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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河南大饥荒:300万人死亡,人吃人的“野兽世界”

阅0转02017-12-04

  01
1942年,一种大雁拉的屎、大雁屎,成了许多苦难的河南人眼中的香饽饽。
这一年入春以来,河南全省连续干旱,《河南省志》对此的记载是,1942年全省各地普遍“大旱”、“秋绝收”:“安阳苦旱,二麦未收,秋禾盈尺又未结实;淇县山丘颗粒未收;洛宁二麦收成不佳,早秋旱死,晚秋未出土。”
从通许、伊川、偃师、汝阳、密县、郑州、尉氏、许昌、睢县、西华、桐柏、南阳、唐河到新蔡,广大的尚未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国统区,干旱、绝收,正如可怕的瘟疫一般,蔓延了自古以来便是多灾多难的河南大地。
田地几乎绝收,于是,树叶、杂菜等平时给牲畜吃的东西,眼下也成了饥民们的美味;蒺藜、柿饼这些平时觉得难吃的东西,价格也在不断飞涨;榆树皮能扒的,也被扒得精光用来填肚,对此,当时熬过了光绪三年(1877)大饥荒的老人们有经验,他们说,吃了草根树皮,即使熬过了这个年景,也是要病死的。
实在没有吃的了,大雁屎也开始走香起来。
熬过了1942年这场大饥荒的河南偃师老人韩雷松回忆说,大人们告诉他,大雁的粪便是可以吃的,因为大雁吃的是粮食,拉的屎,里面有不少还没消化完的粮食籽,这种说法,在1942年的河南非常流行,无数已然饿得两眼发昏的人们,已经顾不得脏和臭,只要有,就敢吃。
▲河南灾民正在刮树皮吃。
对此《偃师县志》记载:“民国三十一年(1942)春夏,大旱,二麦歉收。7月,蝗灾、风灾,粮食收获仅一至二成,人多以树皮、草根、观音土、雁屎充饥。灾民19万,外逃及死者难以数计。这次灾荒为60年间所罕见。”
河南《巩县县志》也有这样的记载:“民国三十一年,大旱,几近绝收,加之日军侵略酿成大灾,农民多以树皮、雁屎、观音土充饥。”据当时河南赈灾会统计,当时巩县饿死19100人,逃荒至少达8万多人。
《河南省志·人口志》中也记载,1940年,河南全省人口是3067万;到1942年,只剩下2798万人;1943年,剩下2595万人;到1944年,人口更是降至2471万人。短短四年间,全省人口减少了596万,除去正常的人口增减和战乱影响,估算1942年饿死人数,应在300万人以上。
02
这场1942年的大饥荒,除了老天爷造孽,很多也是战争和人,惹的祸。
1938年,随着日寇的节节推进,开封沦陷,为了保卫郑州和武汉、西安,国民政府以水代兵,扒开了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南下、西进,史称“花园口决堤”事件,而这一惨烈的行为,最终造成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县89万人死亡、390万人流亡、1250万人受灾,无数黄泛区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纷纷涌入国统区。
当时,日军每到一地,就会大规模破坏农田庄稼,加上中日双方战争影响,大量农田在战争中被毁或被迫抛荒;而1938年黄河改道,更是形成了一片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致使河南东部平原的万顷良田,变成了沙滩河汊,无法耕种。
此后黄河连年泛滥,频繁决口;而1942年开始的大旱,则使得黄泛区土地经过大旱炙晒后,蝗虫大量滋生。对此当时曾采访河南大饥荒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次黄河改道影响了河南的生态,后来的大旱与蝗虫都与此有关。”
▲1942河南灾民。
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教授徐有礼也表示,“黄泛区生态环境的恶化直接导致了自然灾害的加剧···花园口决堤后,泛区内河淤沟塞,水系紊乱,芦苇丛生,成为水旱蝗等各种灾害的发源地。其中危害最大的除了水灾之外就是蝗灾。1942—1947年,河南、安徽、江苏一带多次遭遇特大蝗灾,而黄泛区是蝗灾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蝗虫所经之处,田园庄稼为之一空。
《河南灾情实况》记载,1942年,全省起初是连续三个月大旱无雨,致使麦收不足二成;持续的干旱,使得红薯、高粱、荞麦也几乎绝收;到了秋天,遮天蔽日的蝗虫飞扑而来,对此当时采访旱灾的河南《前锋报》记者李蕤写道:
“旱灾烧死了他们的麦子,蝗虫吃光了他们的高粱,冰雹打死了他们的荞麦,到秋天,最后的希望,又随着一棵棵的垂毙的秋苗枯焦。”
03
历朝历代,都有水灾和旱灾,但为何唯独1942年这次,却显得尤为惨烈?
对于当时的国统区最高军事领袖蒋介石来说,1942年,他觉得自己实在太忙了,因此对于河南的灾荒,他刚开始显然并没有太在意。这年1月1日,蒋介石先是出席太平洋会议;4月,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而后惨败;6月,美日爆发中途岛海战;7月,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因此,对于河南国统区的水旱灾害,一开始,他并没有特别放在心上。
蒋介石甚至以为,地方屡屡报灾,是奸诈之徒想减轻“征课”,他在日记里写道:“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 ,文电纷驶 ,申报水旱灾况····操其心迹 ,官吏则藉报灾荒,预图减轻征课之责任,士绅则藉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义务。”
当时,数十万国军在黄泛区两侧,与日寇隔岸对峙,当时,几十万国军的驻扎,所有军粮、马料、兵源供应,统统“就地取材”——而身处前线的河南,从1937年—1942年,出兵出粮都位列全国第一,在1942年前的日子里,人民缴纳军粮田赋之后,很多已经只能是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而1942年的旱灾和蝗灾,则将他们逼到了生死存亡线上。
▲1942年,饥民倒毙路间。
对于这场开始显露苗头的大灾,当时驻扎河南一带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也察觉到了情势不妙,于是开始向国民政府报灾,但没想到的是,与蒋鼎文的做法相反,在1942年初新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却故意迟迟不向国民政府报灾,并且向国民政府申报说,河南“麦苗茁壮,收获还好”。
因为在李培基等人看来,他刚刚新官上任,如果申报灾害,势必影响征粮和他的政绩。以当时国民政府的县长考核为例,当时蒋介石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占百分之三十五,兵役也占百分之三十五,其它占百分之三十。”县长如此,省长也大概一样,在李培基看来,误了军粮征收,这个省长还当不当了?
对于河南军政双方自相矛盾的报告,蒋介石觉得奇怪,因此对河南的灾害,并不以为然。
04
河南大地,水旱蝗灾泛滥,而军粮却仍然按照正常年份进行征收,人民,在一点点被逼到生死线上。
为了保证正常征粮,当时的河南省政府继续分派大员,到各个县进行征收;各地县政府则派人到乡村逼粮,农民如果交不出粮食,政府便派人直接住到农民家去“坐催”,住农民的,吃农民的,逼着农民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去纳粮,为此,有的农民在交出全家仅剩的一点粮食后,全家服毒、集体自杀。
对此,当时不明就里的国民政府官办通讯社中央社,还报道说:“河南人民深明大义,罄其所有,贡献国家”。
▲1942年,一位河南农民,准备埋葬他的亲人。
以当时的河南许昌县长王桓武为例,1942年许昌的麦收、秋收还不到一成,但为了政绩和当官的王桓武,对上却申报说,“许昌的农收仍为八成”,对此,当时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回忆说:王桓武“只是狠着心按预报的八成数字催农人缴粮,缴不够的派地方自卫团的团勇挨户坐催···吃着农民的,要着农民的,农民宁可自己没有饭吃也不能不先打发催粮的人走,于是乎卖衣物,卖牛马,卖耕具,卖掉一切可卖的东西来购粮缴粮。”
当时,许昌“连年凶岁。饥寒交迫,死亡枕藉···以树皮草根罗雀俱尽之饥民,当然无粮可交”,但王桓武却说:“宁可饿死十个老百姓,不叫饿死一个兵,为抗战军事第一也。”以致许昌百姓倾家荡产,卖儿鬻女,弃家四逃者不计其数。
05
在此情况下,河南老百姓开始卖儿鬻女,最终甚至发展到,开始人吃人。
河南许昌人杨却俗回忆说,当时,“卖孩子就像卖白菜”,“在平时,如果丈夫劝妻子去跟别人过活,或者妻子要求丈夫把自己卖给别人,都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在那饥饿待毙的时候,丈夫为了怜惜妻子,不忍心她饿死,就劝说她跟随别人,逃条活命;妻子也为了使丈夫免于饿死,自己不惜牺牲一切,要求丈夫把她卖去:反而成为他们的相爱相怜、恩义非常!如此人间的痛苦,也够使人酸鼻了。”
当时,粮价昂贵,人民纷纷将仅有的衣服、家具拿出来卖钱,在河南省内各地的村集上,出现了公开的“人市”,当时,小男孩、小女孩头上往往插着一根谷草,以表示是用来卖的。
无以为生,《界首一览》还记载了,当时许多来自河南许昌、漯河一带的女孩子,被卖到位处安徽太和县一带的界首做妓女的事例。当时,河南巩县有个女孩子叫李艳芳,被一个军人买去说是“做妾”,没想到那军人却将她带到西安,直接卖到了妓院。
到了1942年冬天,当时,河南一带的小麦,已经由正常年份的10元(纸币)1斗(14市斤),涨到了100元1斗;到了1943年春天,价格更是暴涨到了800元1斗;缴纳完军粮的灾民倾其所有,却买不起粮食了。
▲逃荒的河南农民。
河南巩县的武磐石,1942年时才19岁,当时他正在许昌电信局工作。武磐石说,当时许昌县城北门住着一个姓常的女人,邻居都管她叫常四婆儿,这常四婆儿当时经常捡死婴来吃,后来更是发展到,经常诱拐一些两三岁的小孩进行杀煮,当警察对她家进行搜查时,在她家里,看到到处都是支离破碎的小孩胳膊和大腿,而她家的床底下,更是一堆白骨,在她家一个破木箱里,甚至放着还没吃完的小孩尸体。
当时,《前锋报》记者李蕤在《豫灾剪影》中写道,河南郑县一个老太婆和他的丈夫马水道,甚至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杀死吃掉,两个人被抓时,身上还藏着一包人肉。
当时,一些马路边的所谓饺子摊上,一些富有的顾客,吃着吃着,经常发现肉里面,经常还藏着指甲。
对此李蕤写道:“从前听说人吃人的事,总觉得是人们的夸张,如今置身其地,亲聆相食亲子的事,只有愧叹自己以往的孤陋寡闻和感情冷淡。因此我希望坐在暖室华屋里的人,不要忽视这些血的现实。”
河南郑州三青团分部,则在当时的调查单上,写着当时民众在活不下去后,各种各样的死法:有上吊自尽的,有投井的,有服毒自杀的,有摔死孩子的,有全家饿死的。
当时,担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写了他在视察灾害途中,碰到的一件事:
“我又到方城、舞阳、南阳等县视察救灾工作,途中已见有人倒毙。方城城外即有人市,一对夫妇,无法生活,妻被出卖,当分手时,妻呼其夫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夫听此话,大受感动,抱头痛哭说:‘不卖你了,死也死在一起!’”
06
灾情继续发展,在收到蒋鼎文等军方关于灾情的密报后,蒋介石在1942年夏天,宣布将当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但“出乎意料的是,为了追求政绩,当时的粮食部长徐堪却将 250 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就多征收了1.5亿斤粮食,不知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
1942年10月初,蒋介石派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河南视察,对此张继、张厉生到了河南后,给河南各界大小官员开了个会,并宣布中央的“德意”指示:灾要救,但军粮也不能免;而对灾害,也“不能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视听”。完了,张继、张厉生“告诫”各位河南官员说: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
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后来回忆说,河南省政府在全省大灾的情况下,继续派人到处催缴军粮,而“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还)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除了灾荒,当时河南国统区内,汤恩伯部队做虐也非常严重。在当时,河南民谣传唱道:“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水”为水灾,“旱”是干旱,“蝗”为蝗灾,“汤”字,则是指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尽管抗战有功,但汤恩伯的部队在河南省内,却强迫河南省内的百姓,向驻豫的部队供应数额巨大的军粮和马料,有的甚至沿用北洋军阀“吃地面”的做法公开抢劫——以汤恩伯的13军为例,当时,13军的士兵到处抢掠农民,抓了人家一只母鸡,还要勒索20个鸡蛋,农民惶恐,当兵的还要呵斥说:“母鸡能不下蛋,鸡蛋哪里去了?”
▲黄泛区困苦的老农民。
当时,13军还到处派发赋税,随便抓壮丁,不管这家人是否只有一个男人,而有的士兵缺钱了,甚至在路上随便抓人,然后向家属索要赎金。在此情况下,当时河南百姓流传民谣说:“宁可日军来烧杀,不要国军来驻扎”。
在此悲惨的情况下,为了为民请命,国民政府参政委员郭仲隗,特地从河南赶到重庆,在1942年10月30日的重庆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郭仲隗泪流满面,向在场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痛哭着陈述了河南的灾情惨状。
郭仲隗在会上流着眼泪说:“我是参政员,受河南三千万人民的委托,人民生活在死亡线上,日夜忧心如焚,愤怒填胸,职责天良,怎能不大声疾呼?所以在会上开宗明义就说,我坐过牢,下过狱,什么都不怕,河南灾情重到饿死的老百姓不计其数,年青者往陕西逃生,政府竟下令堵截;老弱在家园先吃草根、后吃树皮,现在吃观音土,吃后屙不下来,活活憋死,难道政府的眼睛瞎了看不见,耳朵聋了听不见吗?我带河南人民吃的十种观音土,请各院部长看一看!”
会上,郭仲隗将自己收集的河南老百姓所吃的榆树皮、观音土、大雁粪带到会场上,流着眼泪向会场的要员们进行展示,并领衔联名提了一个提案《河南灾情严重,请政府速赐救灾,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
随后,国民政府开始进行赈灾,并拨款2亿元法币到河南,当时,这笔钱大概只够300万灾民,每人买上0.9市斤米,而就是这样一笔钱,最终拨到河南,被各级官员一路贪污,最终只剩下8000万元赈灾;而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三青团河南支部主任王汝泮,也将赈济款其中的200万元,偷偷转移,自己到老家许昌买了500亩地;
此外,国民政府当时又下拨3亿平粜款,责成河南省政府组织平粜委员会,到外省购买低价粮,按平价卖给农民,再用收回的资金继续购粮轮番周转;但这笔3亿元的款项,却被河南省府政秘书长马国琳,和当时的河南工农银行行长李国珍把持,进行投机买卖,所谓的平粜粮,一直到1943年新麦登场时,才运到灾区;而此时,款项已经下拨半年之久,300多万人民已经饿死。
07
1943 年 3 月 25 日到 4 月 20 日,为了获取更多灾区实际情况,《前锋报》记者李蕤,从洛阳沿着陇海铁路的灾民逃难路线,一路骑车东行,对灾情严重的区县,进行了 20 多天实地采访,在报道中他写道:“泪眼,泪眼,饥饿,饥饿……都是今天、此刻便没有东西吃,而且已经几天没有东西吃,没有一个不是迫切地等待着救。他们觉得我穿着制服,是在外面‘混事’的人,一定不是有钱便是有办法。他们哪里知道,我只是个穷记者,手里只有一支并不自由的笔,和一颗不值一文的‘同情心’而已。”
面对不断传来的灾情, 1942年12月,《大公报》记者张高峰自四川北上河南,然后从洛阳前往豫西、豫东及黄泛区等地采访,1943 年 1 月,他从叶县寄出通讯《饥饿的河南》,2 月 1 日,《大公报》将其改为《豫灾实录》进行刊登,张高峰写道: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民,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在洛阳,张高峰看到,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最后,张高峰愤怒地写道:“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大公报》记者张高峰1988年在天津。
张高峰的报道刊发后第二天,《大公报》又刊发了王芸生的社论《看重庆,念中原》,王芸生在社论中写道:
“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
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大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十七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的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著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
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并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大公报》报道相继刊发后,国民政府震怒,下令《大公报》停刊三日;不久,1943年3月初,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一直到日军大举进攻中原,汤恩伯部队溃不成军,张高峰才得以获释返回重庆。
08
《大公报》的被迫停刊,也引起了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的注意。
1943年2月,白修德连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采访,和张高峰一样,白修德也被河南的地狱惨状所震惊:他看到野狗在路边啃咬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割死人的肉;而乞丐们则汇聚到各个地方的城门口,路上不断有弃婴在哭泣和死去。
在白雪覆盖的郑州,白修德看到一群群衣衫褴褛、人形鬼貌的饥民,就躺在烂泥和水沟旁等死;而一个姓马的妇女在法院受审,原因是她吃了自己的女儿,而孩子身上的肉,则被送到了法院作证。
“与灾民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防在河南的军队,依然在征收粮食和实物供养自己,而当地每个政府官员,也会按月得到定额的粮食。”
▲1942年,河南农民在逃荒路上。
在离开郑州时,当地官员设宴招待他们,白修德记下了当时的菜单:两个汤,有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还有春卷、热蒸馍、米饭、豆腐、鸡和鱼,最后,“我们还吃了3个霜糖饼”。
后来,白修德在著作《中国的惊雷》中再次回忆起了这顿饭:“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在返程途中,白修德在洛阳电报局,将自己的采访报道,发电回了美国《时代》周刊总部,1943年3月22日,这篇名为《等待收成》的报道最终刊发,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当时,宋美龄刚好正在美国四处演说、求取援助,白修德的报道使宋美龄恼羞成怒,她强烈要求《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但最终被卢斯拒绝。
09
回到重庆后,1943年5月14日,白修德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自从回来后我的精神便有了病——神经紧张、压抑、难受。那些事情至今我也难以相信,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军队强行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饥民卖掉孩子来交税;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我看到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狗群撕开铁路上死去的饥民。省政府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重庆政府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中央政府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两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
河南人民的苦难,震撼了白修德,最终他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获得了蒋介石的接见,在安排好接见后,宋庆龄给白修德写了张纸条,嘱咐白修德说:
“此事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命···我建议你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如实对他报告。如果因此会让有些人被治罪,甚至掉脑袋,也请不要过于忐忑不安····舍此一举,形势就再没有可能扭转了。”
▲美国记者白修德。
后来,白修德回忆了这次他和蒋介石的会面:
“蒋介石在他昏暗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他站在那里显得身材挺拔,仪容整洁,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礼节后,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子上,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因为是他的多管闲事的妻姐逼着她接见我的·····我希望通过讲述吃人肉的事,让我的汇报有突破性成效。他说,人吃人的事情,绝不会在中国发生。我说,我见到狗在路边吃死人,他说这不可能····(直到福尔曼拿出的)照片清楚显示了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情景,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点,有点神经质的抽搐。”
后来,蒋介石仔细询问了在那里拍的相片,要白修德提供完整的报告,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白修德“比中国的调查人员更能干”,20多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蒋介石的官邸。
此后,国民政府终于开始救灾了。
10
但人民,是会报复的。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后,汤恩伯的部队,在河南战场上一败涂地,当汤恩伯的部队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开始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汤恩伯军队的散兵游勇,甚至整连整连地缴获这些国军的枪支、弹药、无线电台,乃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
对此,汤恩伯则将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归到河南老百姓头上,并诬蔑河南民众都是汉奸,贴出标语,表示要进行屠杀。在此情况下,1944年9月,还是河南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站了出来,他在重庆举行的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愤怒揭露了汤恩伯祸国殃民,以及河南人民身受“水、旱、蝗、汤”四大迫害的惨状,并请求彻查汤恩伯等失职将领。
当时,郭仲隗在会场上声泪俱下,激起全场愤懑,会场响起一片要求“枪毙汤恩伯”的呼喊声,会议无法再继续,不得不休会。此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引咎辞职,汤恩伯因为是黄埔系的骨干,最终被蒋介石撤职留任,为此,汤恩伯还曾经试图派人刺杀郭仲隗,所幸并未成功;此后,河南省政府也进行了改组,瞒报灾情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也被免职。
▲汤恩伯,被河南人民称为“水、旱、蝗、汤”四大害之一。
而就在此前,靳志也给蒋介石上了一封书信,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旅渝豫人上蒋主席书》,靳志在信中写道:“古训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三千年之历史,从未有既失民心而不灭亡者。”
1949年后,白修德则在《河南大灾: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一文中写道:
“从我的笔记里很容易勾画出一个野兽般的世界,但他们不是兽类,他们说创造了世界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大多数的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
这种文化是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的,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
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在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向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
而最爱君想说,黑格尔曾经有句名言,是这么说的: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但愿我们的民族,永远不要再陷入,如白修德所说的“野兽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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