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体例最为奇特，同时也是命运最为多舛与传奇的一部类书。从这部巨著诞生到今天已经有六百多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它的了解与认识有着不少以讹传讹的地方，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朱棣纂修《大典》的起因。
《永乐大典》残卷
自从“专立异论”的小公务员朱敦儒将宋初修纂《太平御览》等大书的原因归结为笼络群臣，消弭不平之气，老死英雄于文字之间之后，人们似乎找到了一条解释盛世修书的万能公式。而朱棣皇位得自靖难，比起斧声烛影的宋太宗，可以说是明火执仗的篡窃（事实上我认为斧声烛影本是无稽之谈，宋太宗即位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而他修书自然也与老死英雄无关。由于此问题与本文相距较远，因此不展开论述），因此从明朝开始，人们就将《大典》的纂修与笼络建文旧臣、消弭海内不平之气联系起来。但是细审参与《永乐大典》纂修的人员，就会发现，此说大谬不然。
参与《永乐大典》编纂的前后一共有两千多人，其中具体干活的誊录占去了一千三百多人，纂修占去了七百四十一人，而监修、总裁等负责人则有四十多名。誊录皆是书手，与政局无关；纂修多是新科进士与外聘的布衣名儒，与朝政也并无多大关系；而那四十多名的负责人则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类，朱棣亲信。三位监修中，姚广孝是靖难大功臣，自不必说。郑赐是原北平布政使司右参议，是朱棣的旧臣。解缙在朱棣进入南京后迅速投靠了这位新主子，并为其起草即位诏书，从而成为朱棣心腹。此外如尹昌隆、刘叔毖、李至刚、王景、王达、邹缉等人，都是朱棣亲手提拔的亲信。
第二类，永乐二年进士。例如曾棨、杨相、余学夔等，都是朱棣钦点的进士，所谓天子门生。
第三类，学有专长的特聘专家。例如负责医药的副总裁蒋用文、赵同友是由御医调任的，都总裁陈济是由布衣征召而来的，释教副总裁释道联以僧人身份参与编纂，滕用亨因书法精妙而被举荐，等等。
第四类，洪武朝的小官。例如总裁胡俨原为华亭教谕，副总裁梁潜原为四会知县，高得旸洪武年间以文学授教谕，张伯颖原为广东阳山县教谕，梁用行、潘畿原为翰林典籍，均是芝麻绿豆大的小官。
第五类，建文旧臣。其中刘季篪是建文时的刑部侍郎，但他同时也是朱棣攻入南京时的迎附拥戴者。吴溥、李贯、杨溥、朱紘、蒋骥等人是建文二年进士，但其中吴溥、李贯、杨溥也是迎附之人，朱紘、蒋骥则皆因永乐年间修《太祖实录》而升迁。
以上这五类人中，前三类自然不会有什么不平之气需要消弭。第四类即使有不平之气，也不值得朱棣为了笼络他们而开馆修书，更何况他们一夕由小官升擢，纵然有所不平，此时也消弭的差不多了。第五类虽然是建文旧臣，但一个个输诚拥戴不遗余力，实在难以想象他们会有什么不平要消，有什么块垒要浇。找来找去，似乎只有一个叶砥在永乐朝仍有不平之气需要消弭：
《吾学编·逊国臣记卷七》云：
建文元年诏求贤……召（叶砥）为翰林编修，修国史。或又荐砥才任风宪，改广西按察佥事。永乐初，坐修史书靖难事多微词，被逮，籍其家……事白，仍与史事，书成，改考功郎中。寻副总裁《永乐大典》，侍讲东宫郎中。
叶砥对于靖难之事显然是有胸中块垒，笔底微词的。但是从他被逮后不久就官复原职，此后一路官运亨通来看，他的这点不平与块垒，对于朱棣来说其实无足轻重，自然也不会要用修书来消弭了。
既然消弭不平，老死英雄不是纂修《永乐大典》的起因，那么朱棣又为何要在即位之初就急切地编纂这样一部巨著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永乐大典》的实际主编解缙身上入手来寻找答案。
《永乐大典》总编解缙
解缙自幼即有“神童”之名，十九岁即高中洪武二十一年三甲第十名进士，获选庶吉士。同年，侍从朱元璋在大庖西室谈论时政，解缙旋即上了一篇《大庖西封事》的奏疏，深受朱元璋赞赏，从而名噪一时。
在这篇奏疏里面，解缙提到刘向的《说苑》“溺于妄诞，所取不经”，阴时夫的《韵府群玉》“钞缉秽芜，略无可采”，并表示愿意“集一二志士儒英”，“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华奥，下及关闽濂洛之佳葩”，编纂一部大型的类书，以期“勒成一经，上接经史”。
为什么解缙要在这篇谈论时政的奏疏里面，突然提出要编一部类书的想法呢？这就要从朱元璋的读书喜好与编书行动说起了。
朱元璋的文化程度在中国历代开国君主中算是偏低的，但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对于修书有着一股超出常人的热情。洪武朝三十一年的时间里面修书之多，可谓盛况空前。
从洪武元年命礼部尚书陶凯辑历代太子诸王嘉言善行开始，朱元璋直接下令编纂的书籍经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以下这些：
《昭鉴录》、《女诫》、《存心录》、《辨奸录》、《大明律》、《皇明祖训》、《孝慈录》、《资世通训》、《臣戒录》、《相鉴》、《千家姓》、《华夷译语》、《云南志书》、《精诚录》、《省躬录》、《武士训诫录》、《诸司职掌》、《稽制录》、《永鉴录》、《世臣总录》、《醒贪简要录》、《寰宇通志》、《洪武志书》、《稽古定制》、《为政要录》、《志戒录》、《彰善瘅恶录》、《武臣鉴戒》、《务农技艺简要录》、《大诰》、《大诰武臣》、《御制诗文》、《御注洪范》、《御注尚书》、《御注道德经》、《纪非录》、《祖训录》、《集礼》、《行移繁简礼式》、《礼制集要》、《礼仪定式》、《教民榜文》、《乡饮酒礼图式》、《日历》、《宝训》、《元史》、《汉唐秘史》、《宪纲》、《选择历书》、《书传会选》、《洪武南藏》
如此大规模的修书活动，恐怕也只有他儿子，以及那位三百年后的十全大补老人可与之相媲美了。
但是朱元璋虽然修了这么多的书，但他日常翻阅的却仅是《说苑》和《韵府群玉》二书，最多再加一本《道德经》。
《说苑》是西汉刘向编选的一部杂史小说集，它分类记述了春秋以来到汉代的各种遗闻轶事。而《韵府群玉》则是宋元之际，江西文人阴时夫兄弟辑录并注释的一部以平水韵编排的辞藻典故辞典。这两部书都是二十卷，朱元璋喜欢日常翻阅，正是因为它们篇幅适中，又便于翻检。而从这里，解缙看到了一条崭露头角，青云直上的康庄大道：
朱元璋热衷于修书，但是却一直没有修纂一部像前朝《艺文类聚》、《太平御览》那样的大型类书。而他平时喜欢读的《说苑》与《韵府群玉》又过于浅陋，难以满足为治国理政提供参考的需要。倘若自己领衔编纂一部卷帙浩繁，同时又切合朱元璋治国需要的大型类书，那岂不是一个迎合圣心，从而跻身皇帝核心幕僚圈的绝妙契机？
可惜事与愿违，朱元璋虽然对此事颇有兴趣，但是解缙本人却因为恃才傲物，疏狂不羁，在政治斗争落得个惨败，最终被朱元璋出于爱护的目的，令其回乡随父读书，并其许他十年之后再有大用。
解缙虽然走了，但编纂类书的事情朱元璋却未曾忘却。洪武三十一年，他命侍读唐愚士等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可惜不久之后朱元璋驾崩，修书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朱元璋驾崩的消息令解缙惊愕万分，他担心十年之后再有大用的圣旨落空，顾不得母丧未葬，辞别九十岁的老父，急急忙忙赶到南京奔丧。结果不曾想，却被人抓住把柄，弹劾他违背圣旨，不顾母丧父老，落了个不忠不孝的罪名，最终被贬到位于今天甘肃临洮的河州为吏。
解缙抛下父母亲情换来的竟是这般下场，心中的怨望愤懑自是可以想见。而这种怨恨的对象，除了弹劾他的政敌以外，可能也包括了建文帝。
贬所的凄凉是解缙难以忍受的，于是他写信给翰林学士董伦，求其相救。而董伦也确实为他讲了情，建文帝下旨召解缙回朝，授翰林待诏。表面上看来，解缙似乎是逃过一劫，否极泰来了。但实际上这个结局对于解缙来说，并不比在甘肃好多少。
要知道，翰林待诏可是一个从九品的小的不能再小的官，整个翰林院上下，也就比不入流的孔目强那么一点。而他解缙是什么人？是五岁就名满乡里的神童，是春风得意的洪武进士，是先帝身前“恩犹父子”的红人。且不说官位与待遇的落差，单单是许多曾经解缙正眼都不愿意瞧上一眼的人，现在一个个在翰林院里反成了他的上司，这一点就足以令恃才傲物的解待诏恼怒非常。
也正因如此，解缙对于救他回朝的董伦并无半点感激之情，待到日后朱棣勒令董伦致仕时，解缙便一言不发，冷眼旁观。对于董伦如此，对于建文帝解缙自然也无半点感恩。因此当朱棣攻入南京后，解缙便急忙“驰谒马首”。而当方孝孺拒绝为朱棣起草登基诏被夷灭十族，楼琏受命草诏后归而自尽之后，解缙便献上了他所起草的诏书。
解缙的诏书令朱棣大为赞赏，随即就将他由从九品的待诏升擢为正六品的侍读。当年八月，又召解缙与胡广、杨荣等七人入直内阁，参预机务。永乐元年七月，朱棣下诏由解缙主持编纂《永乐大典》，十一月升解缙为侍读学士，次年四月再升翰林学士、右春坊大学士。当年朱元璋所许下的十年之后再有大用，终于在朱棣这里得到了兑现。
细心的读者看到这里或许会问：为什么朱棣要在即位之初，政局尚不十分稳固的永乐元年七月便迫不及待地下诏修这样一部巨著？
首先，我们之前提到，编纂《类要》是朱元璋晚年一项未竟的工作，虽然这件工作因为朱元璋的驾崩而中辍，但在当时朝中应该还是尽人皆知的。作为一向以朱元璋合法继承人自居的朱棣而言，将老爹晚年这项未竟工程更快更好的完成，是一件义不容辞，而且十分急迫的政治任务。
而更急迫的一点还在于，认识到这件工作重要性的人不止他一个。早在建文二年，建文帝就在宫中设馆，重新编纂《类要》。总裁改由自己的亲信方孝孺担任，而原先的主编唐愚士则降为副总裁。建文帝对此事颇为重视，赐官宴、供笔札，参与其事者无不引为荣耀，直到朱棣攻破南京为止，编纂工作一共持续了两年左右。
而对于千方百计抹杀、销毁建文朝一切成绩的朱棣来说，这部未完成的《类要》实在是碍眼的很。对于处处以缵绪太祖大宝自命的朱棣而言，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编一部全方位超越它的新书。这才是朱棣下令编纂《永乐大典》的真实意图。
朱棣自知自己在武功上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超过打下江山的老爹，那么只好在文治上下功夫。可文治中最容易出成果的建文帝那种守文改制已经被他自己否定了，他举起恪遵祖制的大旗来批判建文帝，却不曾想也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那么就只剩下修书这条路可走了。
编书是朱棣否定建文改制后不得已的举措
于是朱棣比他老爹更加疯狂地修书，而且基本上是朱元璋修过什么书，他就要修一部超过老爹的：
朱元璋修了一堆劝诫皇子、大臣的“XX录”，朱棣就给他们老婆修一部《古今列女传》；朱元璋修了《昭鉴录》，朱棣就把它扩充为《文华宝鉴》；朱元璋编了御注的《尚书》、《道德经》，朱棣就编合计二百六十卷的《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朱元璋修《臣诫录》、《相鉴》，朱棣就修《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朱元璋修了《洪武南藏》，朱棣就修了《道藏》、《永乐南藏》和《永乐北藏》，整个一“朱三藏”；朱元璋修了《寰宇通志》、《洪武志书》、《云南志书》，朱棣就直接干脆诏修天下郡邑志书。
可见，朱棣在修书问题上几乎快把他爸爸当假想敌了，处处求胜，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媲美父皇，以塞天下悠悠之口。说到底，还是心虚。
可惜解缙这次没有深刻领会领导的意图，他领着一百四十七名文士，用了十七个月就把书修成了。朱棣当然大为高兴，又是赐宴，又是赐钞，并为这部书赐名《文献大成》。但是很快，朱棣就发现这部书距离自己的要求太远了，于是下令重修。这一次，估计是担心书呆子解缙还不能领会他的意图，于是将自己的心腹智囊姚广孝也派去做监修了。
为什么《文献大成》不能令朱棣满意？除了解缙没有领会修书背后的用意之外，还因为朱棣给这部书定了一个很奇葩的体例。他在诏书中说，这部书要这样编：
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
这可给编纂们出了一个大难题！“类聚”，就是说要将各书的内容拆开，然后分类编辑，这是历代编类书的老办法。而“统之以韵”，则是说要将这些分类的内容按照韵部编排，类似我们今天的音序排列。
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二者是矛盾的。原因很简单，同一类的关键字不可能都在同一个韵部。你要分类，就没法按韵部编排；你要按韵部，就没法分类。
也真是难为解缙，最后居然硬是被他想出来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按照洪武十二年修订的八十韵本《洪武正韵》的韵目，每韵下面分列单字，每一单字下面详注该字的音韵、训释和各种字体，再依次将相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奇闻、诗文词曲等随字收载。
理论上这个方法是可行的，但在现实操作中却往往难以拿捏，以致于在《永乐大典》中，常常出现将整篇、整卷，甚至整部书一股脑全抄在一个单字之下的情况。
朱棣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体例？他并不是故意给解缙出难题，因为他比谁都想早点把书修好。我们回想一下最一开始，解缙为什么要向朱元璋建议修类书？是他看到朱元璋日常喜欢翻阅《说苑》和《韵府群玉》两部质量不高的书，从而发现了以修书进阶的可能。
而《说苑》和《韵府群玉》，正好一个是分类汇编，一个是按韵编排。朱元璋的这个阅读爱好也随着解缙的《大庖西封事》名震一时而广为人知，现在朱棣要继承父志来修类书，那么自然要把老爹爱好的这两本书合二为一，至于编起来有多么困难他就不管了，那是解缙要操心的事。
《永乐大典》从开馆到定稿，一共只用了五年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修成了这样一部多达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分装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四亿五千万字的空前巨著，可谓神速。朱棣借此书超越父亲，抹杀建文的目的得以实现。
但有一件事依旧令他郁闷，那就是《永乐大典》太过庞大，以致于无法印刷。后世雍正朝修成的《古今图书集成》也多大一亿六千万字，借助铜活字技术，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印刷完成了。
可是眼下是明初永乐年间，铜活字还没有诞生，木活字和泥活字印出来的书又实在太不美观，因此要想刊印《永乐大典》，唯一能选择的只有雕版这一种方式。而一个熟练的雕版工人，一年大概只能刻二万字左右。
以永乐年间编纂的另一部大书《道藏》为例，《道藏》全书大约三千万字，刊刻用了近十六年的时间，以此类推，如果用雕版的方式来印刷《永乐大典》，需要将近250年的时间才能将全书雕完。换言之，就算从永乐五年定稿当年就开始雕版，那么一直雕到李自成打进北京也雕不完。
《永乐大典》除了体例怪、篇幅大之外，另外一项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内容广。朱棣对《大典》的要求是“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事，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这一点确实与众不同，因为阴阳、医卜、技艺等方面的书，除了少量隋唐前的经典著作外，历来的类书，无论官修私修都基本不予收录。道教与佛教经典虽然收录，但分量都很少，例如《太平御览》长达一千卷，而其中释、道两部加起来还不到三十卷。而《永乐大典》中不但大量地收录这些著作，而且朱棣还亲自叮嘱要“毋厌浩繁”，看上去好像朱棣有着不同于其他君王的文化胸怀。
但同样是这个朱棣，却在永乐九年对当时的戏曲表演下达了极为严苛的禁令：“凡乐人搬作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扮者同罪。”似乎之前那个博大的胸怀一下不见了。因此，《永乐大典》这种异常广博的收录范围，实际上还是出于朱棣在文治上超越老爹，甚至远迈唐宋的心理。
如果还是像前朝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那样以儒家正统文化为主体，以经史文章为核心，那么编出来的书篇幅就很有限，难以符合朱棣的预期，因此必须采取这种拾到篮里都是菜的方法，才能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修出这样一部四亿五千万字的煌煌巨制。
虽然朱棣本人的文化胸怀可能未必有多么宽广，但在编修《永乐大典》的过程没有出现过一起禁书、毁书的文字狱，对选录的图书没有做任何有意的篡改，连需要的参考书籍也基本上是由朝廷出资收购，而没有以权力威逼利诱藏书家们自愿捐献，比起三百年后的十全大补老人，这位成祖文皇帝还是要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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