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夏朝始，中国历代统治者正式建立的大小国都或陪都有298个，如果加上一些王朝末期匆匆选定的“国都”和农民起义政权所在地，这个数目会增加到350个左右。如此频繁的建都、迁都史，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 迁都往往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条件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的迁都案例中，有的因素凸显，而有些不那么突出。中国古代统治者以天命自居，对国都的选择与营造极其重视，一旦确定就不再轻言迁都。无论被迫迁都还是主动迁都，统治者常常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和社会压力，更考验他们的勇气和智慧，主动迁都者尤甚。 进攻与退守 在古代中国，选取一个“固若金汤”的都城几乎是所有统治者思考国都问题时的首要因素。大多数时候，统治者会寻找一些具备良好地形据守条件的地方作为国都。但出于加强防御的考虑，统治者有时会将国都主动设在靠近军事冲突前沿但本身易守难攻的地区，既能扼守军事要塞，又不易被侵占，也不失为一招妙棋。 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周振鹤看来，唐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比较大范围的天下之中就在三河地区，从政治地理上来说，就是所谓核心区。从三河缩小到一个地点的天下之中则是洛阳。从西周到唐代的统治者，都有在洛阳建都的事实或打算。 虽然王朝领土范围的中心位置是建都的理想位置，但不一定是最合适的现实位置，因为要考虑政治军事经济因素。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一方面要控制内部的敌对势力，另一方面要抵御外部的侵略行为。在这种考量下，唐代以前，适合这一要求的是西安一带，而不是当时的天下之中洛阳。
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对山东地区(即崤山以东黄河下游地区)而言，是居高临下，起着明显的控制作用。《盐铁论·非鞅》说“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就是这个意思。这一地区又有四塞之固的地理优势，即使控制不了东方，也能据险保守独立。洛阳则没有这个优势，万一四方叛乱，难以保全国家政权。这是控内。在御外方面，唐朝以前，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敌威胁来自西北，故而对强盛王朝而言，首都偏于西北有利于抗敌自保，西汉、隋、唐都是如此。
宋以后的外患来自正北或东北。所以，首都的定位也受到影响而变迁。长安衰落后，北京继之兴起了。
根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的研究，北京城地缘政治上的巨大变化发生于五代时期。当时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做皇帝，竟以今北京和大同附近一带边防重地，拱手让给契丹，史称为燕云十六州的割让。936年，契丹入蓟城建为陪都，号称南京，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辽。此后，北京从一个华北平原的北方门户，逐步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数百年间，代替了前期长安城的地位，形成了全国最大的一个行政中心。
到了明朝，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依然是其统治的最大威胁。明成祖朱棣做燕王时即与蒙古周旋多次，称帝后又五征漠北，深知蒙古此后仍是国家边防大患。事实上，蒙元对明王朝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坐镇北方，利于征伐和安抚并用。北京的地缘位置又属交通要冲，占据北京就挟制了西北到东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条关口，确保军事上的主动地位，也有利于就近指挥作战和保障后勤支持。加强北边防务成了迁都的重要原因。
制图人：孙绿
当时，明太祖、朱棣父亲朱元璋已定都南京，形同祖制。朱棣以国家大计为本，不拘成规，破除阻力，决然迁都于当时的边塞之地，在汉民族中确立了北京作为地缘板块中首位城市的不二地位。从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看，这无疑是一项极其成功的战略大迁移。
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都应天（南京）也有充分理由。历史学者汤爱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原因：首先，南京是朱元璋的根据地，具有深厚基础；其次，南京“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也”；其三，南京周围经济发达，粮源比较充足，便于供养明朝庞大的军队和国家机构，南京是保障充足物质供应的理想之所；其四，在心理上，按当时的五行学说，南方属火、属阳，颜色为赤，北方属水、属阴，颜色为黑，朱元璋国号为明，攻克大都灭掉元朝，是以火制水，以阳销阴，以南克北，实属天意。另外，朱元璋生性节俭，不愿轻易舍弃坐镇南京时修建的宫室官署，另建新都是“损耗民力，于国无补”。
当然，朱元璋也意识到，定都南京有不利之处。主要有两点：首先，这里“去中原颇远，控制良难”，不易成为有力的军事基地，以部署对元朝作战的北方军队；其次，南京在防守上无险可恃，历史上多个短命王朝的覆亡历历在目。
为保持一种平衡，朱元璋命令在离南京数百公里之外的凤阳建中都，作为南京的战略屏障。他还将24个儿子和1个孙子分封在各地，让他们“夹辅王室，尽君臣之义”。其中第四子朱棣于1370年被封为燕王，封地即在北京（当时被朱元璋改为北平），由于明军不断对北逃的蒙古军队用兵，燕王势力越来越大，不仅拥有自己的军队，辖制北京及其周边地区，还被赐予调遣当地军队与官员的权力。
最后，朱棣取建文帝而代之，并于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成为“行在”。1420年，明成祖正式将都城迁往北京，南京虽保留六部，但已无实权。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殿廷认为，纵观北京的发展史和建都史，其发展轨迹是：地方政权（燕国）的都城→秦汉时期北方的重要边塞→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封建割据势力盘踞的中心→隋唐北方的军事重镇→北半部中国的辽国陪都→全国的政治中心。这座城市从最初的原始人类定居点发展成为整个国家的政治中心，是中国历史与北京历史发展结合的必然结果。
吴殿廷称，在封建社会，国家的政治中心与军事重心不可能长期脱离。北京地区自建城始，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步成为军事战略要塞，这就为其后向全国国都的过渡奠定了条件。辽金时期是北京历史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是北京由地方政治中心向全国政治中心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
辛向阳、倪建中在《首都中国》一书中写道：以汉族建立的明代，在15世纪中叶，仍以北京为全国的行政军事中心。置与全国首位经济区（长江下游）的遥远距离于不顾，这是一个勇敢的创举。北京人与蒙古人、满族人只隔了一条近在咫尺的长城，军事上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因此近代政治地理学家多誉之为“有进取性的首都”。
明朝到了末年由盛转衰，来自西北的农民起义军和东北的女真族威胁剧增，据守北京就成了不利因素。著名明史专家顾诚在其代表作《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中详细记叙了“南迁之议”的兴废全过程。
1644年初，尽管崇祯对李建泰的出京督师和抽调吴三桂部抵御农民军还有幻想，但山西前线传来的越来越不利的消息，使他感到前途渺茫。在内外交困时，他何尝不想效法晋元帝、宋高宗，赶在大顺军兵临城下以前脱身南逃，依托半壁江山苟延残喘。
这年正月，崇祯多次秘密召见主张“南迁图存”的左中允李明睿，对他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勷，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接着，他同李明睿具体商量了南迁路线、护卫、饷银和留守事宜。二月间，形势急转直下，代帝亲征的李建泰束手无策，派人飞章上奏说：“贼势大，不可敌矣。愿奉皇太子南去。”
南迁的问题逐渐由窃窃私议而公开形之于奏章。崇祯的本意，是自己逃亡南方，但一要大臣勷赞，二要顾面子。可大学士们唯恐皇帝南迁时留下自己辅佐太子据守；即便随驾南迁，一旦京师失守，也说不定由于自己曾主张南迁而替人受过。于是一个个唯唯诺诺，不置可否。还有一部分廷臣，如左都御史李邦华，竟主张皇上自然守社稷，而让太子朱慈烺到南京去监国，同时分封定王和永王。如果实行这个办法，崇祯自己仍然逃不了命；即便有如天之福，勤王兵及时赶到，守住了京师，也难保太子监国南京，不会重演唐肃宗灵武登基的旧戏。所以崇祯愤愤不平地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
一片混乱中，给事中光时亨又跑出来参了一本，指责“李明睿南迁为邪说”。崇祯气急败坏地当面斥道：“一样邪说，却只参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姑且不究。”南迁之议在一片纷争中拖延下来。等到起义军逼近北京时，崇祯得到情报说，大顺军除了由大同、宣化方面来的主力外，还有刘芳亮等统率的部队沿黄河北岸进军从南面包抄北京，这时再往南逃也晚了。
内心追悔之余，崇祯只好发出“朕不能守社稷，可殉社稷”的哀鸣，准备同他所代表的明王朝一道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火海了。
节选自《定都与迁都：中国历史的启示》
原文刊载《东方早报》2014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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