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性（1582-1652），字又可，明吴县洞庭东山人，明末医学家，其先为东山吴巷人，粹于医。崇祯十四年（1641），南北各省瘟疫（又作温疫，书名亦同）流行。吴有性乃“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平日所用历验方法”，治疗瘟疫，并将病理和治疗方法总结成“《温疫论》二卷《补遗》一卷”（据民国《吴县志》著录），创立了我国传染病学基础，是我国温病学奠基人。
据乾隆《吴县志》记载，吴县在崇祯十四年、十五年连续两年大灾之后又大疫，是“宋建炎金兵惨掠后，未有此奇荒”。该志卷26《祥异二》称：“十四年辛巳正月二十日至三月，多大风，扬沙昏蔽天日……五六月，亢旱无雨，蝗来，米价每石贵至三两有奇。秋初，蝗，复生蝻，禾稼食尽。复生五色大虫，啮菽，米益腾贵。自四月至冬，比户疫痢。知县牛若麟市药设局，延医诊视，疗者什三，死者什七。推官倪长圩与若麟日收露尸，给槥瘗土以万计。”又云：“十五年壬午春，米贵石至三两三钱，麦石二两三钱，民益艰食，流离窜徙，老稚抛弃道旁，城乡房舍半空倾倒，死尸枕藉……五月十四日，县西南境大雨雹。嗣后淫潦不止，又大疫。若麟设局施药，得疗者半。”
关于当年大疫的严重性，我们可以从乾隆《吴江县志》卷37《别录》的一则记载得到佐证：“诸生王玉锡，字来宣，当崇祯十四年，邑中大疫，死者阖门相枕藉，无遗类，偶触其气必死。玉锡之师陈君山父子妻孥五人一夜死，亲邻不敢窥其门，玉锡独毅然直入，曰：‘师弟谓何忍坐视耶？’乃率数丐者至尸所，一一棺殓之，止有一襁褓子几死，略有微息，亲抱出乳药得生……”
除了吴江、吴县，昆山同样也是大灾之年，据《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3《人物十六艺术》记载：“李逸，字斐石，性好佛，尤工画佛，尝依《净土经》画《九品往生图》，庄严妙丽，穷极相好。崇祯辛巳，岁大饥，饿莩塞路，逸绘《饥民图》请于巨室，作粥赈之……”
面对史无前例的灾荒，吴有性出于医者本性，悲天悯人，协助官府设局诊视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因为瘟疫爆发实在面广量大——“比户疫痢”，病情又不同于其擅长的伤寒，因而还是出现了“疗者什三，死者什七”“死尸枕藉”的结局。但是吴有性在大疫面前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不断的临床诊疗中摸索最有效的处方，于是就有了《温疫论》的诞生。
据《江苏艺文志·苏州卷》著录，吴有性著有《温疫论》2卷、《春生妙术瘟疫论》6卷、《吴又可瘟疫论节要》1卷（清潘道根删润）、《瘟疫论补注》2卷（清郑重光补注）、《补注瘟疫论》4卷（清洪天锡补注）、《瘟疫论类编》5卷、《瘟疫论解》3卷（日本仄山文豹编注）、《瘟疫合璧》2卷（清王嘉谟补编）、《瘟疫发挥》2卷（日本小畑良卓校注）、《瘟疫论私评》2卷（日本秋吉质评）、《瘟疫论辨义》4卷（清杨尧章辨义）、《吴郑合编》2种6卷（吴有性《瘟疫论》2卷、清郑奠一《瘟疫明辨》4卷）、《伤寒实录》《医门普度瘟疫论（重订）》2卷（清孔毓礼、龚绍林评）、《医门普度瘟疫论痢疾论》6卷（孔毓礼评）。
从上述论著看，吴有性《温疫论》2卷是有关瘟疫的源头性著作。《清史稿》卷《艺术传一》称：“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其后，有戴天章、余霖、刘奎，皆以瘟疫名。”又云：“崇祯辛巳岁，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瘟疫论》。”经过临床精心观察，他认为瘟疫之病因，与伤寒之邪由肌肤表面由表及里“自阳至阴，以此而深”的传播有所不同。瘟疫由口鼻而入，“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是一种不能见、闻、触到之“疠（戾）气”。疠气不止一种，故称“杂气”。某种杂气可使人患某种传染病，各种疠气均有其“特适”性（特异性）。《瘟疫论》将瘟疫传变途径分为九种：“或表或里，各自为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表而再表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于里者；有先表后里者；有先里后表者。其间有与伤寒相反十一事，又有变证、兼证种种不同。”在《瘟疫论》中均“著论制方，一一辨别”。
吴有性敢于破除传染病因旧说，倡言“守古法不合今病”，创立“疠气”病因学说，其革新精神，极为可贵。所著《瘟疫论》一书，对丰富温病学内容，促进温病学发展贡献很大，成书未两年，便刻印传世，医家竞相翻印，流传甚广。康熙间传至日本，备受推崇。《瘟疫论》是中国医学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著述，已被列为百部《江苏传世名著》之一。
吴有性在东山的遗迹，仅存其以族长身份所立《净志庵碑记》一块，落款为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碑被砌在鹅潭庙墙内，今庙毁墙存，此碑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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