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裕生，现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第一哲学、德国哲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等。主要代表作有《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第一哲学问题研究》《权利的形而上学》《站在未来的立场上》《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研究》《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主编有“纯粹哲学丛书”。曾获中国图书奖，中国社科院优秀成果一等奖，其主讲的《西方思想经典与现代社会》入选哲学类国家一流课程。
何谓古今之变？
近三百年的历史，是人类从强权走向民主，从近乎丛林法则的等级社会走向法治的平权社会。这就是古今之变。
更具体地说，这个古今之变的根本节点就在：是否认识到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也即是否认识并确立了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的原则，并遵循与实践这样的原则。
这样的原则包含着这些基本内容：
1. 人类成员个体作为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一进入与他人的关系，就拥有一系列与所有他人一样的权利，而不管他（她）的出身、种族与所属的传统。
2. 每个人与身携带的这些权利，有些是可以让渡的，有些是不可让渡的，比如一系列基本自由权是不可让渡的。因为这些自由权，是每个人保障与维护其人身安全、普遍尊严与核心利益不可或缺的必要前提。
3.人们建立并承认、认同一个国家，是为了保障和维护那些不可让渡、不可克减的自由权，以及基于这些普遍自由权的公共利益。
4.因此，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首要使命，就是尊重、保障和捍卫国民个体的基本自由权，以及基于此上的公共福利，防止并保障任何单位、任何部门、任何个人不得损害、侵犯或压缩每个国民的基本自由权。
5.为使国家始终承担起其使命并一直忠于其使命，在国家制度设计上，必须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限制，以消除人类几千年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一个政治恶疾即集权现象，遏制并杜绝任何个人、任何部门、任何组织拥有绝对权力，以使任何公共权力都不再有能力侵犯国民个体的基本自由权以及相关公共利益。
这种古今之变，是是否告别野蛮而进入文明的分界线，是尊重人性还是违背人性的分界线，而终究则是是否可以保障过人之为人的生活的分界线。
相对于这个古今之变，所有的文化之差，所有的传统之别，所有的国情之异，包括所有的宗教之争，都是次要的，都是靠后的。所有以文化传统不同，以国情特殊或者以宗教信仰多元为理由反对、抑制进行古今之变的企图，既是在维护野蛮，也是在维护特权。
因此，任何地方，任何文化世界，要摆脱丛林状态，摆脱特权社会，从而进入文明，进入法治，就必须完成古今之变，而根本上就是要完成对权力的限制，直至无任何人能拥有绝对权力，无任何部门有能力、有胆量损害、侵犯、压缩人民的普遍自由权。
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唯有完成古今之变，才能真正建立起法治国家。法治国家建成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一切皆在法下，无人再能置身法外而得以以自己的意志为法，以自己的意志制法。换个角度说，就是无人再能集一切权力于一身而拥有绝对权力，因此，再无人能象千百年来的绝对君王那样把自己打造成永远正确的圣人天子，以口衔宪章的至高无上者接受仆臣的跪拜，享受臣民的夜以继日的赞颂。
因此，从哲学上说，哪里还没有确立起对人的自由的认识，那里的思想就仍停留在古代；哪里还存在绝对权力，那里的社会就还是一种古代社会；哪里的人还满脑子圣人崇拜、活人祟拜、偶像崇拜，那里的人就仍是古人。
依此哲学尺度，放眼世界，全球布满着时代差：不少地方还停留在古代，不少人还是古人。南北如此，东西方亦如此。很多全球性的撕裂与冲突，实质上不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也不是民族矛盾造成的，甚至也不是什么国家利益或地缘政治利益的不同造成的，根本上是由时代差造成的，是古今之别造成的。
享廷顿断定当代世界的主要冲突是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冲突。这判定是表面之见，而非实质之识。如果所有的文明（化）世界都完成了古今之变，完成了对作为人之最本质的自由的自觉，从而完成了处理人与人、人与共同体之关系的普遍性原则版本的升级，那么，不同文明（化）世界之间就不可能存在着冲突与撕裂。
因此，当今之急务不是以文明圈来划分敌我，而当以古今之变的坐标来审视不同的文明圈，以自由的精神并以对自由的信心来推动文明圈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以自由的耐心促进那些仍滞留在古代的文明（化）世界在交流与对话中走出古代。
从另一个角度说，所有的文化（明）世界，无论曾经多么辉煌，多么悠久，多么独特，都有必要在古今之变这一坐标里重估自己，并真正自觉到，不能正视并完成古今之变的传统文化世界，所有的深刻都是肤浅，所有的独特都是虚妄，所有的固守都没有未来。
当然，哲学可能是错的，我更可能是错的。一个理论坐标确立之时，也就是它被证伪之始。
（2022年6月30日，星期四）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