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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周末|刘姥姥游大观园的八场戏:雅与俗的张力(下)


赖尚荣

 

 

在第五、六场之间,贾母一行到蘅芜苑。这一出可与潇湘馆对看。贾母见到薛宝钗屋里“雪洞一般,一色顽器全无”,摇头说“使不得”,极不以为然。贾母也看明白这并非是客观条件因素,而是宝钗的个人审美问题,于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是两种高层次的审美趣味的碰撞。实际上,讨论的是何为雅的问题。

雅是一种中国式审美。道家美学对传统审美影响很大,《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故而形成的美学,是认为绚丽多彩容易变得俗艳,而朴素清淡则相对雅致。而逐渐形成日常生活的审美。比如奇石鉴赏,历代诗人中历历皆有,杜甫、白居易、苏轼、米芾等,都是藏石名家。米芾更是提出了四大标准:“瘦透漏皱”。当一种生活方式,逐渐融入艺术审美和文化修养,逐渐在礼仪中被规范,这种“雅”也成了文化的标志了。文人审美的精致化,在宋代以后更是推崇含蓄蕴藉、低调素雅。

 

贾母认为“年轻的姑娘们,房里这样素净,也忌讳”。直白地说,就是不大吉利。不是说贾母喜欢花团锦簇,而是认为“素静”也可以同时“大方”。贾母要给宝钗换上的石头盆景儿、纱桌屏和墨烟冻石鼎,以及水墨字画白绫帐子,显得色调偏朴素清淡,质地也跟蘅芜苑的叠磊山石的风格相呼应。

可知,贾母是把素淡也当做一种雅风格来看待。比如水墨风格,也是一种刻意的装饰。装饰在贾母那里不仅不是贬义词,反而是褒义。但宝钗则不同。宝钗是。

宝钗在装饰方面,几乎从不用心,似乎受“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影响。花儿粉儿都不喜欢,就是一个金锁,也是因为和尚给了吉利话儿要求錾上随身,才不得已戴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哪怕是宫里头的新鲜样法扎制的宫花,宝钗也是毫无兴趣。宝钗还不喜欢熏香,“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服,熏的烟燎火气的”。当然她的蘅芜苑却是大观园里最“异香扑鼻”的。这种香草的异香,最是比那些香花,以及人工的香料,更是让宝钗欣赏的吧?黛玉反而并不排斥熏香。宝钗恐怕更当得起“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这样的话。

所以比起清雅的翠竹,比起村俗的稻花,比起秾艳的海棠,宝钗更喜欢石上的香草藤蔓,含蓄不张扬,很有些温润君子的味道。

 

贾母和宝钗的区别,就像前者是零,后者是空。零终究还是一个数字,空就连数字都不是了。再打个比方,贾母认为素净是化个精致的淡妆,而薛宝钗干脆是素面朝天。在贾母看来,不化妆出门,那是对他人和对自我的不恭。而对宝钗来说,化妆是人生的壳套,为了他人不得不穿上,但最舒服的还是完全不考虑。宝钗更注重的是自我品格的修养。这两种似乎并无高下对错,只是出于不同的人生哲学而产生的选择。

 

这样两种雅文化的高境界对话,自然不是刘姥姥可以置喙的。这里没有刘姥姥什么戏。

 

 

第六场,是缀锦阁午宴听曲。刘姥姥继续发扬她的俗风格,并且越发地得心应手。贾母让戏班的女孩子们在藕香榭亭子上演习,她们“借着水音更好听”。一时间“箫管悠扬,笙笛并发,正值风清气爽之时,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自然使人神怡心旷”。这次贾母的安排,与后来中秋夜宴在桂花树下的吹笛,有异曲同工之妙。贾母表现出的雅趣,果然效果非凡。连贾宝玉都禁不住,斟了一杯酒一口饮尽。而刘姥姥则“越发喜的手舞足蹈起来”,成为宝玉和黛玉姐妹们取笑的对象。刘姥姥的得意忘形,举止不雅,在贾府诸人眼里,并不能算戏曲的解人,只是看个热闹而已。林黛玉借用刘姥姥之前“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的比方,说“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形象生动。

在行牙牌令中,刘姥姥虽然发怯,但终究形成了比其他人更通俗但更为有趣的令词。原来,庄家人本色,其实更生动活泼。俗在此越发显出它的原始生命力来。

 

第八场;栊翠庵喝茶。

这次将雅俗之争,推向了高潮。妙玉简直成为雅文化的带盐人,直接出场。这是妙玉的第一次正面出场。可见作者给她的标签,首先就是“雅”字。她是红楼女儿中,雅士类型的代表。

妙玉的雨水雪水,已经微妙到林黛玉都难以分辨,刘姥姥自然更吃不出来区别。如果说小面果子的精致花样,是她肉眼能欣赏的,品茶这种高段位的文化活动,离她太远。

不过想来在精英雅文化的强势下,她估计也是会听天书一般春风过马耳,或者心生羡慕。至少是不敢轻视的。到了后来俗文化当道,争得话语权时,才敢公然鄙弃这种雅文化,甚至以俗为雅。

看明清文人士大夫的笔记、散文,尤其是晚明小品,对这种精致的文人趣味倍加推崇。最有名的莫过于张岱《陶庵梦忆》,其中有一则《闵老子茶》,张岱听说南京有一个精于茶道的闵汶水。此人性情古怪,用煮茶试探客人,发现客人是同道中人,便欣然订交。妙玉的表现,与之极为相似。怀疑作者是按照此类民间雅士的模式来仿写妙玉。

至于她对宝玉的情意如何,是隐约的爱慕,还是纯知己之情,这里且不论,单看作者表现出来的模样。作者聚焦在茶的水是旧年的雨水、雪水,茶具是奇珍古玩,这两点来凸出妙玉的“高雅”情调。


关于妙玉的这场茶道表演,写的颇有趣味。解读的五花八门,但可能很多读者想得比作者多。

作者大概只是想描写一个居于佛门、精于茶道的闺秀,她对高雅生活的执着,到了偏僻的地步,所谓“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但这种形象,是仿照。曹雪芹对这种人的偏爱,就如张岱所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妙玉可谓是雅癖。活在现在,大概是个顶尖的文艺青年。发一些疏狂高傲的言论,丝毫不顾忌自己的现实身份。即便是闺秀发些狂言,也会令男性世界瞠目结舌,何况还半只脚踏在佛门中。虽然只是带发修行,但无疑是被周围人视作尼姑看待。一个尼姑连按说连闺秀的风花雪月都不该有,何况耽溺于哲思、茶道、诗词等无益之事?连她的学生邢岫烟尚且不能理解,称之为“僧不僧,俗不俗”,更无论他人的眼光了。

但这种极致的雅士,与村俗的刘姥姥正形成最大的反差。又岂能不令她出场,与刘姥姥来个正面交锋呢?

写贾母一行到栊翠庵,就是意外之想。本身没有必要,但也不显突兀。贾母既然知道吃肉怕冲撞菩萨,又何必来栊翠庵一驻?想要歇脚喝茶,随便哪个小姐屋里都可以,何必巴巴地跑去尼姑庵?再说,僧尼一般出脱色相,对生活品味不甚讲究,在这里来饮到好茶的几率很小。所以,这就是作者刻意安排的一出戏。令人印象深刻。

俗与雅的碰撞结果,自然是俗的一无所知,而雅的暗自鄙夷,宁愿丢弃一个珍贵的成窑茶钟。

鄙视,成了雅对俗的唯一姿态。但雅离不开富足的生活条件。将来一旦妙玉丧失了这些优越的生活,也成为了一个如智能、芳官一样普通的尼姑,无法再如此讲究,那她将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如何面对曾经鄙夷的刘姥姥呢?

这里就暗含着作者对雅的一种批判态度。雅生活,必须寄居在富足之上。如果这些前提丧失,生活的本真浮现,将一层层剥除生命的外壳,那我们还有多少东西值得骄傲的呢?

 

 

第八场,是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这场戏简直是重中之重。如果说前面是刘姥姥的俗,在贾府之雅中,小心翼翼地自我贬低来获取认可。那么这里刘姥姥的俗,长驱直入,对贾府之雅,做了一番“亵渎”。

对富贵的嘲讽戏谑,是用粗糙的大俗来做生活的底色。这是曹雪芹导演的一场行为艺术。如在画布上让猪踩墨留印迹,作为现代派的绘画一样。在世人看是胡闹,在猪看来是随性,在曹雪芹则是非常先锋的理念了。

曹雪芹第一次不再用过去文人的褒雅贬俗,也不再用宗教性的“好了”“万事皆空”的虚无来针对富贵繁华。而是直接用底层的俗作为“武器”,来相“攻伐”。想起从此贾宝玉就安睡在刘姥姥被掩盖的酒屁之中,这种讽刺味道,比直白的理念宣告,更显得深刻而有趣。其中没有黑白二元的选择,而仅仅引人深思。

 

这八场戏,是作者通过刘姥姥,来写出他对雅与俗之间关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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