鳞云浮碧空，楼宇沐金光。
三世交三生，百年古刹双。
--《空间》
上周末回去深圳。
深圳这座城市，就像曾经的旧情人呀，离别久了，就慢慢淡了，再慢慢仿佛忘了。但是当你一回到故地，一见到它时，内心的疼痛瞬间复活，昨日的回忆涌上心头。啊，它还是它呀。自大学毕业以后，就到深圳工作，从自我觉醒，到喜欢中国文化，到喜欢西方自然主义，到喜欢西方美学，喜欢西方诗歌，再到转回喜欢中国古诗，中国传统文化，这整一个过程，都是在深圳完成的，就在与自己精神空间结构最为契合的深圳图书馆这一建筑完成的。它，是我整个青春期，学问之路探索期，以及文化的觉醒与回转的整个轨迹见证。直至今天，立志为伟人做点事。
这一路的变化，个人最大的体会是，走伟人的路，更似觉得世界只有惟一可能：共产主义。这样活得更加清醒，也更加决然，更加窄。走孔老的路，会认为世界是多元的，变动不居的，人生总能借力打力。遇硬则柔，遇进则退，路越走越宽。但学问总有一个方向或说彼岸：我的彼岸，就是抵达道心唯物主义那样的境界。近乎老子之道与唯物主义相结合。
这次回深，问了我们哲学老师一个问题：国家资本主义未来的前途，是帝国主义，是共产主义，还是保持不变一直如此？他回答，资本主义更多是一种经济制度，是跟市场经济匹配的，是在工业贸易文明中，让生产资料资本化更利于自由流通。否则，生产资料，得不到流通，而可能与人捆绑一起，得不到其应有的自由与解放。我们当前的制度，更多是社会资本主义，与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相对。此两种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于，社会资本主义是以国家权力为主导，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上。自由资本主义，则以私人财团或者寡头为主导，以私人利益为上。
他说，共产主义，基本过时了。他还说，对于未来，如果发生冲突，最可能发生冲突的领域是在文化领域。当前主要是这三波力量在博弈：一是新自由主义，二是主义马克思，三是中国传统文化。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将主义马克思中国化，也即主义马克思儒家化。
关于我的老师上述回答，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经历制度，以及三种文化冲突，个人是深表认同的。但是，他提到，资本主义不应被政治化，以及说共产主义过时，个人以为老师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行为主体”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把资本主义或者一种社会制度，落归到某一具体阶级或者主要利益阶层为主导（是代表绝大多数的人民利益，还是少数的权贵或买办利益等）就很容易被模糊掉，在利益立场层面偷梁换柱。
假若我们的眼光足够远，生产力越来越发达，生产工具越来越智能化，未来如果没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将不可避免地极端两极分化，大量滞后的人将无家可归。“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将再度出现。这在生产力发达的今天，以及更加发达的未来，若还不能人人有饭可吃、有房可住，真要贻笑大方。
故此，我还是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资本主义，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一种适应工业贸易的经济制度，同时也是决定为谁说话的政治制度。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依然是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是对其的取代，终极方向仍然是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仍未过时。毛主席依然是对的。
另外，为何不会是帝国主义呢。中国“和”的传统基因，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侵略性强的帝国主义。而这一传统，正被毛主席所继承。他从来以“和平”为最高目的。即便是武装革命，也是为了建立一个平等、和平的大同社会。即便在战争年代，他也一生不打远战，朝鲜战争能知止而和，坚决不过“三八线”；后来的中印冲突，最远也只到中印边界。正如张文木先生所言：毛主席总能在纷繁复杂的万象事物中，敏锐地找到其力量运用边界。
1965年1月9日，他在与斯诺谈到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时说：“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也就是知度而止，目的是独立自主地捍卫“和”。
1959年3月4日，他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说：“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如今美帝不正因此慢慢衰落了。
张文木先生解释说：他意在告诉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被美帝资本主义封锁，但只要中国能够固守“昆仑”，坚持地区性守成，“深挖洞、广积粮”，不搞世界性扩张，我们就有时间“阅尽人间春色”，最终看到世界政治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改变。
再来看三股文化的冲突。当前我国撕裂的状态，除了利益冲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分配的冲突外，主要表现在文化冲突。首先，新自由主义已经深入广大知识分子骨子。他们通过教育、出版、媒体等，掌控着社会舆论和思想意识形态。我想某深现在大众教育界的娱乐化和玩偶化，就是此种运作的典型结果。
其次，是主义马克思，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两支文化的冲突。我想，对于消解他们的冲突，强化他们的融合，也即，将主义马克思中国化，以及将传统文化主义马克思化。在这部分，伟人已经做得够多。他本身就是从传统文化走出来，从书生向共产主义革命者转变的。我辈只需要深入研究，真正吃透他的思想与智慧，透彻地掌握他的精髓，并能根据当时当刻的历史条件灵活运用，继承和发展，就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我们说，只有革命行为上升到革命理论的层面，革命才能组织化、规模化、社会化，形成广泛的社会力量。在革命理论形成以前的革命行为，更多是应激的、盲目的，只知道应对那样的形势单纯地去做。这也是为何我们要构建适应当代的革命理论的极端重要性。这不仅是思想武器，更是形成广泛的社会力量的中枢条件。只是现在我们称的革命理论，在我们国家，一般地不转化为武装革命（避免为外力所利用，反受其破坏），而更多是从思想意识上，形成一种让人不得不顺从为之的势，或者说，民声民意民心。
有朋友提出，马克思完成了从哲学的革命到革命的哲学转变。如果说马克思完成了从哲学的革命到革命的哲学转变，那么，毛主席则完成了世界普遍性的革命哲学，到中国特殊性的革命哲学的转变。这为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社会建设提供了形而上的理论基础。
总之，马克思与恩格斯让我们认识了普遍性的资本主义真面目，伟人则让我们更加了解中国的国情，更加知道哪种道路更适合自己，以及该如何走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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