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字体演变和书法风格相关的一些情况，启功先生就曾讲过：“我觉得最基本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到工具的作用……”（ 《书法丛刊》第十一辑《古简册法书墨迹·引言》，1986年，第5页）毋庸置疑，笔墨纸张等工具材料的间接性因素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也对书法艺术有着催化、推进或制约的实际效力，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就好像文彭偶然发现青田灯光冻之材质便于镌刻，不但易于受刀而且表现效果极佳，遂自篆自刻，从此石材开始广泛应用于篆刻创作并对整个印学史都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推动作用。河西地区的笔、墨、纸张的情况与中原和江南地区是不同的，我们有必要对这些方面的内容作一些细致的考察分析。
毛笔作为书写汉字的主要用具，历史久远，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殷商时期的甲骨文都留有毛笔书写和描绘的痕迹。早期的毛笔出土实物，则有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古笔（春秋）、河南信阳古笔（战国初期）（1956年出土，发掘报告称“笔长23.4厘米，径口0.9厘米，毛长2.5厘米”）、湖北荆门包山古笔（战国中期）（1987年出土，发掘报告称“笔长22.3厘米，笔头3.5厘米。”《文物》1988年第5期）、湖南长沙左家公山古笔（战国晚期）（1954年出土，发掘报告称“笔杆长18.5厘米，径口0.4厘米，笔头为兔毛，长2.5厘米）、甘肃天水放马滩古笔（战国晚期）（1986年出土，双套筒式，“笔长23厘米，笔头2.5厘米。”《文物》1989年第2期）、湖北云梦睡虎地古笔（秦代）（1975年出土，共有三支，“其形制与战国笔大致相同”，杆长20.9—21.5厘米，径口0.3—0.4厘米，毛长2.5厘米”）、湖北江陵凤凰山古笔（西汉）（1975年出土，共有两支，167号墓之笔“通长24.9厘米”，168号墓则是“杆长24.8厘米，径口0.3厘米”）、山东临沂金雀山古笔（西汉中期）（1978年出土，发掘报告称“笔长23.8厘米，径口0.6厘米，笔头1.0厘米”）等等。
悬泉置与马圈湾的出土笔与武威笔的对照
相传秦将蒙恬制笔（《史记》：“蒙将军拨中山之毫，始皇封之城，世遂有名”），被人们奉为笔祖，晋代崔豹《古今注》云：“自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柘木为管，以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汉时，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笔的制作也有很大的改进，已从单纯的“鹿毫笔”系统演化开来，相传路卮等人都是当时的制笔手中之突出者。汉笔中兔毛、羊毛、狼毛、鹿毛、狸毛等都被当作制造材料，硬毫、软毫、兼毫（混合型）并用，制笔工艺在不断革新与尝试中推进、发展着，而这自然也与书写的提按、使转等运动息息相关，并由此直接地反映到书写痕迹中来。1957年和1972年甘肃武威先后两次出土过刻有笔工姓名的汉代毛笔，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有刻名的毛笔；1993年在连云港尹湾墓出土的汉笔（笔长21.4厘米，笔锋约1.6厘米，配有专用的笔套；同时出土有笔刀、砚台等文房具），竹杆，兔毫，就制造工艺而言，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弹性好、储墨力佳。
蔡邕著《笔赋》，对毛笔的选料制作和性能特点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对当时毛笔的形制也有具体描述：“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悍，体遄迅以骋步。削文竹以为管，加漆丝之缠束。形调抟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魏晋时期的笔杆逐渐变短，既为握笔书写方便，也可以节约原材料，此时的魏国人韦诞以制笔和制墨闻名于世，所制之笔人称“韦诞笔”，著有《笔经》一卷。贾思勰《齐民要术》亦载韦诞制笔之法：“先次以铁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秽毛，盖使不髯。茹迄，各别之。皆用梳掌痛拍整齐毫锋端，本各作扁，极令均调平，将衣羊青毛，缩羊青毛去兔毫头下二分许。然后合扁，卷令极圆，讫，痛颉之……以所整羊毛中截，用衣中心，名曰‘毛柱’，或曰‘墨池’、‘承墨’。复用毫青衣羊青毛外，如作柱法，使中心齐，亦使平均。痛颉，内管中宁随毛长者使深，宁小不大，笔之大要也……”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到魏晋时期制笔的大致过程和基本特色。晋时安徽宣州用兔毛制成的紫毫笔，也很有名，深受书法家们的推崇。因魏晋时期是纸张绢帛逐渐代替竹木简的一个书写材料重大变革期，书写的对象材质由硬质的竹木向软质的纸绢过渡，自然，毛笔这一对应工具也势必相应地变化着。而笔之芯、副、被、柱，各有不同，由此也可以推想当时必有长短、弹性、储墨力不同的笔类存在。隋唐时期，文房用品的制作已经是非常发达了，在选材、制作、性能上都大大超过前代，宣州成为全国的制笔中心，若《文房四谱》卷一载：“世传宣州陈氏世能作笔、家传右军与其祖求笔帖，后子孙尤能作笔。”《铁围山丛谈》卷五载：“宣州诸葛氏素工管城子，自右军以来世其业，其笔制散卓也。”唐以前使用矮型家具，书家席地而坐，悬腕运笔，故而多喜用坚挺之笔头，硬毫笔因此受到书画家们的重视，宣州笔陈氏、诸葛氏所制紫兔毫，软硬适中，更易使用，为时人所贵。白乐天即有诗曰：“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又：“每岁宣城进笔时，紫毫之价贵如金……”另据载，唐廷用笔多为宣州贡品（见《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二），当然，在秘书省、集贤院及弘文、崇文二馆内也设有专门的制笔高手。现日本奈良正仓院藏有中国唐笔数支，工料极精良。
我们先来具体分析几件实例：
I.马圈湾笔
1979年出土于敦煌马圈湾之烽燧。其笔杆细长，粗细大致均等，前端有硬木镶嵌，而后端笔尾略为削尖、径渐细，稍呈圆锥状；与鄂湘苏诸地出土的兔毫笔不同，此为狼毫，笔长19.6厘米，锋长约1.2厘米，杆径约0.6厘米。中芯锋长，外批短毫，略有点像我们现在绘画用的“小红毛”，笔锋短且硬，弹性好，锋管比例在1：15左右。年代大约在西汉末年至新莽之间。
II.武威“史虎作”笔
1957年出土于武威县磨咀子。其笔杆细长且略带弯曲，后端笔尾尖细呈针状，杆侧有阴刻 “史虎作”篆书字样，想必应是当时之制笔能手罢；笔长20.9厘米，径0.7厘米，笔头缺失但管腔内尚有兽毛遗留。年代大约在新莽至东汉初期。
III.武威“白马作”笔
1972年出土于武威县磨咀子。其笔杆细长挺拔，粗细均匀，杆侧有阴刻 “白马作”隶书字样，亦是当时之制笔手名；笔长21.9厘米，径0.6厘米，锋长约1.6厘米，笔芯毛为黑紫色、外敷黄褐色狼毫，当属兼毫笔一类，锋颖圆聚细锐，质量上乘，锋管比例也接近1：15。年代大约为东汉中晚期。按，另有1985年出土于武威县旱滩坡23号墓大笔一支，此笔乃特例，笔长23厘米，笔杆为松木制，呈倒锥形，尾部细尖，锋长却达到了约3厘米，为狼毫笔，形态颇类我们现今的大兰竹，年代为前凉。但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种大笔并非普遍情况。
IV.居延笔
1931年出土于居延之烽燧。其笔杆细长挺拔，为四片被割成1/4之圆木合围而成，麻丝捆绑之后粗细大致圆整均匀；笔长20.9厘米，径0.53厘米，锋长约1.4厘米，笔毛有深浅二色，前白后黑，属性不明，亦是兼毫笔，锋管比例恰好也是1：15。年代大约为东汉前期。
V.悬泉置笔
1990年至1991年出土于敦煌县。共四支，笔杆造法类似于居延笔，笔长10—20厘米，锋长约在1—1.5厘米。其中一支笔长24.5厘米，锋长2.2厘米,毫穗亦接近于居延笔、马圈湾笔（《文物》2000年第5期）。年代约为东汉（以有纪年的简文下限为107年来推算）。按“悬泉置”，位于敦煌以东64公里，“悬泉”者即指深山处有泉水，“置”则因时代不同亦有称“亭”或“邮”者，即官营旅馆之意。
白马作、史虎作、居延笔和天水放马滩笔的形态比较
这些实物相对于内陆出土的而言，因就在西北范围，有更直接的价值，但又因为是两汉时期的笔，也就是说，是用来写隶书汉简文字的，和我们调查的抄写楷体经书为主的敦煌书法用笔虽有些出入，但基本一致（和包山楚笔则完全分属不同系统），且同一地区用笔用墨习惯应该是有传统的（比如与1986年出土于甘肃天水放马滩的秦笔就有明显的延续性），从大的方面说，此后敦煌书法所沿用的仍属硬毫木杆的“居延笔”系统——从遗书里早期的《法句经》《大慈如来告疏》诸作与武威汉简的笔触比较，不难发现这一点，只是锋长增加至2厘米左右。
敦煌、居延、包括楼兰等地的竹木简有不少在形态上具有一种较为显著的重叠性特征，从内容上来讲，它们基本上都是当地及周边政府机关的行政文书档案，从书法笔迹上来看，也有颇多类同的地方——从敦煌木简最早有纪年的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十月始，交叉比对这几个系列二三百年间的书风，同样也可以为我们由书写点画的基本特征提示出上述毛笔的“通用性”来。
西北地区自隶书时代至北朝都是这种鹿狼等硬毫所制的木笔为标准品的，而楷书的进一步成熟，是与从南方发展起来的以兔毛为柱羊毫为副的竹笔有着密切关系，“新笔”传过来以后，笔触变得柔和，“北凉体”消退，这个界点大约是在6世纪中后期。渝博本《大智度论卷二十一》后有李忠翰、杨培荫跋曰：“唐朝经卷获睹甚多，此卷用笔纯雅，自成一家，的系经生用羊毫所书。”（杨铭《杨增新等所藏两件吐鲁番敦煌写经》，《西域研究》1995年第2期，第44页）
除上述种类之外，敦煌尚有木笔以及工艺简陋的苇笔等使用的文献记录，白居易《白氏六帖》笔砚一项中也有提及于阗人用木笔之情况，而早在本世纪初，米兰城堡、尼雅遗址亦有出土实物（约为晋代）相印证（相关材料见A.Stein：Serindia；及藤枝晃《文字の文化史》，P.193-194，図70）。此后于1967年阿斯塔那出土品中又发现唐代苇笔一支，长10.6厘米，先端斜切，虽已断裂，但仍看得出类似于老式蘸水钢笔（参照大英博物馆古文具陈列中的苇笔实物，基本一致）；1972年武威又发现西夏竹笔两支，也同样是先端斜切式，但保存相当完整，分别长13.6厘米（未使用过的新笔）和9.5厘米（已使用之旧笔），我们于是得知早期硬笔之基本形态则如斯耳。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于1964年和1980年尚出土有西晋时期的其他笔种，但因属于绘笔，即专用于壁画之“彩绘平涂”，而非书法用笔，所以我们这里不展开。
P.3471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单字为0.7厘米
敦煌文书大部分都是小字，这也是因为各类佛经道经占了很大比例的缘故，单字尺寸基本上都在0.8—1.5厘米之间。因单篇文书里字型大小不等，我们随机抽取若干计算平均值，实测数例如次：P.3471为0.7厘米，P.2965为1.2厘米，P.4506为0.9厘米，P.2602为1.0厘米，浙图009为0.6厘米。而乌丝栏的间隔绝大部分多在1.5—1.8厘米（0.06—0.07尺）之间，单篇中乌丝栏的间隔也多有不均，如P.3620为1.4—2.0厘米，P. 2078为1.7—1.9厘米，P.2089为1.5—1.6厘米，P.2627为2.0—2.2厘米，浙博003为0.9—1.0厘米。按照当时人们计算字数及用纸量的习惯，最标准的写经应该是一纸二十八行，一行十七字（也有不少上空二字、下空一字，仅写十四字的惯例；小字者则一行三十四字，正好是标准形式的两倍）。这种形式的固定，约在5世纪中后期。笔者以日本二玄社刊行的《敦煌书法丛刊》二十九册内的经卷类写本做了一个大略的统计，得出字宽的平均值约在1.25厘米上下。
P.2965佛说生经，单字为1.2厘米
更小字的如P.2547等书仪，以及一些注释、改校文字，这种类型的单体一般在0.3—0.5厘米之间。
P.2547各种小字
也有较大的牒状批文，单字尺寸一般多在2.0—3.0厘米之间。再大者有如P.2838末行“都僧统悟真”之“统”字宽达6.0厘米，但明显是笔毫已压到极端，而“悟”字数处转折的刮擦破笔痕迹，显然是书写时已重按至笔肚，笔锋基本侧倒，测得最宽处墨痕接近一厘米，故判断此笔毫长度大致应在1.2—1.5厘米：提笔写字，锋颖运行，锋长则难估计，而越是重按却越能看出这个尺寸来。
P.2838末行“都僧统悟真”
如上所述，敦煌书法所相应的笔的使用，多半是长杆、短锋一类，其长度、直径、比例介于前述汉笔与唐宋宣笔之间，而更靠近于汉笔；发展速度迟于中原和江南地区；杆长20—25厘米、管径0.5—0.65厘米、笔锋约为1.2—2.0厘米之间的小笔为主（应不会超过2厘米，即使如“尹湾笔”虽毫长4厘米但有一半是扎于管内的；“诸葛笔”亦然，见黄庭坚《山谷笔说》），“宁随毛长者使深、宁小不大”这个传统看来是一直从汉魏延续到隋唐的；软硬毫皆有（包括本地制造和外地来源），前期以硬性鹿、狸、鼠毫为主，木管笔，锋颖偏短小，这也是鹿毫木管书写竹木简之传统，故有一定的延续性，如S.2660，下限至北朝晚期，基本契合“北鹿南兔”之说；中后期（上限于隋）因书写材料全是质量较好的纸帛，以及工具材料和制造工艺的地区间交流，所以便逐渐固定在以中性兼毫即兔毫为柱羊毫为副、竹管笔为主的工具上，而“会昌年间江西新淦出散卓笔，一改兼毫常式，纯用羊毫长锋”（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第239页），但对敦煌用笔的传统似乎影响并不是很大。唐张《朝野佥载》记述有欧阳通所用之笔为“象牙、犀角为笔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毫”，而他人用笔史载甚少，这抑或是一种特例，父询则“不择纸笔”。入唐后锋颖似乎在逐渐加长，唐柳公权《谢人惠笔书》曾提到“近蒙寄笔，深慰远情，虽笔管甚佳，但出锋太短，伤于硬劲；所要优柔，出锋须长，择毫须细，管不在大，副切须齐，副齐则波掣有凭，管小则运动省力，毛细则点画无失，锋长则洪润自由”，虽然这是与柳氏习惯书写大字有关，但其间之变化也可见一斑。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种书写材料的逐步过渡和更替，事实上与文字方面隶楷过渡衍变也是大致同步的。
悟真签名笔迹之比较:P.2838、P.3100、P.3100
笔锋的尺寸规格，除了常态的书写笔迹以外，我们也可以从某些经卷的修改校正、废弃文书或背面的信笔涂抹、卷末的题记款识，以及一些习字的痕迹中发现些许端倪——如P.2011的重笔改字、P.2838v的签名批署、P.3561的文末草字、浙博045的涂抹痕迹、浙博064的大字押文符号……或许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点线笔迹，反过来也能够为我们提供最直观的印证。同样，笔者在搜寻吐鲁番出土品中，发现像73TAM506:07《马寺尼法慈牒》等文书的诸处涂抹笔迹亦是一般，同样可作为我们的参考和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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