湖南学术予以深远的影响，是湖湘学风形成的标志。可以说，反对烦琐空疏的汉宋之学，主张社会改革，反对西方侵略，是以汤鹏、魏源等为代表的湖南知识分子，是近代湖湘学风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湖湘学风的形成，为近代湖南学术和人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一种人文荟萃的社会和文化氛围，湘军正是这种背景中崛起的。
湘军的崛起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湖南经世派士人为挽救封建末世、中兴王朝、实现经邦治国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湘军人物的这种经世致用的学术旨趣、改革政治的经世之志，正是嘉道之际湖南经世学风的自然沿续，就直接的学术渊源而论，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师承关系。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刘蓉、李续宾等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曾国藩直接师事唐鉴，学术较多理学色彩，但同样讲求经世之学。对汉宋之争，他颇不为意，主张兼取二者之长，并注重经世之学。1851年，他就决意对官制、财政、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舆地、河渠等14件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予以研究，稽其得失损益；左宗棠与贺熙龄有师承关系，与贺长龄、陶澍也属师友关系，受他们的影响较深，对科举制艺不感兴趣，醉心于经世之学。他认为“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之阶耳”，所以精研《皇朝经世文编》；罗泽南在创立湘军之前未曾与曾国藩谋面，但两人“神交”已久，对他的学问十分钦佩，将其弟国荃、国华托付给他。罗泽南有远大的抱负，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尤留意经世之学，“穷阴阳之变，旁及州域形势”，培养出李续宾、李续宜、刘岳昭、王鑫、王开仍、蒋益澧等一批经世之才，他们以后都成为湘军的骨干；刘蓉也是湖南士子群中有影响的人物，他与曾国藩相识较早，学术倾向也基本一致，主张为学当匡世济民。此外，郭嵩焘、江忠源、李元度、欧阳兆熊等也都是经世士子群体中的重要骨干。他们从其先贤前辈开创的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中濡染出来，继承其学术传统，力图以所学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除了共同的学术倾向以外，这一批经世士人还继承了其前辈学者参与社会、改革社会的思想意识。他们对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的社会与政治危机有清醒的认识，尤其对土地兼并、农民起义以及西方的侵略有深切的担忧。他们不满于清朝政治的腐败，以及官吏的贪污、苛民，希望朝廷能革除弊端，重振纲纪，恢复往昔的社会秩序，中兴朝政，并提出了匡主德、结人心、求人才、裁兵、节饷、抑兼并、减少苛捐杂税的一系列主张。他们相互联络，同声共气，希望在适时的机会中出来，做一番经邦治国的大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清朝军队的腐败不堪，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遇。在曾国藩的倡导下，这一个经世派士人群体便应运而出，创湘军，创造了平定东南半壁河山的勋业，而他们自己，也通过这一机遇走上了政坛，实现了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因此，湘军之兴起，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只是一种机遇，其根本乃是嘉道之际兴起的湖湘文化特别是湖湘学风的濡染和潜移默化的结果。谓湘军是湖湘文化的产物，其关键亦在于此。
(二)经世济世是湘军文化的显著特征
晚清湖湘文化的发展，鸦片战争前后的道光年间可以说是滥觞时期，陶澍、汤鹏、魏源等人为晚清湖湘文化的发展开创了先河，特别是奠定了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基本内涵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趋型。咸同时期，或者说湘军时期，则是近代湖湘文化得以弘扬和发展的时期。可以说，湘军人物对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术的阐扬，湘军所创造的湖南人文荟萃的景观，都将近代湖湘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它最为辉煌的阶段。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所派生的积极面世精神、取笃实践的实干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湘军人物，在这三方面都继承了他们前辈的思想遗产，并为之发扬光大，从而使湖湘文化的丰富内涵得以弘扬，并对后世的湖湘学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阐扬，表现在他们不但继承和弘扬了经世致用的湘学特征，而且实现了从经世致用到向西方学习的近代转变，使湖湘文化具备了在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新内涵。与曾国藩一起创立湘军的左宗棠、罗泽南、彭玉麟等人，也都是从小立有经世大志的人物。左宗棠在科场不甚得意，但他留意经世之学，立下了“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的宏愿，关心时务，留心世事，成就了一整套经邦治国的学问。这就使他在太平天国兴起的“天下危累”时期，出而从幕，先后在张亮基、骆秉章幕内，赞襄军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赢得了“天下一日不可无湖南，湖南一日不可无宗棠”的极高评价。最终出幕领兵，成为晚清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罗泽南在入湘军之前，在今涟源杨家滩任乡村塾师，他抱有经世济世之愿，具备经世致用之才，“忧无术以济天下”，也是一位志在鸿鹄的隐逸之士，他最早创办团练，托人积极游说曾国藩出山，曾国藩后来称赞其为“湘军之母”。当曾国藩起而创湘军之时，他不但自己出山，且率领一批弟子共同加入，可惜在杨洪之难中英年早逝，否则其成就不可估量。由此可知，湖湘文化中的经世济世精神，在湘军人物中得到发扬光大，并成就了他们的事业功绩。
他们生于封建衰世和社会大变乱的时代，澄清天下，消弥社会动乱，建立封建盛世的统治秩序，始终是他们的政治信仰，也是他们以书生起而练军，决心为挽救清朝统治献身的动力。曾国藩出身寒门冷籍，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无人于科举秀才之列。因此进仕做官，成为曾氏家族孜孜以求的目标。他的父亲曾玉屏就曾云：“只将艰巨付儿曹”，寄托了很大的希望。曾国藩自己也有“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折蛟龟”的强烈功名欲望。他中进士为翰林后，虽位尊而职闲，他期待着“要将万舞夸辉光”日子的到来。在他为京官的后两年，他连续上奏言事，相继上了14篇奏折，其中议论时政，向皇帝提出建言主张的有《应诏陈言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议汰兵疏》等，集中反映了他对朝政的看法以及对经济、政治的主张，也可以说是他不愿久虱京官、空无建树的表现。从这一系列的情况来看，创建湘军，是曾国藩经世致用和面世精神的自然表现。
取笃实践的实干精神作为湖湘文化的显著特征，也在湘军人物身上得到了弘扬和发挥。曾国藩对理学有独特的偏好，但他继承了唐鉴的“取笃实践”、“守道救时”的实务精神，并不主张空谈义理、修身养性，而是把义理当作探救经济——经世之学的工具和途径。他接受了唐鉴经济之学的观点，把宋学家当作修身养性的“义理”，当作是经邦治国的经世学术。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没有理学家空谈性命的恶习，更具有经世学者的实干精神，他“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作为座右铭，注重于从小事做起，踏实苦干。在实际生活中，曾国藩特别注重从小事培养人的品德与情操，主张力戒浮躁，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以治学论，他认为应当循序渐进，踏踏实实，“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他还说：“温经须先穷一经，一经通后，再治他经，切不可兼营并骛，一无所得”。这种治学态度便是笃于实践、勤恳踏实的体现。以为人论，曾国藩也特别注重从小事磨炼人的品行。例如，他无论是教子弟还是幕宾，都特别强调“早起”，认为“早起”体现了为人的“勤”和“实”。他把“早”与书、蔬、鱼、猪、扫、考、宝列为兴业立家的八字诀。在军中，曾国藩每日黎明必与幕僚同食早餐，非齐不食。
湘军人物笃于实践，突出表现在他们对于新事物的敏感和勇于探索。湘军人物是洋务运动和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先河者，这是史学界的共识。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社会环境下，曾国藩以传统文化背景出身的理学家身份，率先创办了第一家近代的军事企业——安庆内军械所，又率先奏请选派幼童出国留学，乃是笃于实践的最突出表现。左宗棠则进一步推进了洋务事业的发展，不但创办了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如福州船政局等近代化机器工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民办企业的思想。这些，都反映出湘军人物顺应时代、勇于探索的精神，也使湖湘文化显示出向近代转变的新特征。
爱国主义也是湖湘文化的另一特征。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可以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思想。湘军人物也继承了这一思想，把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如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贡献彪炳于史册并为史学界一致公认。曾国藩首创洋务企业，首议派员留学，并提出“外壤之要，莫如内修，刻下维持大局，以自强为主”的发展思想。综上所论，湘军人物在晚清社会，以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取笃实践的求实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思想特征，将清嘉道以来湖湘士人开创的湖湘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与实践，更促成了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变。
(三)湘军人物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
湘军之兴，乃是湖湘文化深厚土壤的产物。特别是嘉道之际兴起的湖湘学风，成为培养湖南经世士人群体以及湘军将领群体的文化载体。湘军人物把晚清湖湘文化推向新的阶段，还表现在它开创了湖南人文荟萃的局面，成为晚清以来湖南人才崛起的契机。
由于各种原因，在古代社会，湖南能跻身史传的人物极为罕见。而湘军出现，湖南人才辈出，冠居全国之首。还在19世纪中叶，就有人指出：“楚省风气，近年极旺，看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刘岳昭、闽渐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嵩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更不可胜数，曾涤生兄弟二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余年中所未见。”，就今涟源市杨家滩而言，在《清史稿》中，杨家滩就有刘岳昭(云贵总督)、刘连捷(安徽布政使)、周宽世(湖南提督)、刘腾鸿(骑都尉)、刘腾鹤(骑都尉)、李续宾(湖北巡抚)、李续宜(安徽巡抚)、萧庆衍(安徽总兵)、萧庆高(汉中镇总兵)、萧启江(布政使)等人立于“国史列传”。还有李宏以(简放提督、建威将军)、李宏瑞(广东提督、建威将军)、刘岳睃(四川布政使)、彭基品(西安总兵、提督衔)、彭基秀(总兵、提督衔)、毛际惠(提督衔)、毛福益(提督)等50多位湘军各级将领。还有人说：“清末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据罗尔纲先生的统计，湘军人物官至督抚者达27人，可见湘军所造成的湖湘人文之盛。可以说，在湘军之前，所谓湖湘文化，仅仅是作为一种区域的学术文化现象，还停留在思想和理论的形态，对社会实际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不大，也较少具有全国性的意义。从湖湘文化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湘军人物，通过他们的业绩，不但继承和发扬了湖湘文化的精神，把它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使它变成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化现象，并形成了一种导致湖湘文化繁盛、人才辈出的机制，从而使湖湘文化成为中国文化源流中具有独特风貌的区域文化，并对晚清以来的湖南社会和中国社会以深远的影响。
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贡献或者说对晚清湖南的深远影响，是其经世致用的实践及其产生的成就，对湖湘士子所产生的心理与风气的转变。经世致用主张积极的面世态度，也就是积极参与社会的态度。在传统社会，经世与参与就是走出书斋，参与实际的社会政治，去经邦治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以经世致用作为自己的学术与政治价值取向的湘军人物的成功，本身就为湖湘士子树立了一个榜样，激励着他们以乡贤前辈为榜样，去创造经邦治国的奇迹。曾国藩曾经提出要“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从湘军之后湖南士林风气和人才成长的情况来考察，他的这一目的是达到了的。在湘军之后产生的一大批湖南名人，无不是从小留意经世之学，树立了宏大的理想。谭嗣同的“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的自白；黄兴自小便萌发“力求新知与救亡图存之志趣”；毛泽东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即使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对曾国藩十分佩服，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完满乎?”，都无一不体现了湖南士子经邦治国的理想与信念，这无疑是湘军以来湖南士林风气和学术传统濡染和熏陶的结果。辛亥志士杨毓麟就曾指出：“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所谓对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由此可见，湘军对晚清以来湖南士人的价值导向有着潜在的深远的影响。
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另一重大的影响，是文化心理。在中国历史上，湖南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可以说是“无所轻重于天下”，因而湖南人的文化心理缺乏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宋以后，儒学在湖南获得大的传播，使湖湘文化逐渐融合于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中，渐具儒家的“入世”精神，但由于在清以前，并没有产生足以影响全国的人物或事件，因而湖南人的心理缺少奋发的精神。曾国藩及其湘军人物以几个书生从戎，成就了平定东南半壁河山的业绩，使“天下一日不可无湖南”成为事实，因而对湖南士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转移作用，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心理。以湘军为自豪、以湖南为骄傲的情结形成。“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者也”等等，都反映了湘军之后，湖南士人文化心理的深层变化。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湖南精神的形成，对百年来湖南人才的形成有着强烈的激励作用，使湖南的志士从小立下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在时代与民族的召唤下，走出湖南，创建出一番经邦治国的大业。
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弘扬，还在于他们将它推向了全国，使之成为有影响的一种区域文化。晚清湖湘文化，通过湘军人物的弘扬，形成了具有全国意义的两个特点，影响着晚清中国社会。一是它的人才群体，二是他的“师夷之长技”的思想与实践，湘军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如郭嵩焘、薜福成、黎庶昌、陈兰彬等外交人士，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等科学家，俞樾、吴汝纶、吴嘉宾、王定安等文史学者，都曾游幕湘军，与湘军有着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他们的活动，无疑使湖湘文化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影响。
“师夷长之技”即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是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主要思想内涵，而首倡者，乃湖湘人士。梁启超曾说：“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渊薮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首出焉。”，魏源以其敏锐的目光，在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大变局中，洞察世界大势，提出了“师夷之长技”的思想，开向西方学习的先河。以曾国藩、左宗棠为首的湘军人物，成为魏源思想的实践者，创办了洋务企业，开辟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但使湖湘文化具备了近代的特色，且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这不能不说湖湘文化成为有深刻影响的文化现象，为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变作出了贡献。（作者系涟源市杨市镇党委委员：刘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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