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200年左右开始的汉匈互动可谓古典中国最具影响性的历史事件。自那时起直至被取代，如何处理汉匈关系均是汉廷（连同取而代之的莽新政权）极其重要的一个战略问题。在历史研究中，有关学者对此曾经进行了汗牛充栋的研究，并多有创见。另一方面，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并一度极受重视的战略文化理论则揭示了战略决策与战略行为体传统文化、历史习俗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从行为体内部的文化视角，对若干重要的战略史践进行了颇有创新意义的解释。[1]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从战略文化的理论视角对汉匈战略互动进行严肃分析的成果并不多见。而且，在有限的关于汉/中华王朝战略文化的论述中，研究者过于关注汉地或者中华内部的文化传统，而较少同时对匈奴的战略文化习俗及其来由进行必有的对比分析。这不能不说是对汉匈战略互动历史研究的一个巨大不足。
当然，这种不足首先在于战略文化理论作为一种分析视角仍有待发展完善，将现代战略文化理论用于古典历史分析，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学术挑战。其次，汉匈战略互动距离当下太过久远，甚至连可据研究的出土文物、文献都极为缺乏，这就造成了严肃系统分析汉匈战略史时的基本困难。再次，在极其有限的文献资料中，很不幸，战略互动的重要一方、堪称首要触发这种战略碰撞的政治行为体匈奴，没有任何兰克意义上的历史证据可供使用。这就意味着，在对这段战略史进行研究时，我们一方面只能依靠遗留下来的为数极少的汉文资料，辅之以极其有限的考古发掘，大致勾勒出那时候基本可信的战略历史，而这必然会使我们的研究充满了根本无以克服的华夏/汉人中心主义；另一方面，还必须依据大致合理的逻辑，抛弃狭隘的成见，发挥充分的想象，尽可能修正或者削减这种华夏/汉人中心主义色彩，从而刻画出一个比较公正客观的汉匈战略对峙图景。这种研究方法将会大有益于我们从有限的史料中发现新的战略教益，不过，也有可能钻入研究的死胡同：既难以被历史学者接受，也不被战略学者所认可。
这里不拟重复许多资料中已经描述的比较充分的汉匈战略对峙的历史过程，也不拟集中探讨诸如兵家、儒家战略文化的深刻内涵，而希望以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立场，均衡地审视汉匈双方即将展开大规模战略互动前夕的各自战略文化特征。因此，本文将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讨的是公元前200年左右匈奴帝国的战略习俗及其基本来由；第二部分，则试图以一种综合性的视野分析在汉高帝之前华夏世界已经出现的两种特征截然不同的战略观念，此外，对即将展开的对匈战略而言，汉廷统治集团即以刘邦为首的汉朝开国君臣在经久战争中养成的战略实用主义恐怕也将极其重要。正是本文揭示的这些汉匈战略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此后颇长一段时间内双方战略互动的结果。
关于匈奴人的战略习俗，史料中大概有两处集中论述，一是司马迁《匈奴列传》中的描述，二是晁错上书文帝议论边政时关于汉匈双方战争能力的对比论述，被班固详细地记载于《袁盎晁错传》一节中。通过研读这两节文字，我们大概对匈奴战略习俗会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那就是一种堪称战略实用主义的观念已经大大影响甚至根本塑造了匈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战略实用主义可谓这个族群最典型的特征。
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匈奴社会中贵健壮而贱老弱，“壮者食肥美，老者饮其馀”，这是一种与农耕华夏尊老风俗完备相悖、但适于在恶劣环境中壮大种群的社会习俗；二是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娶其妻，这显然是一种极有利于尽可能扩充人口的婚俗；三是战场上贪利，利则进，不利则退，进退迅速，完全不为抽象的进退道义所左右，就此而言，匈奴人恐怕大为懂得“战争的第一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战争的基本原则。
在具体战术上，匈奴人的特征可用“游牧战士”一词予以恰当概括。司马迁观察匈奴后提出，匈奴“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2]。根据有据可查的匈奴战史和目前可得的出土文物来看，匈奴军队尽为骑兵，尚未发现匈奴军队中有其他主要兵种的证据。骑兵主要武器为铁质箭镞的弓箭和铁制短刀，[3]并配有铠甲，出土文物显示铠甲主要有铁质和革质两种，考虑到匈奴人的机动速度以及马镫尚未出现的事实，匈奴骑兵的铠甲应主要以革质为主。[4]此外，没有证据显示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匈奴军队有大规模的攻城器械。
在作战时，匈奴人在远距离主要是利用弓箭射杀敌人，近距离则是借助马的速度以短刀砍杀。蒙古高原草场均天然盛产良马，匈奴马抗严寒，富于耐力，“日驰常数百里，有至千里者”。富有大量优良战马为匈奴提供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战场机动力。而在远距离作战之前，匈奴人往往会选数匹那些健壮肥硕、久未骑乘的骏马做战马，轮流骑乘，战场机动力更是因为人的恰当骑乘策略而得以倍增。
就战役战法而言，匈奴人多用伏击。依赖其超强机动性，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实现诱敌深入、包围歼灭的目的。[5]美国军事史学家奥康奈尔如下描述草原游牧民族的话语，同样也适用于匈奴：“在战斗中，游牧民族的强大机动力使他们的统帅可以实行一些战术。这些战术与从事农业生产的步兵使用的战术毫无相似之处。速度是一切战术的基石——快速的弓矢、敏捷的撤退、那些射向不幸的敌人的密如飞蝗般的弓矢。草原历史学家斯图亚特·莱格说：‘佯攻是最常用的策略。’在不顾一切的猛攻之后，游牧战士们开始撤退，并且消失得无影无踪，敌人通常认为猛攻已经结束了。然而在几个小时或几天后，另一波更猛烈的进攻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发生了，紧接着还有第三第四波，直到敌人筋疲力尽濒临灭亡。”[6]
匈奴人的上述战略习俗标定了他们作为游牧民族战略行为的可能轨迹。然而这绝非先天给定的，而委实是大有来由。简言之，上述战略习俗来源于匈奴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中，也来源于匈奴人骤然勃兴的帝国奋斗史之中。
匈奴原为亚洲中北部蒙古高原地区的一支游牧民族，于公元前3世纪开始勃兴，并据可得唯一权威史料《史记》记载，至晚于秦末迅速统一蒙古高原大部，成为继秦而起的汉帝国北方不容忽视的强劲力量。
蒙古高原位于大约北纬40度到51度、东经106度到121度之间，地势南高北低，北部形成东西走向的低地。高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降水稀少，冬季寒冷漫长，春秋季节短促，气候变化快，常年多大风。植被以戈壁荒漠和干旱、半干旱草原为主。
从地理上看，蒙古高原自成一个封闭的大单元：东部是大兴安岭与东北平原相隔开；东北为肯特山（狼居胥山），与正北部贝加尔高地、贝加尔湖一道隔离了更北部的西伯利亚高原山地；从西北到西南分别是唐努乌拉山、阿尔泰山、天山山脉，成为蒙古高原西部天然的地理分界线；南方则是阴山、贺兰山，与200毫米年均降水量线自然重合，划分了农耕区与牧区的势力范围。
蒙古高原中心部位是一块斜置胡瓜状的大戈壁，古称“瀚海”，自东北伸向西南，面积达到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东西最长处为两千公里，南北最长达一千余公里。尽管面积广大，但根据学者的界定，在高原上真正比较适宜游牧生存的草场只有三大处，分别是位于“瀚海”南部的“阴山——鄂尔多斯”牧区、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克什克腾”牧区和西部的“蒲类海——祁连山——居延泽”地区。[7]此外，在大戈壁之北，也有散布于杭爱山麓的若干宜牧区域。[8]
在这几个宜牧区域中，居延盆地西经河西走廊，与洮河流域和青海草原相邻；从科布多盆地向南穿过阿尔泰山山口，可达到雨雪较多、草场广布的准格尔盆地；阴山、鄂尔多斯盆地则直接与堪称“塞上江南”的黄河河套平原相望。匈奴人主要的生活地区以及后来匈奴帝国的主要经略活动，连同汉匈两大帝国的战略交锋，就都发生在这样一种广袤的高原地形上。
在那本经典著作中，孟德斯鸠详细论述了气候连同自然环境对人类和人类共同体习俗的影响。[9]如果不是特别苛责的话，孟氏的研究同样适合于我们讨论匈奴人战习俗的形成。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基于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匈奴人不得不以生存为第一要务，如果不算打仗，那些健壮的成年人至少在迁徙、打猎方面，当然还有交配以繁衍后代方面要胜于孱弱的老人，因而他们赢得整个部族的重视与尊重实在是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至于夫妻伦理方面，同样可以理解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壮大部族人口基数的理性应对之策。试想，如果像南方农耕人口那样讲究夫死守节，[10]那么很可能匈奴人婚配率和出生率将下降到极低的水平，从而根本性抑制其人口的自然增长。考虑到几乎不存在任何保障的医疗卫生条件，匈奴人要想生存壮大，必须坚持这种伦理风俗。此外，在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匈奴人不得不随季节迁徙草场，甚至要穿行极其难走的大戈壁，在经年累月的狩猎与马背迁徙过程中，匈奴人养成的娴熟的骑马技术，当然堪称出神入化。故而有学者声称，这个时期对游牧民族而言，骑马简直可算是一项“专利”：
“在公元500年以前是没有马镫的。所以骑马时保持平衡完全根据经验和技巧。随着骑马时间的增长，他的大腿和膝盖对自己坐骑的行动越来越敏感，这就使他可以光用腿就能够让马匹保持全速前进。这实际是一种联合的状态，这让那些不能对马进行良好控制的人惊叹不已。希腊人甚至想象出了一种半人马的种族，疯狂地并史无前例地将人类与马在臀部结合在一起。几乎所有人都惊叹草原骑手的能力，因为他们能够在全速飞驰的马上以270°或者更大的角度快速射箭，同时还能控制坐骑。他们在撤退和前进时候都一样有攻击力——他们的回马箭让追赶他们的军团有去无回。在古代，没有任何人比他们更有杀伤力了。”[11]
然而仅有自然环境还不足以锻造一个后来世界史上威名赫赫的匈奴帝国：与匈奴人同样生存于这片高原的还有其他众多游牧部族。何以匈奴能够胜出？这大概需要从匈奴人的战略演进史中寻找答案。
匈奴人源于何处，目前史学界尚无定论，《史记》称之为“夏后氏之苗裔，居于北边”。[12]至战国中晚期，匈奴势力南推至今日长城一线，史称“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13]从整个蒙古高原上看，这一时期该区域同时生活着其他众多游牧民族。以匈奴为中心，东部是强盛的游牧狩猎民族东胡，曾经在战国时期屡次劫掠燕国内部。西部驻牧着同样极为强盛的、在河西走廊至甘肃地区保持势力的游牧狩猎民族月氏。北部分布着游牧民族坚昆、丁零等各部落。南部，从阴山到鄂尔多斯，分布着亦农亦牧的楼烦、白羊部族；越过河西走廊的青海地区，分布着与匈奴同种的羌人。从甘肃往西北，在天山两侧，生活着乌孙、呼揭等部族。如图1-1。[14]
图1- 1：公元前3世纪前后亚州北部诸游牧民族分布图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对匈奴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构筑了牢固的边防前线。匈奴被迫北移，龟缩在东胡和月氏之间。匈奴单于甚至不得不将自己的太子作为人质派往月氏。匈奴崛起的关键统帅冒顿在早年时期就曾经作为人质被扣留在月氏，并险被杀掉。为质于月氏，这必然赋予冒顿以机会去熟悉当时最为强盛的游牧霸权月氏的根源所在，那想必也正是所有游牧民族臻于强盛的共同特质：团结、军纪严明、占有广大优越的生存空间，连同一个壮勇而深谙此道的政治军事领袖。另一方面，为质于月氏，这是否如同美狄亚对波斯的奴役开启了居鲁士最初的帝国欲望一般，[15]启发了冒顿草原霸主的雄心？从月氏逃归后，冒顿开始训练一支唯己号令是听的草原铁骑。最后，冒顿无情弑父自立，尽诛不服从自己的老单于故旧。
起先，东胡王借冒顿的篡权自立大行要挟，从宝马、女人累至土地。冒顿送宝马、爱妻给东胡，立斩主张放弃土地者，大发兵，袭击东胡，“遂大破之，灭东胡王，虏民众畜产。”[16]击破东胡是信史中匈奴崛起的第一战。本来只能忍让的匈奴何以得胜？因为匈奴人的愤怒，那直接来源于东胡勒索千里宝马和匈奴阏氏，更深层次恐怕源于长久以来匈奴人的被压迫被奴役；因为冒顿的领导，从骑士上马奔袭东胡时起，冒顿就已经明确号令“国中有后者斩”[17]，这想必是匈奴人此前从未领受过的军令；还因为战争的猝不及防，强大的东胡无论如何都未曾料到，匈奴人竟敢袭击自己的王庭。东胡的这种盲目自信又来自何处？除了其长久以来与匈奴对比绝对强盛的现实外，恐怕在前两次勒索中冒顿的忍让与大方也大为推波助澜。
对东胡的完胜大大刺激了匈奴人的战争热情，除了大批东胡奴隶、附庸和牲畜、牧场大为有利可图之外，更点燃了匈奴人内心深处潜藏已久的霸权渴望。匈奴骑兵在冒顿的率领下，因着闪击东胡绝对胜利的锋芒，迅速驱逐了占据着高原西南部优质草原的霸权月氏、吞并了南部占据着优良草场的楼烦、白羊王等部族，并趁秦朝崩溃、华夏民族内乱之时，夺取河套平原，将势力范围扩展至秦长城以内。继而匈奴人向北征服了丁零、坚昆等国，成为蒙古高原上唯一的霸主。至汉文帝四年（前176年）前后，匈奴一部向西进入西域，大败月氏残部，降服楼兰、乌孙、呼揭等二十六国。[18]至此，匈奴帝国达到鼎盛。如图1-2。[19]
图1- 2：公元前2世纪前后匈奴鼎盛时期略图
可见，后来匈奴帝国对汉廷的强势压迫，除了依仗匈奴迅速征服扩张积累起来的庞大的军事资源之外，更多的乃是一种帝国野心的炫耀，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势威胁。匈奴人兴起的太过讯捷，膨胀的太过庞大，扩张的太过顺利，以至于他们很可能也像修昔底德观察到的雅典人那样，“……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他们是没有不顺利的；可能的事和困难的事，他们都同样地可以做到，不管他们运用军队是强大也好，完全不够也好。他们认为凡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就有力量做到。”[20]然而匈奴人终究不是神子，在迅速勃兴的辉煌背后，匈奴人埋下了日后帝国崩溃的重要祸根。其中之一，便是直接关乎帝国兴衰的继承人制度。
基于游牧民族的生活特性，匈奴人实施军政合一体制。单于是匈奴帝国最高的军政领袖，总揽军政外交大权，有血亲世家出身的左右骨都侯辅政。匈奴人尚左，单于以下设左右贤王，以左贤王为最尊贵，是单于的储副，常由太子或者单于的亲弟弟充分，权力和地位都要高于右贤王。贤王以下置左右谷蠡王，各自建帐于驻牧之地。再往下则是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共二十四长。每一长大者率领万余骑，小者几千骑，号称为“万骑”。长之下各有千长、佰长、什长等。匈奴帝国权力结构图见1-3。[21]
图1- 3：匈奴帝国军政权力结构图
在蒙古高原本部，匈奴实行分地管理制度，其中东部为左部，由左贤王管辖，其南对着汉地的上谷郡；西部为右部，设右贤王辖制，其南是汉地的上郡。中部则由匈奴单于本人直接统帅，与汉地的代郡和云中郡相望。[22]对于附庸或势力范围所及地区，有文献可考的是在西域设日逐王，下设僮仆都尉管辖各国事务，点阅人口，征收赋税。[23]
然而在这看似严密的帝国组织架构中，匈奴人唯独没有解决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作为最高统帅的单于之权力交接原则。实际上帝国时期的匈奴人从未对此原则予以明确规定，因而，匈奴帝国沿袭的仍是那个部族状态时被普遍接受的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并行的两种权力继承制度。在部族时代，匈奴人权势萎缩，部族内部为了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为了对抗更为强大的政治势力的威胁，往往会在一致对外的心理提示下表现出联合、团结的精神，单于继承似乎并不成问题，加上游牧民族政治权力中存在着明显的部族民主制，因而无论大单于是兄终弟及，还是父死子继，为了确保匈奴部族的安全和兴盛，个人的权势地位其实并未见得多么重要。然而到了帝国时期，单于身份不仅仅意味着匈奴人的部落首领，更意味着他是被征服民族的最高主人，是众多战利品的最终支配者，也是对外交往中帝国权势的直接体现者。匈奴帝国的单于已经从原来一个主要为了维系匈奴部族生存安全的族长，转变为一个拥有众多特权、被超大规模领地内的所有民众供奉敬仰的“神之子”，其能力甚至直接关系到整个庞大帝国的完整、统一与辉煌。就此而言，匈奴帝国的单于继承制度，再要沿袭匈奴部族的习俗，不仅毫无益处，反而将可能带来无穷的祸端。实际上，武帝晚年时期，汉帝国对匈奴帝国连续用兵、匈奴帝国四分五裂、甚至出现五单于争立的混乱局面，最后不得不向宣帝的汉帝国投降归附，其根本缘由，恐怕与匈奴单于继承制度之不明确有着莫大的关系。匈奴帝国还是太年轻了，权势升腾太快了，太缺乏智识积累了。结果，正是匈奴人固有的那些若干习俗，变乱了帝国本身。
如果说匈奴帝国的战略习俗主要来源于其与自然环境的抗争和对外战略互动遗传的话，汉帝国的战略观念来源则远为复杂。建立了汉帝国的这块土地上，到汉匈互动时期，至少已经有了一千年的文明传承。与匈奴人的文明匮乏截然不同，几乎汉地的所有智识，都能够通过文字进行思想的传承与创造。这意味着，在汉帝国的范围内，战略文化的构成要远比匈奴人更为复杂，更为难懂。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仅做一个简明的透视。
在汉帝国以前漫长时期中，对生活在古中国土地上的人们而言，“天”既是一种抽象的哲学存在，诸如“天命”等，也是一种具体的时空描述，如“天圆地方”、“天似穹庐”等。于是就有了至为重要的“天下”观念，意指穹庐状的天覆盖之下的土地、人世等万事万物。整个天下只有一个唯一的合法统治者，即“王”，后演变为“天子”。诗经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4]后来这种认识逐渐演变为“大一统”的观念，即天下范围内的地理、政治、文化等归于一致，统一于天子治理。[25]“大一统”遂成为秦汉以前有作为的国务家、政论家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在实现路径上，大体出现了两种近乎对立的观念体系，它们构成了后来汉帝国战略观念的根本来源。[26]
（一）道德主义浓厚的内敛式政治战略理论
第一种观念可称之为道德主义浓厚的内敛式政治战略理论，其最重要的创建者和鼓吹者是被称为儒生的孔子及其门徒弟子。这一理论将天下社群大略地分为华夏和蛮夷两部分。华夏天然地具备最高的道德准则，是“天命”的正统所在，华夏道德礼仪是符合上天神圣法则的至高无上的社会秩序；凡是与华夏生活秩序不一致的，均被视为蛮夷或者有蛮夷之风的种群。基于华夷之别，这一理论的鼓吹者将天下划分为以天子直接统治的京畿地区为内核、以拱卫京畿的忠诚诸侯及其统治区诸侯国为中间层、以蛮夷和有蛮夷之风的共同体为外层的环形结构。他们将京畿及忠诚诸侯的管理区域视为华夏区域，该区域内的华夏事务，包括社会民生、礼仪秩序、道德规范等是天子及其大臣们应该重点关注的头号事务；对于外层的蛮夷地区，他们相对较为漠视，不予关心。在各层关系上，他们以久远传说和上古典籍中的圣人实践为原型，建构出具有等差次序的服事制理论。（见图1-5。[27]）其中，处于核心层的天子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利和道德权威，统帅天下；中间层诸侯国全权处理各自国内事务，但要主动遵从天子的道德礼仪，根据既定的礼法向中央王庭纳贡进献，并在必要时期履行军事拱卫和出师征伐的义务。京畿与诸侯国，整体上构成一个以道德礼仪为基本纽带的道德共同体。在这个体系内，天子和诸侯的共同义务就是遵守道德礼制，倡行王道，教化民众，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最终实现大同。对于外层的蛮夷，内敛式战略理论的规定极为宽松，蛮夷可以不遵守天子颁布的历法——那被视为华夏地区天子权威的重要象征；[28]可以不遵循华夏地区的礼法制度；可以向天子进贡，但必须征得天子的同意，并必须遵循一定的进贡周期。甚至蛮夷内部的社会秩序，天子也可以不予过问。
图1- 5：内敛式战略观念的天下结构
在整个体系中，头号重要的因素是天子之德，是王道。天子以其道德化育天下，诸侯及蛮夷感佩于天子道德的敦厚而归化向善。因而，如果天下秩序出现了紊乱，根本问题不在于其他，而在于天子道德瑕疵，王道不纯。但如果王道无缺，而诸侯失道，则天子可以号令诸侯，共同出师讨伐，即所谓“扶危继绝”。在华夏和蛮夷关系上，内敛式战略理论认为关键还是要修明王道，如果天子道德圣明，华夏治理有序，那么蛮夷自然会风向归化。孔子论之曰，“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29]针对蛮夷向华夏时有发生的军事进攻行为，内敛式理论主张以防御为主，“在御之而已”。由于这一理论将一切至关重要的问题最终都归因于道德礼仪，因而除非为了维护礼仪秩序，即所谓“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否则一般都对战争尤其是针对外围蛮夷的进攻性战争持否定态度。
就史践而言，内敛式战略理论作为完整学术论说出现的时间似乎远远晚于其在政治生活中真正发挥重大作用的时间。概因为这一理论的大部分内容端赖于公元前4世纪前后的孔子及其往后的门徒对此前大约五百年间周王朝政治史的总结、研究、揣摩与升华。他们当时主要的资料依据是据称记载了周王朝立国之初由诸王陆续创立的政制结构的《尚书》、《礼记》以及由孔子以王道原则对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官方史书删定而成的、据认为充分体现了周王朝前期至为正确的治理经验的典籍《春秋》。内敛式理论自孔子之后直到汉立国之时，四百多年中尽管传播范围极广，追随者众，然而在国务层面，无论是天子直接统辖的中央王庭，还是各个主要诸侯国，鲜有有效而长久的政治实践。在这四百年中，华夏内部王庭势力不断衰落，最终被原本作为异姓诸侯分封于华夏边陲的秦国吞并；诸侯国之间纷争不断，大小战争完全摧毁了周王朝初期的社会秩序。内敛式政治理论缺乏可靠的实施环境。
（二）硬实力至上的外扩式政治战略理论
第二种理论体系恰恰与内敛式战略理论相反，我们可以概称之为外扩式政治战略理论。与内敛式战略理论一致，外扩式战略理论并不否认天下只有一个天子统治的观念，但是它并不特别重视天子的道德力量，而是站在从公元前8世纪以后长期存在的处理内外事务实质上最高权力主体的“国”的角度，基于从周王朝统治中后期王庭势力不断衰微、诸侯之间纷争不断、列国兼并时有发生的国际现实，提出天子的权威已经丧失，道德已经不能够维持当代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生存，主张各国自助：列国只有不断积累财富、增值人口、增强军事实力，不断开疆拓土，才能够战胜攻取，在大纷争的时代中生存壮大。它革命性地宣称天子与诸侯并不存在先验式的界定，只要有实力在群雄竞争中胜出，就可以统治天下。在华夏与蛮夷关系上，这一理论并不看重华夏诸侯国与蛮夷族群在道德秩序上的差异。如果蛮夷的战争方式更有利于打赢，如果蛮夷生存的地区更有利于增殖本国实力，如果蛮夷的生活方式更有利于国力增殖，那么华夏诸国也自然可以向蛮夷学习，甚至在必要时机应该毫不犹豫地予以吞并。就国家治理而言，这一理论高度重视战争能力的养成，主张改革风俗、招揽人才、完善法治、强化王权，以一切有效的手段实现富国强兵，继而集中力量对外扩张，最终以暴力统一天下。从实践角度来看，这一理论派别人数远不如内敛式理论鼓吹者多，但是自公元前4世纪以后，华夏列国为了维系生存，不得不从注重道德教化转向富国强兵，外扩式理论赢得了希图有所作为的国务家们几乎一致的肯定，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效。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从公元前4世纪至汉王朝建立之前的三百多年，就是外扩式理论在华夏列国陆续实施的历史。最终，外扩式理论所主导的变革至为坚决、实施时间最为久长的秦国以其殊为强大的军事暴力强横地兼并六国，实现了华夏范围内的大统一。
然而秦以前的外扩式理论本质上都是一套战时扩张主义政策。其逻辑起点都是天子权势衰微背景下华夏列国纷争的无政府状态。一旦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统一，重建了新的天子权威，国家该如何治理，这一理论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说明。更重要的是，就国家能力增殖及其民众可接受程度而言，任一国家的对外扩张总是有一定的极限。超越这一界限，国家就会面临扩张过度的局面，从而损害统治稳定。为此，统一了六国的秦国君主嬴政与其文人宰相吕不韦、李斯及卓越将领王翦、蒙恬等一道发展出了皇帝理论。这一理论将最高统治者称为皇帝。一方面，它继承了内敛式理论的若干教义，规定皇帝天然地领有天下，是道德和武功两个方面至高无上的代表。在国家内部，除了皇帝之外，其他所有行为体都没有保留武力和出师征伐的权力。另一方面，它发展了外扩式理论的内核。规定皇帝权势所及，都必须遵循统一的政令，实施统一的规范，推广统一的风俗。[30]在这里，蛮夷与华夏不再有本质上的区别。只要不服从皇帝权威，帝国就必须予以征伐，战胜而兼并之。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在经卓绝奋斗扫灭六国之后，承接战胜的兵威，向华夏南部蛮族百越和东南部蛮族闽越两个方面进行了大规模并富有成效的扩张战争，同时基于战略收益的考量，对北部匈奴、林胡、楼烦等蛮族采取了前沿防御战略，构筑了由长城、烽燧、障列、繁密交通网和强大机动骑兵部队组成的完备的北方战略防御体系。然而秦始皇及其大臣高估了帝国民众对扩张战争的承受能力，在长期繁苛徭役的压迫下，秦新兼并的六国民众终于“举大计”，[31]发起了范围广泛的以恢复六国统治为目标的武装暴动，并最终直接促使秦帝国二世而亡。而外扩式战略理论也因为秦帝国的速亡被后世众多理论家、国务家所抨击。秦帝国的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后世历代统治者表面上不断反思、自戒的反面教材。
除了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战略观念之外，还有一种非常值得重视的战略经验，同样在汉帝国的战略缔造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那就是西汉帝国的最初缔造者们刘邦及其开国集团在经久的灭秦战争和楚汉内战中养成的富有鲜明特色的战略实用主义。
战略实用主义意味着在处理重大政治战略问题时并不遵守机械的战略教条，而往往更加注重因时因地的变通，以确保战略主体的基本利益。对战略实用主义者而言，只要有益于战略利益的实现，就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更改的。
对汉帝国而言，其开国者们有着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这体现在作为政治领袖的刘邦本人及其谋士集团身上。首先是开国领袖刘邦个人的实用主义特征。刘邦出身农家，从小并未接受过系统的道德文化教育，后出任秦国小吏。史载他颇有“流氓无赖”作风，“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32]在处理大小问题时，刘邦展示出天生的实用主义特征。例如“好读书”、“县中谓之狂生”的郦食其进见刘邦时，他正坐在床上让两个女人为他洗脚，毫不讲究作为统帅延揽士人的礼节；当郦食其指责刘邦“聚徒合义兵诛暴秦不宜倨见长者”后，刘邦立刻停止洗脚，穿好衣装，延请郦食其上坐，并深自道歉：[33]实用主义特征毕现。又如楚汉对峙于广武时，项羽将刘邦的父亲高置于城楼之上，威胁烹之。刘邦竟然当着两军兵将的面高喊“幸分我一杯羹”，[34]毫不顾忌华夏精英社会极为推崇的伦理孝道的教条；为了摆脱项羽骑兵的追击，刘邦自己好几次将同车的亲生儿女推下车，[35]毫不理会他们可能落入楚军之手。最能反映刘邦实用主义特征的，或许是他处理韩信要求册立为齐王之事。在刘邦危急之际，韩信攻下齐地，请求立为“假王”（代理齐王），刘邦极为震怒，甚至准备攻击韩信。但是在得到张良的提醒后，实用主义再次占据他的头脑，瞬间转变态度，不仅同意韩信的请求，还大骂韩信，“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遂派重臣张良前去立韩信为齐王。[36]刘邦天生的实用主义倾向和长久战争中不断积累的实用主义经验，自然将会极大地影响汉统一之后的国家战略，在处理汉与内部诸侯王和周边蛮夷关系时发挥了显著的影响。
除刘邦之外，其谋士集团也充满实用主义人物。姑且不论本身极具战略谋划、因利趁便能力的汉初三杰，仅叔孙通一例便足以证之。叔孙通本是儒生博士，面对陈胜起兵反秦的形势，他为了能够保全自己的性命，不惜歪曲事实，对二世皇帝说那“不过是一群盗贼”；从秦廷逃离之后，他不顾先儒关于“忠臣从一而终”的教训，五次投靠不同的主公；因为刘邦不喜欢儒生儒服，他就抛弃儒服，改穿短衣的楚服；在战争期间，他一言不发，“无所进言”，战后他嘲笑那些动辄追求古法的儒生为“鄙儒，不知时变”，最终采纳古礼与秦仪，制定出汉朝的礼仪制度，被史家赞为“进退与时变化”、“大直若屈、道固委蛇”。[37]
内敛式、外扩式政治战略理论连同汉开国集团的战略实用主义经验，一道构成了此后汉帝国可资汲取的处理政略的基本观念来源。在此后二百多年当中，这三种观念相互作用，此消彼长，不断影响着整个帝国的战略缔造，从而直接影响了汉帝国对匈奴的战略实践。
但是上述观念都没有特别明确地针对华夷关系或者帝国——外蛮关系作出具体的阐述。无论哪种战略理论，都是基于华夏范畴内的国际现状而立论的，都具有普遍主义倾向，都对蛮夷内部的战略现状缺乏应有的分析，因而也就谈不上行之有效的理论建构。周王朝时期周边的蛮夷还远为弱小，华夏智识不予重点关注当然情有可原；秦统一六国之时北方蛮族已经勃然兴起，是以秦始皇不得不全力应对；然而秦帝国的国祚过于短暂，根本来不及进行有效的理论总结。就此意义而言，如何处理帝国与外蛮的关系，尤其是在外蛮如匈奴较华夏势力强大之时该如何应对，在很大程度上端赖汉帝国的战略摸索。
汉匈长达两百年的战略互动堪称世界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之一，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在世界历史研究中话语权的丧失，这段历史价值被严重低估。汉匈战略互动对两大帝国乃至世界史的影响，也因之不被重点讨论。我们并无意自说自话，建构一个自我欣赏的学术小圈子，满足于自我陶醉。但是值得反思的是，在全球史学者高度重视希腊罗马古典历史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同样重视那奠定了整个汉帝国乃至今日中国基本文明特征的汉匈互动史？如果要重建文化自信与自觉，仅仅囿于古今政制比较，或者囿于纯粹经学式的、梦呓式的自话自说和哲学思辨，而忽略诞生了那个时代作为上层建筑的哲学思考的历史实践，显然既无益于真理的讨论，更无异于学术的创新。就此而言，我们理当更加着力于世界大历史的研究，更加着力于从极为宏观的视角、极为重要的细节中发现缔造了我们今日中国的历史缘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笔者展开了对汉匈战略互动史的考察，也正是本着这样的思考，本文对汉匈战略互动的观念来源进行了简略的讨论。
匈奴人基于生活环境和勃兴历程而养成的颇具战略意义的习俗，支撑了他们后来帝国的兴盛，然而也正是在“其兴也勃焉”的过程中，匈奴作为部族状态时的最高权力传承制度之不明，埋下了帝国战败、瓦解的重要祸端。对汉帝国而言，既有的战略文化观念远较匈奴更为丰富，然而那些基本囿于华夏世界范围之内，在遇到华夏之外的蛮夷之后，如何在保持华夏文明的前提下确保帝国安全、增强帝国权势，其实对汉廷的任何一位帝王都是个全新的挑战。可以说，是那种从高祖传承下来的高度战略实用主义支撑了汉帝国后来的辉煌，而也正是后来对这种战略实用主义的极度鄙视和无情抛弃，败坏了帝国本身。全新的挑战必须要有基于挑战本身的全新的实践，必须要有基于全新实践的现实需要给出的全新方略和思想，任何囿于成见、希图直接拿既有的某种思想教条指导眼下实践的尝试，都必将被历史实践本身回敬以无情的嘲讽和狠狠的打击。就此而言，如果要走的更远一些，我们可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考察汉匈帝国战略互动成败荣辱、勃兴败坏历程的一个根本结论。汉匈帝国的历史烽烟已经远去，而战略教训则历久弥新：这正该是当代人可以汲取并谨记的重要教益。
[1]关于战略文化理论的一个简明而重要的文献梳理，可参阅曾瑞龙、郑秀强，“20世纪90年代的‘战略文化’理论：一个拓展中的学术领域”，《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1-12页。较近的一个研究讨论，可参见李晓燕，“文化、战略文化、国家行为”，《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第83-93页。
[2]《史记·匈奴列传》。
[3]林幹通过认真考证后认为，早在战国初期，匈奴人就已经掌握了铁器文化，正是在铁刀、铁剑、铁簇和铁马嚼的武装下，匈奴骑兵才得以迅速勃兴。见林幹，《匈奴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第117-122页。
[4]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1497页，转引自陶玉坤，《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第286页。
[5]陶玉坤，《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第284-287页。
[6] [美]罗伯特.L.奥康奈尔，《兵器史：由兵器科技促成的西方历史》，卿劼、金马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第64-66页。
[7]有学者曾提出，对古代游牧民而言，优良的牧区应该至少包括三种生态环境，一是广大的草原，其广度足以在不同季节提供牲畜所需的水、草资源；二是有森林的山区，不仅能够供给猎场和木材，而且能够在夏冬季节提供丰富的水源、草料和避寒场所；三是临近定居的村镇，半游牧聚落或者重要的贸易线路，以取得自己无法生产的日常用品，或由保护定居城邦及商旅中获利。见王明珂，《游牧者的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112页。
[8]陈序经，《匈奴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60-74页。
[9]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家星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第201-213页。
[10]当然，这种“夫死守节”的规定，也只是到了农耕民族内部文化已经严重腐败之后才出现的“变态”伦理。
[11]见[美]罗伯特.L.奥康奈尔，《兵器史：由兵器科技促成的西方历史》，卿劼、金马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第65页。
[12]《史记·匈奴列传》。
[13]《史记·匈奴列传》。
[14]图片引自[日]泽田勳，《匈奴：古代游牧国家的兴亡》，王庆宪、丛晓明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第26页。
[15]李隽旸，时殷弘，“帝国的冲动、惯性和极限：基于希罗多德波斯史撰的帝国战争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99-108页。
[16]《汉书·匈奴传上》。
[17]《汉书·匈奴传上》
[18]《汉书·匈奴传上》。
[19]图片引自[日]泽田勳，《匈奴：古代游牧国家的兴亡》，王庆宪、丛晓明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第29页。
[20]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第344页。
[21]本图由笔者综合《史记》、《汉书》以及现代人林幹、泽田勳等人的研究成果绘出。
[22]《汉书·匈奴传上》。
[23]《汉书·西域传》。
[24]《诗经·小雅·北山》。
[25]关于“大一统”的概括性研究，一项非常出色的归纳可参见黄朴民，《秦汉统一战略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4-29页。
[26]关于汉以前的世界观念，可参见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1-22页。
[27]图片依据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6页。本文引用时有所改动。
[28]《春秋公羊传》有言，“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注：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天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见《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又《吕氏春秋集解》言，“正月为王正，则知天下之定于一也。”见《吕氏春秋集解》卷一。
[29]《论语·季氏将伐颛臾》。
[30]见始皇帝封禅梁父碑文、琅邪台石刻碑文、之罘石刻碑文、碣石碑文，《史记·秦始皇本纪》。
[31]《史记·陈涉世家》。
[32]《史记·高祖本纪》。
[33]《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34]《史记·项羽本纪》。
[35]《史记·项羽本纪》。
[36]《史记·淮阴侯列传》。
[37]《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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