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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说五行之“五”
        在今天的话语分布图中,五行说在中医的领域还能继续被主流意识所认可,除此之外,惟一的藏身之地就在处于边缘地位的道家和被视为封建迷信的算命术数之中。五行说曾经在古代的政治斗争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五行相生相胜的理论常常被用来为新王朝的建立提供合法性。今天我们看待五行说的时候,已经摆脱这种政治与迷信的纠缠,许多人把它当作一种原始的联想性思维的范例,认为金木水火土仅仅是古人从自然界中抽取出的五种最重要的元素,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就持这样的观念[ 1 ] ,实际上,这也是现代人对五行说的主要观念。这种观念看待五行主要从“行”的性质出发,很少有学者注意“五”这个数字在五行说中所具有的特殊含义。所有讨论五行的文章无不从《洪范》出发: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润下作碱,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2 ] ( P188)
        冯友兰先生据此认为“阴阳五行家企图用五行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联系起来,用以说明世界是一个有秩序的统一的整体。在这种思想中含有一种唯物主义的因素,即肯定五行是世界的基础,事物的性质都体现了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的性能。”[ 1 ] ( P304)
        胡适的思路与冯友兰类似,也把中国的五行观念与希腊和印度的古老观念等同起来。他认为:“五行之说大概是古代民间常识里的一个观念。古印度人有地、火、水、风,名为‘四大’。古希腊人也认水、火、土、气为四种原质。”[ 3 ] ( P277) 这种理解还是拘泥于金木水火土这几个字的表面意义,而没有揭示出五行的内涵,尤其没有认清中国五行学说的特殊之处。

        还有其他学者提出很有意思的见解,如陈江风,从“行”的字义出发,认为五行是某种变化,五行的本义不是五种物质,而是季节的变化“, 五行即为五季、五时。”[ 4 ] ( P86) 其证据来源于《管子》: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师内御??出国衡,顺山林,禁民斩木,所以爱草木也??七十二日而毕。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内御,令掘沟浍,津旧途??民不疾而荣华蕃。七十二日而毕。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内御??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毕也。[5 ]( P868 - 879)
        这种说法不是把金木水火土机械地当作自然界的物质现象,尤其是把握了“行”的变化的性质,这一点与李约瑟不谋而合,后者也认为:“把自然界重要物质的基本属性作一假定性的分类,而这种工作的成果,也就是五行的理论。此地所谓‘属性’者,就是只有在他们受到变更时才会表露出来的那种性质。所以,用‘要素’或‘元素’这种名称来解说‘行’字,我们总会觉得它于义不足。”[ 6 ] ( P308 - 309)但是陈江风所理解的五行仍然直接来源于自然界,是对季节的机械划分。对于为什么划分为“五”,他并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且五行说中最重要的相生相克关系在这里没有得到解释。把一年划分为五季的方法并没有成为主要的季节划分方式,也不是五行说理论主要的应用之处,所以说,即使这种解释揭示了五行说的某种来源,却没有为我们找到真正理解五行说之内涵的钥匙。
        李约瑟提出五行是非物质性,非自然性的,这种思想非常重要。他在对《洪范》提出解释的时候说:“五行的观念,并不是五种基本物质,而是五种基本的程序。中国思想特别着重在关系,而不在物质本身。”[ 6 ] ( P308) 因此他极其重视五行中相生相克的关系,不厌其烦地论述五行的排列顺序和相互关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在对“五行”这个概念进行分析的时候,目光仍然只看到了“行”,而没有看到“五”。因此在将中国的五行说和其他文明的“行”的理论的比较中,也只是比较具体的“行”的性质,从而认为“希腊与中国在‘行’的理论固有相似之处,但它们的分歧处,则更是很明显的”[ 6 ] ( P311) 。纵观上面这些在思想理论界有重大影响的观点,它们的着眼点都在五行的“行”,而极少有人来研究“五”。在这些观点中,“行”之所以有五个,而不是“四行”,或者“六行”,仅仅只是一个偶然现象而已。然而我们知道古人关于世界的归纳性说法不仅仅只有五行,还有六府,即五行之外还有一个“谷”。例如在《左传》中说,“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 7 ] ( P1846) 为什么没有发展为六行呢? 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呢?与此同时,相生相克的关系也被当作一种原始的比附。一般认为,金克木,木克土等等不过是先人在得出五行观念之后附加上去的一种性质。不管上面所说那些观点有这样或那样的相同或不同之处,有一点是一致的,它们全都认为五行是人们从自然生活中归纳出来的现象,是一个偶然的结论,即使对五行的观念最持同情态度的李约瑟也没有发现相生相克观念与五行之五之间的必然关系。
        在本文中,我们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五行”的观念,希望能够得出一些有意义的解释。由于原始资料的缺乏,这种解释未必能够完全得到史料的支持,然而它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即使不能确切地证明五行说的产生过程,它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恰恰是五行说,而不是别的什么观念被当作物质世界的图式接受下来。也可以说明中国的五行说与其他古代文明对于世界体系的解释在结构之上的根本不同之处。
        因此本文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研究五行说的发生学,而是五行说所隐含的逻辑结构。我们考察的出发点不是“行”,而是“五”,这与以前对五行说的主流解释有很大区别。五行说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使它具有某种哲学意味的观念就是相生相克。在本文中,为了摆脱具体的金木水火土的纠缠,而且为了说明五行观念中抽象的符号学意义,我们在讨论五行说所蕴涵的逻辑关系的时候,尝试使用拉丁字母来代替金木水火土这些具体的要素,希望用这种方式来避免习惯上的比附,而且这种方式更能揭示出五行说的抽象逻辑关系。五行之间最本质的关系是相生相克,它意味着任一元素生另一元素,任一元素克另一元素,任何两种元素之间都要发生关系,并且此关系是唯一的。下面的图例将证明,满足相生相克的关系,只可能是五个元素而不可能是四个或者六个。
        上面两个图形都满足相生相克关系所设定的条件,每一项都发出两个箭头(生和克) 也同时接受两个箭头(被生和被克) ,这两个图都表示了一种循环的关系,不仅相生是循环的,而且相克也是循环的。因此,满足相生相克关系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在图1 中,外圈的箭头变化方向与内圈正好是同向的,而在图2 中,外圈与内圈的箭头变化方向正好是逆向的。图1 的外圈是相生,而图2 的外圈是相克。我们可以把ABCDE 的任意一个字母当作金木水火土的任意一项,只要在排列中满足预先设定的条件,就可以把另外几项放入这个图形。比如,在图1 中,如果设定A = 金,那么B = 水,C = 木,D= 火,E = 土。如果设定A = 木,那么B = 火,C =土,D = 金,E = 水,外圈构成相生关系,内圈恰好是相克关系。在图2 中,如果设定A = 火,那么B =金,C = 木,D = 土,E = 水,外圈是相克关系,内圈恰好就是相生关系。因此,这是一个表示相互关系的代数模式,而不是简单原始的比附。最重要的是,无论是三角形或者四边形都不能满足预设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行”的数量少于五,那么就不可能形成相生相克的关系。
        胡化凯先生曾经用离散数学的方法证明:如果满足生克循环的关系,最小的数字是五个,由此他得出结论:“由木火土金水构成的五行体系,在满足生克循环性要求下,是所用元素最少的唯一体系。”[ 8 ]胡华凯给出的数学证明对于论证我们的观点是极其重要的,然而,他的结论却并不完全。根据他的观点,五行之胜于六行仅仅在于五行说更加经济,更加简洁。实际上,六行说之所以不可能不仅仅在它不经济,不简洁,而是因为它不符合五行说所表现出的万物普遍联系的哲学思想。假如我们在五行之上增加一项F ,然后同样标记上相生相克的关系,我们将发现有些项之间是缺乏联系的。
        在图3 中我们看到,A 与D ,B 与E ,C 与F 之间都没有联系,相反,如果我们在这些项之间建立相生或相克的联系的话,这些关系既不符合唯一的关系这样一个条件,而且这种关系也缺乏任何形式上的逻辑和必然性。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五行不是一种偶然的选择。虽然古代有不少把物质世界归纳为少数几种自然要素的努力可能比五行观念早得多,但是五行说决不等同于古希腊或者古印度的那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因为五行说真正的核心不是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具体的要素,而是万物相生相克并且普遍联系的哲学思想。“五”不是一个偶然的数字,而是为了表达这种哲学思想所必然得出的数学结论。在这里我们再看看李约瑟对五行的理解,他尽可能地把五行理解为符号和这种符号所代表的运动方式。因此,金木水火土实际上完全可以被ABCDE 所代替,只要我们赋予ABCDE 相应的含义。当然,古代中国人没有代数,也不习惯抽象的符号。金木水火土不过是一种象征,代表了相生相克的运动关系。而且每一种要素在自然找到相应的运动模型,于是就有所谓“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或者其他的各种说法。因此,金木水火土不应被当作对自然界物质属性的机械比附,而应当被当作代表某一类性质的符号,古人之所以没有采纳更加代数性、抽象性的符号,而是从自然界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物质名称来指代这些性质和关系,这是古代的自然化思维所决定的,因此金木水火土的命名不是比附,而仅仅是借用。在中国古代,只有直接与自然界相联系的思想才能得到承认,比如老子的思想基本上都是用自然现象来证明自身的观点,如果我们把《道德经》所阐发的哲学思想仅仅当作对自然界的比附那是远远不能探知其精髓的。同理,五行说也不是通常的比附之学,而是一个自然化了的宇宙模型,这个宇宙模型的基础不是金木水火土的物质性抽象,而是相互之间运动关系的性质和数学逻辑。总之,五行说之根本不是物质的性质,而是关系的逻辑。金木水火土之根本不是实在,而是功能。
        到这里,我们对五行说的猜想也就提出来了:解释五行说的关键不在于“行”,而在于“五”,是数学关系而不是原始的比附决定了中国古代人对世界的认知,虽然这个数学模型被自然化了,并且在很多时候被当作某种比附来使用。
        以上我们根据相生相克的逻辑画出了图1 的模型,然而五行却不是简单地按照箭头的指向机械运转的,除了相生与相克的简单关系之外,我们还将从这个图示中发现以这个简单关系为基础产生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将进一步说明五行说所包含的普遍联系的辩证哲学。
        任意两个要素之间的相生或相克关系在五行说中构成了一个网状结构,如果我们考察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五行说中所包涵的复杂关系就体现出来。五行之中的每三个行构成一个三角关系,这种三角关系的数量根据排列组合的计算是10个,5 ×4 ×3 ÷(1 ×2 ×3) = 10 。在以上所画的图中,这些三角关系可以用三角形来表示,一共有10 个三角形,即ACD、BDE、CEA、DAB、EBC 和ABC、BCD、CDE、DEA、EAB。每个三角形都表示三者之间所形成的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些三角形所代表的关系根据其性质以及形的方式分成两组,每组各有五个结构相同。
        其一,任意点与同自己不相邻的两点形成的三角,分别为ACD、BDE、CEA、DAB 和EBC。这一类三角形表示相制的关系。也就是说根据相互制约的方式形成彼此之间的关系。以ACD 为例。A克C ,但是D 克制此过程,同时C 生D ,也就是说,A是否能成功克C ,将受到由C 所生的D 的制约。因此生克关系不仅仅是质的问题,也是一个量的问题。比如说,C 的力量很强,足以增强D 的力量,A 克C就不能成功,反而可能被D 克制,同样,如果A 的力量很强,制住了C 的能力,那么自身则不会被D 所克制,因为D 需要C 才能成长。这五个同样形状的三角形表示同样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个图形翻译成传统的术语,用金来表示A ,那么这五个三角形所表示的就是如下五种关系:
金克木,但是受到火制。
水克火,但是受到土制。
木克土,但是受到金制。
火克金,但是受到水制。
土克水,但是受到木制。

        如果说相生相克的直线箭头所表示的是简单关系的话,那么这种三角关系是基于简单关系所形成的复杂关系,可以称之为相制关系,它们仍然遵守五行的基本原则,通过导入系统内部的另外一项使相克关系复杂化了,机械的单向关系变成受数量和具体情况影响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由金木水火土所代表的运动不是不受条件制约的单向作用,而是在一个网状结构中发挥作用,它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线性的。
        我们继续分析另外一类三角关系。
        其二,任意一点与自己相邻的两点形成三角形,分别为ABC、BCD、CDE、DEA、EAB。这一类三角形表示相合化的关系,以ABC 为例,A 克C ,但是B 削弱这个过程,这是因为B 生C ,而且由于B 为A 所生,那么A 的力量强未必仅仅只导致克制C 这样一个过程,反而会由于增强B 导致C 的强化。与前面一样,如果我们用金来代表A ,那么这类三角所表示的是如下关系:
金克木,但是被水所化。
水克火,但是被木所化。
木克土,但是被火所化。
火克金,但是被土所化。
土克水,但是被金所化。

        这两类三角关系叠加起来,使五行成为一种对宇宙的结构性认知模式,而不是单线条的要素叠加型的模式(如古希腊或印度的四大物质元素说) 。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一书中,认为结构是由三个主要特征决定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9 ] ( P2) 五行说正好完全满足皮亚杰对结构主义的定义。首先,五行说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它本身是形式化的,无需其他内容的补充。第二点,五行关系可以转换,正如我们在上面所分析的,三角形的相制和相化关系就是由相生相克的关系转换而来。第三点,自身调整性。皮亚杰认为:“结构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能自己调整;这种自身调整性质带来了结构的守恒性和某种封闭性。”[ 9 ] ( P304) 我们看到五行中所有的“行”都指向系统内其他的“行”,所有“行”之间的消长、运动都必然对其他的“行”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必然会反作用到本身,构成运动的循环。一旦这种相互生成和相互制约的结构被破坏,整体的平衡就会出现问题。同时,由于相制与相化关系的存在,无论是相生还是相克,都不能仅仅考虑“行”的性质,还要考虑相互之间的量的关系。在任何一组三角关系中,运动的性质会因为量的关系加强或者削弱,比如在ACD 的关系中,A 的性质是克C ,但是能否表现出来,要看C 能否增强D 的力量来制约A ,如果C 足够强,而且生D 的速度足够快,那么由于D 的制约,A 克C 的关系将不能正常表现出来,这种三角关系在中医里面称为相乘相侮。在五行关系网络中,如果力量匹配合适则整个体系运转正常,任何一行如果力量过于强大都会导致整体平衡失调。张志聪在注解《黄帝内经》的时候清晰地分析了这种制化转换的情况:“盖五行之中,有生有化,有制有克,如无承制而亢极则为害,有制克则生化矣。治,主也,谓六气①定位而各有所主也。承者,谓承奉其上而制之也。??如木位之下,乃阳明燥金,太阳寒水,母子之气以承之,母气制之,则子气生化其木矣??”[ 10 ] ( P481 - 482) 也就是说,如果五行制化相宜,则安然无事,以木来说,金与水这一对母子关系(即相生关系) 承制木:金克木,而金生的水也生木,这就是所谓制化。倘若没有这种制化关系,则:“如火亢而无水以承之,则火炎烁金,而水之生原绝矣。无水以制火,则火愈亢矣。”[ 10 ] ( P482) 这样整个系统就遭到了破坏。从此处可以看到,五行说的核心是内部的相互关系,而采用符号完全可以清楚地说明五行之间的关系,对这个结构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其功能的转换,而不是实在论的基础。
①此处六是五行加上阴阳之变谓之六。

        综上所述,五行说的基本内涵不在于自然界中表现出来的金木水火土,而在于它们所体现的网状关系,这种网状关系基于相生相克这两种基本的运动模式,形成一种无始无终的循环运动,这种运动根据与各种要素所处的关系形成发生功能的转换,比如生转为克,生克转为相乘相侮等等。因此,解释和考察五行说,不仅要看到“行”,还要看到“五”,在某种意义上,“五”比“行”更重要,因为具体的“行”的规定带有偶然性,金木水火土这五种要素被选中并不具有绝对的必然性,完全可能用其他的名称来代替,然而“五”这个数字却是必然的,符合数学和逻辑的规定,如果不是“五”,而是别的数目,那么其逻辑将完全不同。与金木水火土的具体性质相比,这个看似无足轻重的数字更能成为我们考察五行说的一把钥匙。
        以此为基础,我们大略考察五行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命运。五行说这种话语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领域是政治和医学。中国古代的政治在全部话语体系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任何话语如果不能被政治所利用就几乎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五行话语首先由邹衍确定为“五德始终论”,《史记》说:“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 11 ]( P1368) 胡适认为:“五德终始之运,只是把五德相胜??的观念使用到历史里去,造成一种历史变迁的公式,故是一种历史哲学。又因为五德的始终都见于禨祥符应,故这种历史哲学其实又是一种宗教迷信。”[ 3 ] ( P281) 实际上,在政治领域,五德相继的理论完全丧失了五行说的结构特征,成为一种简单的线性传递。例如“, 黄帝曰‘: 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代火者必将水。”[ 12 ] ( P127) 这种五行说实际上只是传统五行说的机械应用,一种简单的比附而已,成为胡适所说的宗教迷信。五行中金木水火土之间丧失其本来具有的辩证逻辑关系,成为一种单纯的联想性思维。在中国史书中,这种禨祥符应比比皆是。在这里,五行的任何一行都可以独立发挥解释功能“, 五”也丧失了任何意义。如果是“六行”或者“七行”,问题的性质不会有任何变化。这种五行说既不具备普遍联系的精神,运动方向也只有一个,惟有“相胜”(即相克) 而没有相生,循环的网络被切断,相生的运动方向被遮蔽,复杂的三角关系更是无从表现,结构和功能性的特征也荡然无存。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系统统一性对于五行的重要性,虽然保留相胜关系的政治五行说依然运用“行”的概念,然而,对五行说支离破碎的运用使它成为一种庸俗的工具。虽然五行说在政治领域的运用既缺乏经验的证明,又没有理论上的丰富性,但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集权特征,政治对五行说的利用依然是后者得以在话语体系中占据其位置的重要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学者认为五行说纯粹是一种政治理论,例如胡新生在他的《政治意识笼罩下的原始五行观》[ 13 ]一文中,把《洪范》中的五行当作政治伦理和国家资源的指代,后来才发展为关系型的五行观。胡适和冯友兰的哲学史最重视的也是五行说在政治领域的运用,可惜的是,在政治领域,五行说精华尽失,没有任何认识论价值,只能是一个任意摆弄的政治斗争工具而已。
        在中医领域,五行说却起到了完全不同的作用。即使在今天,阴阳五行说(本文暂不讨论阴阳的问题) 在中医理论中依然占据最高的位置,是中医的根本理论,而其他所有理论都不过是局部的。五行说进入医学使得中国医学具有与西方医学截然不同的特点。中医很少就局部看待局部,基本上都是把局部与整体联系起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于西医来说是理所当然,然而在中医眼里则很难被看作是高明的医术。中医对五行的借用不是一种简单的附会,而是抓住了五行说的根本,也就是相生相克的运动及其逻辑原则。这就是为什么中医把人体最重要的器官分为五脏六腑① ,这种分类法为五行说的运用创造了条件,使中医能够用前面所说的那些原则和逻辑来处理身体各个器官之间以及身体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网状结构,使中医成为一种整体医学。《黄帝内经》把五行与身体的器官对应起来,从而解释身体内部脏腑之间的相互影响。根据《内经》的记载,肝属木,心属火,脾属木,肺属金,肾属火。它们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则相互影响,这样,任何病症都不仅仅是局部的问题,一方面,它可能是其他器官病变导致的后果,另一方面,它可能导致其他问题。根据五行学说,治疗疾病时不仅要考虑发生病变的脏腑本身,还应根据脏腑之间的生克关系,控制疾病的传播变化。五脏中任何一个发生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例如倘若肺(五行中属金) 出现问题,则会导致一系列全身性后果:“失守其位者危”,注云:“失守其位,谓失守其所主之本位也。如丑未岁太阴司天,则初之客气主气并主厥阴风木,而清肃之气乘所不胜而侮之,是金气失守其位矣。至五之气阳明秋金主气,而本位反虚,风木之子气复仇,火热烁金,则为病甚危。所言侮反受邪,此之谓也。玉师曰:金不失守其位,则金气不虚矣。金气不虚,自有所生之水气制火,失守则母子皆虚,故曰危。”[10 ] (P469) 肺金本来克制肝木,假如肺金的力量太弱,则不能制约木(肝) ,这样会导致心火太旺而上炎,进一步削弱肺金。此时,肺的问题就扩展到肝脏和心脏,整个身体就危险了。
在身体内部,相生相克、相乘相侮这些关系完成了一个无始无终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数学式的逻辑关系得以保持。这样,从很早开始,中医就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医学,具体器官的功能几乎总是在整体的结构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局部器官总是被当作整个身体的功能性要素加以理解,这跟西方以解剖学为基础的医学在思想方法上很不相同,后者对器官的理解以分析为基础,前者则以整体功能为基础。中医学在很长时间内缺乏西方近代的分析工具和仪器,仍然把医学发展到相当的水平,不能不说与阴阳五行说所蕴涵的合理性有重要的关系。

        五行说式微已久,时至今日,几乎不再有人用这种学说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甚至以五行说为基础理论的中医也不复往日的辉煌,在科学图景中的地位也大不如从前。本文试图提出解释五行说的新思路,其目的并不在于恢复五行说的地位,让它回光返照,而在于重新认识历史,对五行说新的解释角度也许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中国哲学和科学史中被掩盖和遮蔽的意义。
        ① 六腑指的是小肠、胆、胃、大肠、膀胱、三焦,名虽曰六,实则为五,因为三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脏器主体,而是按脏腑部位和功能分为三个部位:心、肺为上焦,脾、胃为中焦,肝、肾、大小肠、膀胱为下焦。因此,五脏六腑的分类完全能够符合五行说。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0 章[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 ]孔颖达. 尚书正义:卷十二[M] . 十三经注疏. 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胡适. 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M] . 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1991.
[4 ]陈江风. 天人合一观念与华夏文化传统[M]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5 ]黎翔凤. 管子校注: 卷第十四[ M ] . 北京: 中华书局,2004.
[6 ]李约瑟.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M] . 陈立夫,等译.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7 ]孔颖达. 左传正义[M] . 十三经注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8 ]胡化凯. 五行说的数学论证[J ] .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0 , (5) .
[9 ]皮亚杰. 结构主义[M] . 倪连生,王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0 ]张志聪. 黄帝内经集注·素问:卷八(上) [M] .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11 ]司马迁. 史记[M] .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 ]吕氏春秋·应同篇[M] . 诸子集成:第6 册. 北京:中华书局,1954.
[13 ]胡新生. 政治意识笼罩下的原始五行观———对《洪范》“五行”概念的性质及其思想史意义的再认识[J ]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8.,(2)

The Number of FIVE inWu Xing: A New Interpretation
QIAN Han
(Cent re for Literature and Art , BNU , Beijing 100875 ,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20th century on , the Chinese philosophy has been t rying to interpret the theory ofWu Xing(fiveelement s of metal , wood , water , fire and earth) in terms of the meaning ofXing, which is considered an abst raction of the material world , and the theory of which is an assimilation of the nature. This paper makes an attempt to give a new interpre2
tation of the theory ofWu Xingvia the number ofFive, which has not received due attention from the researchers. It demonst rates thatFiveis not a contingent number but a necessary one from the mathematical and logical perspective. The relationship ofsheng(promotion) andke(rest riction) determinates a number that is no more or no less but justFivein this system , and no other number is as representative as Five. Further , the key to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y is not it s assimilation of the nature , but it s logical st ructure. The five element s of metal , wood , water , fire and earth are not merely the symbols of the outer world , but a model of functional system as well.

Key words :theory ofWu Xing; inter - promotion ; inter - rest riction ; Chinese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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