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皮之不存，毛之焉附？乱世之中，厚藏必亡。国家都不存在了，你要钱有什么用呢？崇祯皇帝在国家危难之时，号召大家捐款，最后只得20万，而农民军打进北京后，通过严酷的刑罚，最后从这些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手里榨得7000万两银子，还不包括刘宗敏私下藏匿的1000万，相当于大明王朝十多年的国库收入，而这些全都成了起义军的“战利品”。
犹龙居士
在大明王朝灭亡的1644年，李自成即将打进北京，内忧外患之下的崇祯皇帝在走投无路之时，号召京城的百姓捐款。有一位60多岁的普通百姓，把自己一生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四百两银子捐给户部。崇祯皇帝知道后，非常感动，特下旨封这位老人为锦衣千户。
这是一位普通的百姓，在国家危难之时，穷尽自己的所有，也算是忠君爱国的了。而那些皇亲国戚和朝中百官的所作所为，却有点耐人寻味了。当时规定捐三万两银子为上等。但也不是白捐，捐了可以加官进爵。像太康伯张国纪（明熹宗天启帝皇后之父）捐了两万两银子，由伯升侯，称太康侯。但整体来说，没有一个上等捐。无论官员，还是国戚，不是装穷，就是装疯卖傻，捐款极少。崇祯想让自己的老岳父周奎带个好头，派太监徐高去家里做思想工作，软磨硬泡，说破大天，国丈一个子也没有。后来崇祯亲自出面沟通，他才勉强认捐一万，还是空头支票。崇祯感觉很没面子，让他捐两万。他开始哭穷，耍小心眼，暗中求助女儿周皇后。周皇后也没得办法，拿出私房5000两银子，想为父亲装装面子，但没想到的是，周奎给脸不要，5000两到手后，又私下扣下2000两，只捐了3000两，还真是雁过拔毛的高手。
内阁首辅魏藻德只捐了500两。官员里最大的一笔捐款是王心之，他捐了一万两，还是个太监。其他大臣基本上都是几十，几百两的银子。崇祯皇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东拼西凑，总共筹来了20万两银子。
很多人好奇，难道这些明朝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真的就那么穷吗？其实并不尽然，李自成打进北京后，一百多万的军队需要给养，又没有稳固的根据地，这些钱谁出？答案很简单，谁有钱谁出！这不仅是历史的规律，也符合自然的规律。李自成号召的不是捐款，而是助饷。一个捐字，一个助字，看似差不多；可一个是威加四海的皇帝，一个是做惯了杀人放火的土匪，准备要当皇帝，最终当了不过几天的皇帝。这就是两者的区别。李自成规定：中堂10万，部院京堂锦衣7万5万3万不等；道科吏部5万3万，翰林3万2万1万不等，部属以下则各以千计。为此，李自成把这件事情交给了大将刘宗敏。刘宗敏铁匠出身，特地制作了五千具夹棍。只要不给钱，大刑伺候；只要不满意，继续大刑伺候。
魏藻德，从不名一文的秀才，到内阁首辅，尽沾明朝皇恩，国家有难，慷概激昂地捐出500两。李自成进入北京，他俯首称臣，连李自成都有点看不下去了。问他，先皇都死了，你这做臣子的怎么没有跟着去死啊？他大言不惭地说，新朝建立，我还要为新朝尽心尽力，鞠躬尽瘁，怎么会舍得去死呢？面对助饷，他先交上一万两银子。刘宗敏不满意，让人扇了他几十个嘴巴，再上夹棍，最后夹得脑裂而死。
首辅大学生陈演更精明一些，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主动交出四万两银子，足足装了两大皮箱，直接送到刘宗敏的府中。回顾不久之前，崇祯皇帝号召大家捐款，特意把他招入宫中，但陈演称贫，竟然一毛不拔。大学生方贡岳比较清廉。农民军到他府里搜查，共查到五件布袍，一条犀带和皇帝赏赐的两锭元宝，因此饱受酷刑。有一位松江商人看不过，替他交上一千两银子，远远不够，于是再夹。据说后来李自成下令，才停止用刑。大学士邱瑜交出来两千两，被打了个半死。
农民军给太监王之心定的额度最大：三十万两银子。他交上来十五万，外加大量的器皿和古玩，没有完成任务，被夹了两次，最终死在夹棍之下。锦衣卫骆养性上交三万两，和陈演一样，没有受刑吃苦，但也没有被释放。李自成在山海关被清军和吴三桂联合击败，撤出北京城时被赐自缢而死。
最倒霉的是一位王姓官员，开始交了三百两；上了夹棍，再交三百；过了两天，被要求再交五百。他不想交，上了夹棍之后交上来了，没想到再次追加四百，不交就再夹，四百两也交上来了，已经被夹成重伤，抬回家不久就死了。
最可气又可笑的是国丈周奎。北京陷落后，周奎及全家被农民军捉住，负责审理的是李自成的侄子李过。妻子，儿媳被迫自缢，长子被打死，自己和次子，侄子被严刑拷打到几乎丧命时，这个吝啬鬼才说出家里窖藏的位置，在一座假山之下。农民军搜出一百多万两的银子，将近三百万的家私。
其实经过第一次残酷镇压，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只剩下28骑，逃往商洛山中。没想到河南发生饥荒，饿殍千里，如果大明王朝爱惜民力，如果大明王朝分封在河南的十三个王爷念在同宗同祖的份上，出一部分钱财赈济灾民，李自成岂能死灰复燃？他们占有河南超过一半的土地！面对国难，却吝啬得一毛不拔。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进攻洛阳，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劝福王朱常洵拿出一些钱犒劳军队。福王出千金，约定打败闯贼后作为奖励，没想到明军击败了李自成后，福王竟然食言，一个子儿也不出，令人大跌眼镜。明军开城门投降后，福王朱常洵的下场很悲惨，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抓住，和一头鹿合在一起煮成“福禄汤”，成了千古笑柄。
古人云：皮之不存，毛之焉附？乱世之中，厚藏必亡。国家都不存在了，你要钱有什么用呢？崇祯皇帝在国家危难之时，号召大家捐款，最后只得20万，而农民军通过严酷的刑罚，最后从这些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手里榨得7000万两银子，还不包括刘宗敏私下藏匿的1000万，相当于大明王朝十多年的国库收入，更何况这仅仅是在北京一个城市，要是在全国呢？面对危机四伏的形势，饿殍千里的景象，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是对官员最好的注释，看看明朝那些官员在国家灭亡之际的表演，看看那些尽享皇恩国恩的朱氏子孙“数典忘祖”的行为，我们不能不说，这不仅是民族的悲剧，更是国家的悲剧。难怪崇祯皇帝在自杀时留下遗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国。一个“误”字便是对那些蝇营狗苟的大臣最中肯的评价，可惜的是崇祯皇帝醒悟得太迟了，和平年代，庸官居多，多干一些结党营私，薄廉鲜耻之事，一旦遇到国家生死关头，一点也指望不上。无论到任何朝代，在国家危难之时，国家依靠的还应该是老百姓，而那些和平时期沾尽国家利益，尽享人间繁华的权贵们则根本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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