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固有的文化宝库里，要想找出一种系统的思想，过去曾替整个的民族和国家贡献过极大的成绩，现在正切于中国的需要，将来可以给国家发展和世界改造的前途指出一个具体的方向的，我想来想去，只有先秦时代的法家。
“法家”，这一个很讨厌的名词，二千年来，陋儒和妖道的势力根深蒂固地交互盘踞在中国民族思想的阵营里，他们不许别的思想闯入进来，他们所特别讨厌的就是法家，因为他们的精神实崇古的，而法家却偏要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他们的人生观是要求个人的放任舒服的，而法家却偏要注重“威势”和“赏罚”；他们的思想是笼统的，含糊的，而法家偏要用严刻的论辩将他们的议论驳得体无完肤。这样看起来，法家的确是一般讨厌的东西，与中国传统的思想和人生观有点不合的，所以商鞅、韩非负了“惨刻寡恩”的恶名，而秦皇、李斯更成了千古的大罪人。直到现在，法家思想对中国当前的需要似乎还没有几个人懂得，在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法家一章仅占了薄薄的几页，地位远逊于墨家；在梁任公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虽然对于法家的叙述比较稍详一点，然而结果仍是取的驳斥的态度。这是法家在现代中国思想家眼中的地位，在他们看来，即使不必反对，至少也是不足重视的。
然而现在是万事都需要重新估定价值的时代，陋儒和妖道的势力虽然仍旧弥漫于全国，并且在新思想文化名义之下，化身为无数名流学者来发扬他们的毒气，然而客观事实的需要，证明了这两种思想（保守的儒家和颓废的道家）对于现代中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中国现在正处在要从一个民族社会踏入国族社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过渡期中，需要一种积极的，进取的，实证主义的理论来帮助社会的自然进化，在这个前提之下，法家思想必然要复活起来。
中国今日统一的国家基础，是二千年前的法家替我们造成的，如果没有商鞅、李斯等实际的政治家，如果没有慎到、韩非等系统的思想家，秦始皇的统一大帝国决不会出现，中国以后二千年中大国家的轮廓和基础也不会完全描画和奠定起来。我们今日在外患内乱的重重压迫之下，尚能够保存这一点民族精神上的统一，而不至分裂为无数不成形的小国者，饮水思源，不能不感谢二千年前这几位有魄力、有眼光的大思想家和大政治家之功。中国自有民族的历史以来，至少经过了三次的大变局，每一次的变局都足致民族的死命，这就是春秋战国时代，魏晋六朝时代，和今日。这三个时代之中，以第一个时代尤为重要，因为当时集团的民族意识尚未完成，统一的国家轮廓也未确定，如果没有法家的努力，中国真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幸而在这个时代，有一批有眼光有气魄的思想家和实行家出来，替中国民族奠定了最初的础石，在这个础石之上，开了二千年统一国家之花，虽然经过魏晋六朝这样最严重的民族颓废和外患猛烈的时代，国家的基础仍然不为之动摇，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可夸耀和最幸运的事情。我们试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这个事实比较比较，就可以知道法家对于中国的功绩是如何之伟大。然而不幸这种最伟大的思想、事业和人物，在陋儒和妖道的交相煽惑之下，却完全埋没了二千年，甚至到了今日，他们的价值还为许多短见的思想家所攻击，所埋没，不能与孔孟老庄同蒙国人的重视，这一件大冤狱，是我们必须要平反的。如果中国民族和国家还想度过了眼前的难关，求一个起死回生之道，我相信只有法家思想的复兴，只有把法家的基本精神普及到国民的意识中，除此以外，都是死路。
法家的思想不是由任何人所创造的，它乃是由客观事实的需要所自然产生的，这是它所以最合理的一点。韩非是法家的最后集大成者，却不是最初的教祖，和孔墨老庄之流在本家中的地位完全不同。没有孔子，也许没有儒家；没有墨子，也许墨家就不会产生。然而法家却不然，法家的实际活动在系统的思想未成立以前，早已开始进行了。中国在周以前，完全是部族社会的组织，到周朝灭殷之后，才用驻防式的封建制度，把本族的亲贵分封到征服过的各地，以防止土著民族的叛乱，巩固中央政府的向心势力。这便开始了部族社会递嬗到民族社会的重要的过渡阶段，这时候在传说上有两个大政治家，一个是主张亲亲而爱仁的周公旦，一个是主张尊贤而尚功的太公望，他们两人每人分封到一个国家——齐和鲁，每人把自己的理想实现到实际政治上去，便造成了后来齐鲁两国的两种政治模型，也就是儒法两家思想的所有对立。从儒家的观点看来，齐国的政治制度史是不如鲁国的，所以孔子要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然而在事实上却是“齐一变，至于霸；鲁一变，至于亡。”到了战国时候，我们就只子回到齐国仍为魏巍七雄之一，并且与秦东西并帝，而鲁呢，则早已成了亡国之民，在政治上没有它的地位了。这就是儒家理想与法家理想在事实上的最后判决书。
太公望的事实也许是后来附会的，然而到了春秋时代，在他们的子孙所统治的齐国，便真正产生了一个大政治家，这就是管仲。管仲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恩人，如果能了解当时中国的真正情形的话，就可以了解管仲的功绩。中国从夏商以来，虽然稍稍有了统一的规模，然而事实上仍然完全是一种部落社会的组织，被统治的土著国家对于中央政府统治民族的关系，不过仅止于朝贡羁縻的关系，所以说“武丁朝诸侯而有天下”，诸侯若不朝，他的天下便瓦解了。周朝的封建制度创立以后，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比较进了一步。然而自周的王权中衰以后，中国便又有回复分裂的现象。这时候真正比较开化的中华民族（诸夏），势力不过分不在黄河的中下游一带，四围有许多异民族包围着，其中最强悍的是淮水流域的徐奄民族，江汉流域的楚民族，和盘踞在河北、山西的狄民族，陕西、甘肃的戎羌民族。这些民族对于中原的华族都有封豕长蛇蚕食上国之心，当管仲的时代，狄人的势力已经侵略到黄河以南，而楚人的势力则更干涉到许、郑、陈、宋之间。在这样情形之下，中华民族却四分五裂为无数小国，周天子的号令已经失坠了，诸夏民族之间失去了中心维系的势力，这种情形是非常危险的。幸而这时大政治家管仲生于齐国，创立霸主的制度，才把四分五裂的中华民族勉强结成了一团，北御戎狄，南伐荆蛮，防止了异民族的进攻潮流，使诸夏国家能够慢慢在霸主的保护之下培植了强大的势力，这是管仲最大的功劳。孔子是个心胸广大的圣人，他对于管仲并不像后来偏狭的儒家骂为功利，而却要称赞一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就因为他是很了然当时诸夏民族危险的情势的缘故。
齐国因为四围环境的不容易发展，和民族性的过于活泼流动，不容易造成坚韧刻苦的风气，所以霸主制度虽创始于齐，而齐国不能继续霸业，民族的领导权便转到晋国手里。在晋国的霸业统治之下，差不多维持了二百年民族团结合作以对外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之下，大帝国的基础已经渐渐建立了，如同郡县制堵的出现就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这种统一建国的趋向，给予了当时人士以一种暗示，法家思想便在这种暗示之中滋生出来。
从生物史观的见地看来，一切思想学术都是民族性的反映，在春秋战国之交，支配中国思想界的五大派思想——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正是当时在中华民族尚未统一的时代，代表各地方民族性的五大派潮流。儒家所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正统思想，墨家代表的是殷商民族的法天重鬼思想，道家代表的是南方荆楚民族的安逸放任思想，阴阳家代表的是东方燕齐民族的海国自由活泼思想，而法家所代表的却是西方秦晋民族的笃实刻苦、重秩序、尚权力的法治思想。最初的几个重要的法家，差不多都是三晋民族或晋国势力下的小国出身的；如吴起、商鞅是卫人，李悝是魏人，慎到是赵人，申不害和韩非都是韩人，只有李斯是楚人，算是例外，因为到了后期，法家思想已经从地方民族传布到全中国，不能复以地域限之了。
商鞅是管仲以后第一个大政治家，虽然在他以前尚有郑国的子产，也是法家的实际实行者，不过因为子产所凭藉的是一个小国，所以成效不大。商鞅在秦国所建的功业，却是古今来中国所有政治家没有一个能相比的。中国的统一完全是他在秦国奠基的功劳，此前的管仲，不过略开端绪，后此的李斯，也不过坐享他的余荫。他的开创精神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扫灭了封建制度的残迹，建立了军国主义的伟大政治组织，并且以身殉法。这个非常的人物，却在二千年中蒙了无数的唾骂，至今还没有讨得一个公道！
但商鞅的学术也是有所自承的，《史记·商鞅列传》称他少好刑名之学，可见当时已有所谓刑名之学了，这刑名之学大约起自春秋之末，如郑国的邓析就是最初的刑名学家，其后儒墨诸家皆注重刑名之学（刑是形的意思）故此学益昌。因为刑名之学日昌，大家的思想都渐渐趋于逻辑化，故以前笼统的思想不大能站得住，而最进步的法家思想遂应运产生出来。第一个理论兼实行的法家大师，便是李悝，他还是商鞅以前的人，他的六章《法经》是后来中国法律的起源。同时还有吴起，也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不幸以身殉主张的。到了战国末期，法家思想便渐渐成熟，出了好几部不朽的名著，不知何人撰的《管子》和《商君书》，慎到的《慎子》，尹文的《尹文子》，最后才有韩非的《韩非子》出来，集了法家思想的大成。
韩非不但是集法家思想之大成，也可说是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大成的人物，他的哲学观点是受之于道家的，他的先生是儒家的荀卿，他的前辈是墨家的尹文，当时儒道墨三家受了客观事实的暗示，在末流都有投降法家的趋势，韩非乘着这个机会出来，在思想上完成了大一统的功业，正和秦始皇在政治上的统一功业相等。
秦始皇和他的宰相李斯，虽然凭藉着先人的基础才完成了统一帝国的最后工作，然而他对于中国民族的伟大功劳也是不可磨灭的。在李斯的指导之下，封建制度完全扫灭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全国的交通网——驰道——建设起来了，完备的法律出现了，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完成了，这些都是一个国家建设的时候所必需的条件，而秦皇、李斯等于最短期间，不顾一切的反对，迅速地把它完全实现了。秦朝虽然三世而亡，然而四百年的汉帝国完全建设在这种法家政治的基础之上，是一件不可磨灭的事实。
西汉时代是汉民族最光荣最伟大的时代，却完全是法家的功劳，这是宣帝自己说过的。从西汉元成以后，儒家思想渐渐起而代替了法家的地位，而中国也就从此衰弱起来。然而自汉以后，历代伟大的、杰出的政治家，如曹操、诸葛亮、王猛、宇文泰、王安石、明太祖、张居正、以及近代的曾国藩，没有一个不是窃取了法家的一部分或全体的理论方法来实施于政治的。不过从魏晋以后，法家在思想界受了儒道两家的夹攻，变为民族的罪人，所以有些人虽然暗中用的是法家的理论，而在表面上仍不得不戴着别家的假面具罢了。
我们生在现代，一切传统思想都在应该重新估定价值的时候，对于旧日因袭的对于法家的误解，不能不纠正一下。中国今日是一个战国以后最大的变局，今日的世界又是一个新战国的时代，我们将要从那一条路去挽救国家的颓运，是值得郑重考虑的一件事。就事实上看来，并世各强国，没有一个不是把国家统制的权力逐渐扩大，以期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民族集团以备对外争斗的，法家的思想确正是往这一条大路走的。当然，二千年前的法家，他们的时代，他们的环境，他们的问题，和我们今日中国未必都一一相同，因此他们的理论不是绝对无条件一一可施行于今日的，然而他们的根本精神——一个法治的权力国家——却是今日中国的一付最适宜的良药。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就是法家思想的复兴，就是一个新法家思想的出现，对于这个结论，我可以毫不犹疑的向全国同胞保证。
民国二十四年（日月未详）。
常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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