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人口迁移可以说是中原文化经历的一次令人心酸的浩劫。
如果没有这一惊心动魄的大迁徙,汉族恐怕将面临灭亡的威胁。
那么这场人口迁徙到底是什么事请？
1125年，即宋徽宗宣和七年，金灭辽，金将战争的矛头指向北宋，宋金之间的战争随即展开。同年十月，金军将领宗翰南下进攻太原与燕山（今北京），所向披靡，宋军望风而逃。
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挥师南下，直抵黄河岸边，京师告急，宋徽宗带领一批大臣南下避乱，“百官多潜遁”。宋王朝风雨飘摇，山雨欲来，京师平民也纷纷避乱江南：“男子妇人老幼，相携出东水门沿河而走者数万，遇金人杀掠者几半。”很多居民在流亡途中惨遭金军杀害。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金军攻陷开封，军民十数万人背井离乡，逃往江南。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掠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宋高宗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
宋高宗改元建炎，也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即建炎南渡。伴随着高宗南渡，中原居民大规模南迁，“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中原之民翕然来归，扶老携幼相属于道”，“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
短短几年，黄河流域已是人去屋空，荒草萋萋，诚如宋人庄绰所言，建炎元年（1127年）秋：“余自穰下（今河南邓州）由许昌以趋宋城（今河南商丘），几千里无复鸡犬。”
当然中原这些居民并非都流亡到闽南，但不可否认，福建地区偏安东南，远离战场，相对安全，是移民较为理想的卜居之所。如《藤山志》云：“（藤山）唐末宋初，居民鲜少，赵宋南渡后，避乱者渐次迁藤。”
藤山正是由中原移民的南迁而发展起来。北宋灭亡后，金军及伪齐政权占领中原，一些中原黎民不甘于异族的统治，大量流亡江南：“渡江之民，溢于道路。”如，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春，金统治下的“寿、亳、陈、蔡之间，往往举城或率部曲来归”。
由于移民的大量南迁，“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留寓之人遍满”。据吴松弟先生研究，靖康之乱以后北方人口南迁可分为七个阶段，即靖康之役阶段（1126年—1141年），南宋金对峙时期的四个阶段，南宋和蒙元对峙的两个阶段。
靖康之役阶段北民南迁的人数占七个阶段移民人数的89%，而到南宋后期，北方移民南迁总数约500万人。以此推算，仅靖康之乱前后南迁人口就达到了约450万。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宋金议和，规定南宋不得接收金朝“逃亡之人”，靖康之乱前后中原居民南迁的浪潮遂告消退。
这一时期，南迁闽南的移民有多少呢？因为文献记载往往较为模糊，语焉不详，我们也无法得知确切数字。
如前文提到，“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留寓之人遍满”。“遍满”到底是多少，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我们依据统计，靖康之乱前后河南迁入福建移民中明确记载的有98人。
靖康年间，迁移到闽南的中原移民既有皇室后裔、公卿贵族和士兵，更多的则是一般平民。
逃往闽南的中原人士不少人是皇室后裔。迁往福建的宗室人员几乎没有再迁他乡。泉州是南宋宗子的重要居住地。
宋高宗建炎三年十二月，南外宗正司自镇江迁往泉州，随行的宗子349人成为泉州的新居民。“其后日以蕃衍”，到庆元年间发展到1700余人，绍定年间达2300余人。
除了集体迁往闽南外，还有不少赵氏子孙在靖康年间独自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卜居福建。如福州赵氏“赵彦侯，字简叔，魏王廷美八世孙，曾祖叔近建炎初知秀州，抚定杭州叛卒，为副总管张俊所杀，绍兴中雪其冤，赠集英殿修撰……祖交之，赠朝请大夫，避乱入闽，遂居福州”。
闽南漳州府漳浦县赵氏族谱称“赵氏，造父之后，始祖赵匡胤。嗣北宋金人之役，南迁入浙”，后来定居漳浦县。又如，赵匡胤的八世孙赵伯述，在北宋末年护驾南迁，居住临安，伯述之子师诰在宋宁宗时期奉命入闽迁漳浦。
中原战乱频仍，一些名臣后裔与士人更是蜂拥云集般迁入闽南。如北宋名臣王旦的后裔在靖康之乱后由开封迁居福建莆田县冲溪。北宋宣和年间，济源人傅察出使金国遇害，其子傅自得随母南奔，娶李邴之女，翁婿同在泉州落籍。
东汉著名学者颍川人（许昌）陈寔的后裔陈魁等，在靖康年间率众迁入福建宁化、上杭，今天陈姓已成了福建大姓，有“陈、林、蔡，福建占一半”之语。睢阳人赵子乙妻王氏，当金军占据两河时，扶老携幼迁居莆田。
尤其是河南光州固始，靖康之乱，大批衣冠士人流亡闽南。由于大量士人的南迁入闽，到南宋时期，福建、江南、江西等地区因“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
尤其是福建，叶适惊叹：“闽、浙之盛，自唐而始，且独东南之望，然则亦古所未有也。”
靖康年间中原人南迁闽南人数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光州固始是中原人南迁入闽的重要中转站。据吴松弟先生研究，靖康年间，中原人南迁入闽所经路线如下：中原人迁入光州固始，然后自淮南渡过长江进入江南，江南最重要的渡口是太平州（安徽当涂县）、建康府（江苏南京）和镇江附近；移民登陆后，大多沿江进入平江和临安为中心的江南平原，渡过钱塘江后分为东西二路。东路经绍兴府、明州、台州进入温州和福建，部分移民则继续沿海岸线南迁进入福建。
近年来有人曾对闽西客家人的族谱进行了统计，发现在闽西78种姓中，除了12种姓外，其余66种姓都是在宋代入迁闽西的支派。
由此可见，宋代是中原人移居闽南的重要时期之一。
靖康年间，中原人的大量南迁不仅增加了闽南的人口，推动了当地的开发，加速了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福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首先，促进了福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庄绰言：“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
因人多地狭，出现了生子不举的悲惨现象。今福州市桥南三叉街十锦里旧称藤山，“唐末宋初居民鲜少。赵宋南渡以后，避乱者渐次迁藤，至元朝始成村落”，因移民的到来而逐渐形成了城市。人口的增长，还造成了人均耕地的减少。
一些因争夺土地的诉讼案件也日渐增多。不可否认，福建路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靖康之乱后中原人的南迁，他们在这里辛勤耕作，繁衍生息。其次，移民的迁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福建地区山多地少，灌溉困难。
移民到来后大量垦山造田，明嘉靖《安溪县志》记载：“一岭复一岭，一巅复一巅。步邱皆力穑，掌地也成田。”梯田的增多必然加大了用水的需求，为此，他们大力发展水利，宋人方勺在《泊宅篇》中载：“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然每远引谷水以灌溉，中途必为之硙，下为碓米，亦能播精。”人们在山间建造梯田，将山谷之水引入田中，“泉流接续，自上而下，耕垦灌溉，虽不得雨，岁亦倍收”。
辛勤的70劳动也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人们基本上不再靠天吃饭，而是利用水利工程耕垦灌溉，收获颇丰。
最后，中原移民的南迁同样促进了闽南文化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唐朝以前，福建在华夏文明史上属于文化落后地区，称为蛮荒之地。
唐朝以前，福建地区竟然很少有人知晓孔孟儒学，文化之落后，人才之奇缺，令人扼腕叹息。
建炎南渡，侨居闽南的衣冠士族在这里大力发展教育，弘扬儒学，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福州人黄榦言道：“中原衣冠多南徙，吾乡之学彬彬矣。”
吴莱也评论道：“自东都文献之余，天下士大夫之学日趋于南，或推皇帝王霸之略，或谈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时人材学术之盛，不可胜纪。”
后人亦曾作过总结：“宋兴，闽八郡之士取名第如拾芥，相挽引居台省、历卿相不绝于世，举天下言得第之多者必以闽为首称。”
中原衣冠旧族对闽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我们可以看出靖康之乱前后十余年间，中原人流离失所，侨居闽南，他们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文化教育，使中原文化得以在边陲生根发芽，泽被后世。
尤为重要的是，移民的到来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最终奠定了南强北弱的文化格局，对福建乃至台湾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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