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后周都点赵匡胤在出兵途中，发动政变，迫使周恭帝退位，建立了大宋王朝，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陈桥兵变”。
从此，安史之乱以来长达两百余年之久的战乱与分裂局面，终于结束，进入了一百七十余年国家统一与政治上相对稳定的时期——北宋。
此一时期，北宋都城汴京，成为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中心。
宋朝统治者们，汲取了唐末藩镇割据、官僚结党的经验教训，努力加强君主集权。因而，他们不但不抑制，反而鼓励臣子宴饮寻乐的奢靡生活。
“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与历代相比，宋人都是最讲究生活享受的。而这种享乐的风气，正是宋词滋生繁衍的温床。
在词创作的最初，最先引起人们注意并得到广泛喜爱的，是那些篇幅短小、精练含蓄的小词，即“小令”。北宋早期，大约在公元1040年之前，晏殊刚刚登临词坛。此时期，流传作品较少，仅仅只有十几位作家的数十首小令。王禹偁（chēng）主要以诗文名世，而在词的创作上，他可算北宋初年较早的填词者之一。传世的作品只有《点绛唇》一首，在词史上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位置。这首词作于词人贬谪期间，抒发“世无知音”的苦闷，然而基调是对鸿雁振翅的遐想，因而词的格调并不显得悲苦沉闷，反而有一种向上的力量。潘阆，字逍遥，而他的性情也如他的字一般，不拘一格，逍遥自在。他早年在京师卖药为生，后来受到宦官的推荐，登临仕途。但不久这个宦官犯罪下狱，潘阆也受到牵连，逃匿到了山中。晚年的他遨游大江南北，“放怀湖山，随意吟咏”，过着洒脱惬意的隐逸生活。他回忆杭州美景的10首《酒泉子》最为有名。如第十首咏钱塘江潮：这首词写钱塘江潮的雄伟壮丽和弄潮儿英勇无畏的气概，激荡着一种人定胜天的豪情，令人不由得心胸激荡。据说，他终身未娶，喜欢种梅养鹤，“梅妻鹤子”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他的诗清淡高远，以《山园小梅》最为有名，并留下了千古传诵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他还有一首同样脍炙人口的《长相思》，流传也十分广泛：这首词写两情相悦的男女，无奈分别及别后的刻骨相思，清新流丽，很有民歌的风韵。白居易也有一首很有名的《长相思》，词云：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范仲淹是北宋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也是士大夫群中少有的文武全才。他十分注重名节，写在《岳阳楼记》里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句，更是成为宋代士大夫精神风貌的一种新的写照。范仲淹曾在西北边地抵御西夏入侵先后达四年之久，他治军很有成效，当地有民谣说：“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这段军旅生活，进入到他的创作中，便有了千古名篇《渔家傲》：遍布词作中的，是荒凉萧瑟的边地景象，是凄凉的号角声声，牧马悲吟，雁归而人不得归，将军和士兵们熬白了头发，滴尽了相思泪，而归家之日仍遥遥无期。范仲淹虽然有救世之心，然而北宋长久以来的“积贫”、“积弱”，却不是个人能够扭转大局，终究是“天教心愿与身违”。晏殊被誉为“北宋词初祖”“太平宰相”，14岁时就以神童的称号，被赐同进士出身。为官几十载，虽也偶有贬谪，但相比秦观、苏轼等人，实在幸运太多。晏殊有《珠玉词》三卷流世，存词一百三十余首，几乎都是短小的令词。晏殊一生到过许多地方，也曾不断品尝到离愁的滋味，因此《珠玉词》中多有写离情相思的词，如《玉楼春》：晏殊是理性的诗人，他有悲苦，但从不沉溺，因而读他的词作，总让人生出一种暖意与释然，如这首著名的《浣溪沙》：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诗文革新的倡导者。他曾主编《新唐书》，并独立撰写《新五代史》，可谓一代文豪。在平庸的宋代士大夫群体中，欧阳修是一位十分有个性的张扬者，无论在仕途上，还是在表达个人情感上，他都毫无顾忌，不顾人言，我行我素。这首《蝶恋花》，是欧阳修代言，细致地描摹出了一位上层妇女的闺怨。首句“庭院深深深几许”，一连使用三个叠字，别具匠心，李清照就曾对此大加赞许。他一生虽然没有做过高官，然而优游杭州、湖州间，放舟垂钓，吟咏自乐，与歌儿舞女为伍，85岁高龄尚纳了一位小妾，苏轼赠诗说：“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这首词还为他赢来“张三影”的称号，“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句与另两首词作中的“帘压卷花影”、“堕风絮无影”并称“三影”。有宋一朝，君臣上下都以能写词为荣，宋人记载里通过写词而得到官爵、受到赏赐的佳话比比皆是。晏几道，是晏殊的第七子。由于出身关系，他十多岁时便得到仁宗皇帝的赏识，可谓赢在起跑线上。然而宋代的官僚体制是，既给予一些贵族家子弟以相当照顾，同时又对他们加以防备，防止威胁到君王的权力。因此，与早年富贵公子的生活相比，晏几道出仕后的地位、生活、环境都是一落千丈。加上晏几道孤高自傲，阅世不深，是一个具有浓厚书生气的贵家没落子弟，处境就更加艰难。这样的性格与不幸遭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晏几道的创作道路，在他的词作中也便流露出了深沉的忧思。《小山集》里，多是写他个人的抑郁失意，对往日繁华生活的追忆，和困顿潦倒的愁绪。柳永是宋词发展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他一方面在慢词体制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深远，另一方面，还发展了词的俚俗性特征，使之更符合市民阶层的审美口味，开创了“俚俗词派”。柳永有用世的志意，然而一阙《鹤冲天》断了他的仕途，他只能故作放达，以“奉旨填词柳三变”自名。官场的失意加深了他的痛苦，而这种无法摆脱的痛苦，却也成就了他的歌词。作为继柳永之后的慢词大家，秦观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与苏轼情兼师友，关系密切。政治上的挫折把他们牵连在一起，秦观因此而终生不幸。然而秦观与苏轼两人的性格却是截然不同，由此写出的词风也便大相径庭。苏轼是超然的旷达，无论遭受过多少次的贬谪、磨难，他都能始终达然自喜，“一蓑烟雨任平生”。而秦观，他缺少那样广阔的胸襟与坚定的信念，他的心太敏感，也太单薄，因此，深重的哀愁如同一团阴翳，永远笼罩着他，不得解脱。他的词作中常流露出一种绝望的哀伤，让人读之仿佛也要肝肠寸断。王安石不仅是北宋伟大的政治家，也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散文、诗歌都有相当的成就，为后人推崇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这是一首登临怀古之作。词人用托古喻今的手法，隐曲地指出北宋王朝太平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作为一个进步且清醒的政治家，王安石对国家前途命运满含忧虑，然而统治者们却仍沉醉在迷梦中，在管弦声声中，享受着歌舞升平的假象。苏轼作为革新的主将，他打破了诸多创作的陈规戒律，在词中肆意地抒发自己自由的个性，豪放的情怀，被时人归纳为“以诗为词”的变革。这首《水调歌头》，是苏轼中秋之夜怀念弟弟子由（苏辙）而作，“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句，更是因其饱蕴着的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给后世无数为离别所苦的人以慰藉。苏轼曾作了一首《定风波》赠送友人侍妾，词中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其实这也是苏轼一直奉行的人生准则。“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苏轼所留给后世人的，岂止是那些境界高远、情怀豪大的诗词，他还教会我们：在寒风冷雨中，如何豁达乐观，如何“吟啸且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以后，较为全面承继苏轼作风，并将“诗化”革新推向更深层次的词人，是贺铸。贺铸生的颇为粗犷，“长七尺，眉目耸拔，面铁色”，人称“贺鬼头”。然而他的词作却写的柔情似水。这首《青玉案》是一曲追忆理想中美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怅惘凄愁的恋歌。其中寄托着词人仕途坎坷、功业未建的痛苦。贺铸一生渴望建功立业，然而他生性耿直，每每触怒权贵，因而一直官职卑微，且被东调西遣，不得安定。他倍感失望，遂在58岁时提前退休隐退，但隐居本非他愿，因而词作中总带着一股郁郁寡欢的愁绪。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新乐修成，朝廷专门设置了大晟府，以区别于掌管旧乐的太常。这是宋代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一大批懂音乐、擅填词的艺术家，被收罗进府中，一时形成了创作风气，后人称他们为“大晟词人”。大晟词人是御用文人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创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视徽宗的喜恶而转移。生活圈子的狭窄，让他们很难寻求歌词内容方面的突破，朝廷应制的要求也使得作品流于空泛。周邦彦是北宋后期最优秀的词人，也是大晟词人中最为杰出的一位。他继柳永、苏轼之后，从歌词内部的声律音韵、结构方式、艺术手法等方面改造了北宋词，从而为南宋词人的创作建立起了一套可供寻觅的创作程式——清真词风。周邦彦生性浪漫疏放，并幸运地遇上了注重个人才华的神宗，早早就脱颖而出，进入仕途。这首词以描写荷花的风神而著称于世，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在位26年间，政治上他昏庸无能，听信奸佞，无端发动对外战争；生活上他荒淫奢靡，导致国库的空虚与国力的贫弱，最终招致了国家的灭亡。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徽宗又是一位天分极高的诗人和艺术家。他能诗能词，精通书法，自创“瘦金体”；擅绘画，工花鸟，熟谙音律，长于演奏。某种程度上，他同李煜一般，明明天才卓著，却偏偏被放到了不适宜的位置上。靖康二年（1127），他为金人俘虏北上，在荒凉的边地度过了近十年的亡国之君的囚徒生活，绍兴五年卒于五国城（今黑龙江省宁远一带），终年54岁。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写亡国愁苦与囚徒凄怨的《燕山亭·北行见杏花》：公元1127年，在历史上绵延了167年的北宋王朝正式拉下序幕，金兵的铁蹄踏着中原的寸寸国土，留给南宋一朝的，将是无尽的凄风冷雨！留给南宋词人们的，是宋词的登峰造极，也是词中满溢着的一腔悲愤，“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参考文献
陶尔夫 刘敬圻《北宋词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