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静冈县郊区一个村子里，28岁的农妇相原悠跟村民们一起，围聚在全村唯一一台收音机前，收听裕仁天皇面向全体国民的“玉音放送”，收音机里都是噼里啪啦的杂音，天皇的用词也很古典，这让相原悠一时没听明白天皇想表达什么意思。
这时旁边一个男人喃喃自语地说，“这么说来，日本战败了！”听到这句话，相原悠顿时觉得全身无力，似乎整个人都虚脱了。许久以后，她听到电台里传来一位播音员的话音：“日本军队将被解除武装，并遣送回国。”
这让相原悠再次燃起希望，她心里后来一直默默祈祷，希望她那被征派到“满洲”（中国东北）当兵的丈夫能平安归来。
只是，她永远也等不来丈夫了。
一直到3年后的1948年，相原悠才知道，她的丈夫，就在裕仁天皇隐晦宣布投降的5天前，已经在同苏联军队的作战中被杀死了。
帝国的崩溃：战争孤儿
一个曾经狂妄的、不可一世要征服大东亚和太平洋的日本帝国，转眼间，随着无数士兵的死去，和女人的心碎，开始，垮塌了。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习惯于从中国人的视角去看待二战，看待1931-1945年间的那场中日战争，然而在战争之后，日本人是怎么样的，我们，似乎一无所知。而今天，最爱君想带着大家去看看一段有关日本战败后的历史，去看看那个双手沾满血腥的帝国，是如何崩溃和哀嚎的。
而在那场战争中，失去亲人的，不仅仅是相原悠。
1946年12月，在从中国东北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回国后，7岁的小女孩渡边千鹤子胸前挂着父亲、母亲和妹妹的骨灰盒，回到了日本东京。
▲1946年12月，东京品川车站。从中国东北归来的日本侵略团的难民孤儿们，胸前挂着亲人的骨灰盒。
记者去采访她，这位已经成为孤儿的7岁的小女孩，坐在一张大床上，旁边放着她爸爸、妈妈和妹妹的骨灰盒，一边还放着一个她很喜欢的小洋娃娃，记者问她：
“你爸爸死在哪儿？”
“奉天（辽宁沈阳）。”
“妈妈死在哪儿了呢？”
“葫芦岛（辽宁）。”
“妹妹贞子呢？”
“佐世保（日本长崎）。”
在历经14年（1931-1945）的侵略战争后，日本人最终以伤亡270万人的代价，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了惨重的教训，随着1945年日本的战败，大量的缴械士兵和日本平民开始被陆续遣送回国。
起先，他们被派做帝国的先遣部队试图去征服“支那”和广阔的大东亚，然而战败后，他们开始跟随着日本帝国溃败的梦想一起撤退，仅仅在中国东北，据估计，就有多达17.9万名日本平民，和6.6万日本士兵在仓皇的撤退和严冬中死去。
他们拼命逃窜，仅仅带着年幼的孩子和一点很快就被吃完的食品上路，许多难民走投无路，将自己的孩子送给了沿途也同样贫苦的中国农民，在1945年后，那些同样憨厚的中国农民，则收养了4000多名日本人的遗留战争孤儿。
▲1946年，在东京上野车站流浪的儿童。
根据日本政府1948年2月的一份报告统计，当时日本的战争孤儿和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仅仅能统计到的，就达到了123510人：其中，有28248人在空袭中失去了父母；11351人在艰难的遣返途中成为了孤儿，或者是跟父母失去了联系；另外2640人确认为被“抛弃”；此外，还有81266名儿童，在战争结束后的骚乱中父母死亡，或是跟父母离散走失。
在回国后，或是父母死亡后，这些日本的战争孤儿们，许多住在火车站、高架桥和铁路桥底，以及废弃的建筑中。他们以擦皮鞋、卖报纸、偷钱包、捡烟头、非法贩卖粮食配给券，或者是乞讨谋生，一些十几岁的女孩子，则被迫早早地以卖淫为生。
活着的幽灵：回国的侵略老兵
但回国，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只是另外一场噩梦的开始。
1946年8月1日，7000多具日本侵略军和平民的骨灰，被遣返船冰川丸号送回到日本浦贺港，然而，却没有任何人前来认领。在远渡万里，终于魂归故里后，冷冰冰、无人迎接的海岸却呈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他们被大日本帝国怂恿着去侵占一个遥远的国度，但转身回来时，他们，却已经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即使能够活着回来，许多日本士兵和平民也发现，他们的家早已无处可寻，城市中的许多街区被整块夷为平地，父母妻子很多人在空袭中被炸死，或是被疏散到了乡下。在整个日本，到处都是手写的寻找失散亲人的寻人启事。
数百万被遣送回国的人员，在返乡的迷离中，寻找着抑或失散，抑或已经死去的亲人，于是从1946年1月起，当一档名为“复员者消息”的广播节目开播，提供即将遣返回国人员的姓名、船期和登陆口岸消息时，电台的工作人员们，很快便被每天多达四五百封的信件和几十通电话所淹没。一直到1950年，这个节目还在继续清理大量日本归国人员的下落或是死亡声明，“寻人”广播，一直播到了1962年3月31日才结束。
▲战乱中，许多日本军人及平民失踪。图为一位日本红十字会人员，在查看张贴的寻人启事。
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沉浸在一种战争“受害者”的意识里不能自拔，但他们却忽略了，日本人对于整个中国、朝鲜，乃至东南亚、全世界几亿无辜民众，所进行的血腥杀戮和残害，他们选择性遗忘了自己的血腥，却选择性保留了大和民族自作自受所带来的自我苦难记忆。
回归的侵略军士兵，当他们返回到日本本土，也开始发现现实的残酷和无奈。
许多侵略老兵返回日本后，却发现原来早在很久以前，他们就已被宣布死亡，家里人甚至已经为他们举办过了葬礼，竖立起了墓碑，而他们的妻子，则已经改嫁他人，这些士兵几乎崩溃的发现，他们已经成了所谓“活着的英灵”。
当他们自以为历经千难万险回到“祖国”后，侵略军的士兵们发现，他们被整个日本社会当成了贱民看待：在当时，日本国内民众开始陆续了解到日本帝国部队，在对外侵略中犯下的滔天罪行，于是，回国的日本士兵们发现，他们不仅被看做是没能完成使命的失败者，而且被假定为参与了不可告人的罪恶。
▲一名回国的日本兵在兜售小玩具。
1946年6月9日，《朝日新闻》发表了一位复员的日本兵寄来的信，信里面描述了他“还乡”所受到的冷遇：
“5月20日，我从南方地区复员回到日本。我的家烧毁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失踪了。物价太高（战后的1945-1949年间，日本一直面临着疯狂的通货膨胀），我仅有的一点钱很快就花光了，我是一个可怜的家伙。没有人肯对我说句好话。人们甚至向我投来敌视的目光。没有工作、受尽折磨。”
大量的日本侵略军在回国后发现，他们早已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大量的日本侵略军老兵在回国后，在失业、贫苦和社会的整体歧视中，无奈地徘徊在东京上野公园，车站等各个场所，他们流离失所，这种状况，甚至一直持续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有的侵略军老兵则放弃了求生的希望：在一封写给报社的信中说，
“我们的生存被损害，伤病的老兵们被遗忘了。”
信件从一所疗养院中寄出，写信人讲述了他的病友们由于绝望而自杀，在信的结尾中他写道，
“我自己五分钟后，也要上吊了。”
困苦的民众：生死边缘
在二战末期，日本人已经开始经历粮食危机，日本大阪的市民，甚至被鼓励吃橡子、谷糠、花生壳，和木头的锯末，日本政府当时甚至公开鼓励人们通过食用蚕蛹、蚯蚓、蚂蚱、家鼠、田鼠、蜗牛等来补充蛋白质。
在当时，普通的日本民众陷入饥饿和濒死的边缘，但大量的救援物资却被军方和利益集团在黑市上高价倒卖。
▲1945年后，很多日本市民住在棚户区里。
1945年11月7日，《朝日新闻》的大阪版，刊登了一封题为《我正打算自杀》的来信：
“我是一名普通的劳动者。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处于生死关头，现在我的脑海里一篇空白，有的只是对我们无能政府的怨恨。我有五个孩子，我努力工作····可是政府对于粮食供应的无能，使得情形越来越差·····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最终，我甚至借了高利贷来买粮食。但是我无法再这么做了，所以我们已经整整四天没吃饭了。
我妻子昨天完全垮了，有两个孩子开始神志不清。
最后，我决定自杀。我要以死，来谴责无能又无情的政府·····像我们这样没受过教育的人，不懂得什么高深的道理，但是我觉得肯定有足够的大米和麦子。看，只要你有钱，一石、两石的大米和麦子马上就能到手。并不是没有粮食。
官老爷们，收起你们几年来让别人遭受折磨的麻木不仁，拿出点人性来吧！现在，我第一次感到，日本确实应该是一个四流国家。没有真正的好政策，它还会沦落为五流甚至六流国家。当这封信送到你们手上的时候，我可能已经死了。我是用剩下的全部气力写这封信的。”
生存如此艰难，高犯罪率便应运而生。
根据统计，1946-1949年，四年间日本的公开抢劫案件达9485宗，另外还有1177184人由于盗窃被捕入狱，由于食不果腹，加上时代那种茫然的大环境，8到25岁的儿童乃至青少年，成为了重型犯罪（例如谋杀、强奸、武装抢劫、恐吓、纵火等）的主力军，几乎每两分钟，就有一宗重型犯罪发生。
沦落的妓女：时代的绝望
社会的残酷现实，也映衬到了孩子们身上。
在1946年初的日本社会中，日本的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中，其中一个就叫“潘潘游戏”：孩子们喜欢模仿那些穷苦的女孩子沦落成妓女、拉客卖淫的样子戏耍游玩，全然不知背后的辛酸与血泪。
1946年9月29日，《每日新闻》就刊登了一位21岁妓女的来信，这位年轻的女子在信中讲述自己从中国东北回国后，由于没有亲戚和经济来源，最终只能在东京的上野车站的地下通道中蜷缩生活：
我住在那里顺便找工作，但是找不到任何事做，连续三天我什么也没得吃。然后在第三天夜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给了我两个饭团，我赶忙吞了下去。第二天夜里，他又带给我两个饭团。后来他要我到公园去·····我就是在那时，沦落为受人鄙视的“夜之女”的。
▲1945年后，东京街头的“潘潘”女郎：妓女。
着眼于无奈的社会现实，1946年12月，日本内务省公开宣布：女性有做妓女的权利，在政府指定的“红线”区域，卖淫被默认允许。据统计，二战后初期，日本大约有55000至70000名日本女性，和来自台湾、朝鲜等原日本殖民地的留存女子，在日本沦落成为妓女。
而来自美国20多万日本占领军的旺盛性需求，则使得这个性产业更加兴旺发达。
在战后一项针对日本妓女的调查中发现，她们大多是战争孤儿，或者是没有父亲养育，有许多妓女是家里的长女，“自认对父母和弟弟妹妹的生活，负有强烈的责任”，从而使得她们，走上了痛苦的不归路。
▲二战后，招待美国军士的日本妓女们。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调查中同时也发现，与当时整个日本社会弥漫的那种，在经历高压统治和战争压力后突然释放的情绪一样，有一些妓女坦承并非因为经济状况绝望而卖淫，她们中有的人选择卖春，只是为了短暂的欢乐而挥霍浪费，从而“展示出挑战时代整体贫困的奢侈放纵。”
一位妓女甚至承认说，她从卖春中感受到了特别的性快乐，如果客人长得特别英俊，她还不愿意收钱，而除非生病或者住院，她甚至不会考虑其他的人生选择，而是愿意继续追求这种生活方式。
黑市与黑社会：草莽民间
对于普通日本民众来说，尽管战败，但突然之间，他们一直紧绷的神经却被调和了下来，以致于他们产生了一种“震惊到近乎麻木”的状态，并随之而来产生了一种“彻底解脱”的感觉，这种解脱感往往十分短暂，随后疲惫和绝望接踵而来：整个社会都面临着这种深广的心理崩溃状态。
由于战后生产停滞、物价飞涨，在严酷的生存和1945-1949年间高速飙涨的通货膨胀之间，人民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都支离破碎，生存几乎成为唯一的渴望。
许多女孩子做了妓女，男人们和部分妇女，则开始转做黑市交易。由于战后的生产、生活资料严重匮乏，于是，日本社会的黑市交易开始大范围的自发形成。
▲东京的黑市交易市场，商贩们在售卖家用的五金器具。二战时期，日本几乎所有金属都被征用于军需生产。
他们有的将军刀改成餐刀，头盔则改成水壶和煎锅；在大阪，许多死人用过的毛毯和衣物成了黑市交易的畅销品，上面甚至还沾着肺结核患者咳出的血迹。
不管怎样，到了1945年10月，在巨大的需求刺激下，日本国内已经有17000多个露天市场开始自发形成。在黑市的常规经营者中，有60%是男性，30%是女性，剩下的10%是儿童。
就在这种背景下，黑帮也开始各自划分地盘，并进行火并厮杀。在东京新桥地带，那里的市场是黑社会松田组控制的；浅草区则是芝山组控制；银座区是上田组的势力范围；池袋区则是关口组的地盘。
以东京新桥市场为例，那里的黑社会松田组拥有150多名帮派成员，他们通过收取保护费来运转谋生，并且插手当地的建筑业，为美国占领军提供协助市场监管等服务。
遗留在日本的大量台湾人和朝鲜人，也开始抱团，甚至组成黑帮争抢地盘：1946年7月，一场由数百名台湾商贩和上千名松田组暴徒对战引发的暴乱，就导致了7名台湾人死亡，和34人受伤，另外有一位警察也在枪战中丧生。
▲一块黑市市场招牌，表示这里是由黑社会松田组管理的。
在当时，社会秩序混乱，生活前景迷茫，每个日本的普通平民，在大日本帝国崩溃后，都在生存的边缘苦苦挣扎，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正如许多妓女将卖春得来的钱用于挥霍享乐一样，许多男人和女人也开始酗酒。
在大阪黑市的一位商贩就说：“我讨价还价地进货，然后讨价还价地卖掉它们。为了麻痹良心和鼓起勇气，我们许多商人在做生意的时候，都喝一种烈性烧酒。”
另外一位商贩则坦承说，通货膨胀太厉害，他根本看不到未来在那里，因此，他每天都是从挣来的钱中，留下一点明天做生意的钱，然后剩余的就拿去喝酒和嫖妓，他努力回忆那段褪色的、伤心的战后岁月，那个1945-1949年的痛苦人间，他说：
“我喝酒，并尝试着忘记，那浮萍般、漂泊不定的生活。”
对于他们来说，光明，似乎要等到1950年朝鲜战争突然爆发后，大量战争订单带来日本经济复苏的美好时段。
而那段帝国崩溃后、不堪回首的日子，又有那个日本人，愿意再去审视和回忆呢？
历史，只能选择性遗忘了。
参考文献：
（美）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三联书店2008年版
（日）小代有希子：《躁动的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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