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发生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为苏轼政治生涯重大转折，几至于死亡，后经力保，改谪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 苏轼于当年移知湖州，到任后上表谢恩，朝臣以其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指其“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以苏轼动辄归咎新法，要求朝廷明正刑赏。御史李定曾因不服母孝，受苏轼讥讽。于此案中，也指苏轼有“悛终不悔，其恶已著”、“傲悖之语，日闻中外”、“言伪而辩，行伪而坚”、“怨己不用”等四大可废之罪。 御史舒亶寻摘苏轼诗句，指其心怀不轨，讥讽神宗青苗法、助役法、明法科、兴水利、盐禁等政策。于是，神宗下令拘捕，太常博士皇甫遵奉令前往逮人。

苏辙时在商丘已预知消息，托王适协助安置苏轼家属，并上书神宗陈情，愿以官职赎兄长之罪。苏轼受捕，写信给苏辙，交代身后之事，长子苏迈则随途照顾。押解至太湖，苏轼曾意图自尽，几经挣扎，终未成举。捕至御史台狱下，御史台依平日书信诗文往来，构陷牵连七十余人。

苏轼自料必死，暗藏金丹，预备自尽。 押解途上，苏轼与苏迈约定，如有不测，则单送鱼至牢中。亲戚送饭时，一时不查，苏轼以为将死，遂写下二诗与苏辙诀别：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读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后因太皇太后曹氏、王安石等人出面力挽，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前往黄州，为其文学创作生涯的重要阶段。苏辙被贬江西瑞州任筠州酒监，与苏轼平日往来者，如曾巩、李清臣、张方平、黄庭坚、范缜、司马光等29人亦遭处分。张方平、司马光和范镇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其余各罚红铜二十斤。

缘由：

《湖州谢上表》“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