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电影院和中国城镇化推进的比对，我深刻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亲眼见证了中国文明的进步。
电影理论、电影市场和电影创作的关系，就是灵魂、骨架和血肉的关系。
无社交，不电影！
————赵军
赵军，知名电影人，中国电影发行界大腕，在电影文化界享有“中国策划影院票房第一人”的美誉。原广东省电影公司总经理、珠江电影集团董事副总经理，中影南方电影新干线总经理、大地院线首任董事长……现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荣誉会长。
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人，赵军从小就在广府文化的滋润下成长。80年代，他曾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背包客，走遍大江南北，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开拓了视野和格局。赵军对这个世界的热情，不止于电影。他爱好写诗、绘画，着力于古典哲学、道德经、佛经和数学的研究。此外，从爱因斯坦到量子力学，赵军还特别喜欢当代物理学，曾想象自己下辈子去当一名物理学家。
赵军坚信，从哲学、道德经等其它领域悟出的道理，都可以应用于创作和公司的管理。他曾说过，对于哲学的追求，是中国电影进步的源泉，并相信，不管是题材故事、人物细节，还是场景、镜头，达到艺术哲学和人生哲学的完美统一，才是真正的电影大师。
赵军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认为俄罗斯电影《儿子》是理想主义的普世价值胜利，而比理想主义更理想的便是日本电影《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里，熊谷守一“无一物”的境界。
近期，在广州东方文德广场一处古色古香的茶楼，思想湃有幸与赵军老师进行了一次畅快的聊天。这位在中国电影史上创造过多次经典营销案例的前辈，在那个下午迸发出的激情和能量，让年轻一辈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敬畏和珍重。
思想湃：从发行的角度，想请您大体聊一下，互联网、新型媒介出现之后，现在的电影宣发和过去相比，具体在策略上有什么不同？
赵军：以前我们称为前互联网时代，现在叫互联网时代。但比互联网更早出现的信息是，这个世界进入到了社交时代。
我总结自己在90年代后期－21世纪之初，这期间做的电影活动，都有一种跟当时的互联网潮流暗合的努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电影活动做成社交活动。我的整个宣发战略，上升到某种格局性的口号就是“无社交、不电影”。
关于互联网的社交属性应用到电影宣发上的案例，我到现在还念念不忘的，是电影《花季雨季》的推广。这部1997年上映的青春电影，由深圳影业公司出品，改编自郁秀的同名小说。在此之前，小说已经风靡全国，在当时的中学生群体里引起了极大反响。
因为是孩子们的书、孩子们的题材，怎么能把孩子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呢？于是，我们策划了广州市首届中学生暑期电影欢乐节，成功地把整个广州市的中学生都发动起来了。电影欢乐节的影片，由学生来定，做成卡片，可以和父母一起去看；成立了执委会，由学生选出主席、宣传部长、外联部长等；由学生拟定章程、活动时间。
整个电影欢乐节做成了一次大的跨校活动，对《花季雨季》这部影片起到了极成功的推广作用。学生们迸发出的那种激情和活跃给了我更深的启发，那就是：当代年轻人、当代社会生活需要社交，而这场活动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跨校社交的机会，这是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人们最不经意的成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21世纪到来之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城市人口快要赶超农村人口的现象。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而带来文明结构的变化。我当时就想，必须要深刻理解到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和文明结构的改变，对电影行业，对我的职业生涯、社会生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互联网时代伟大的意义就在于，好像蒸汽机或电力带来的工业革命一样，互联网在改变人类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在精神生活方面改变了人类，带给我们很多新的看待问题的方法、理念、观点、尺度，进而起到升维、赋能的效果。
我很高兴，我觉得在20世纪末、九几年的时候，我也得到了很好的赋能，借助BAT思维来改变自己的营销手法，并且运用在电影宣传和营销上。我们有个口号叫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也就是每一部影片都要想一个别人没有的招数来进行策划和宣传，这也是过去我做电影宣发的重要理念之一。
举个例子，电影《花样年华》的宣发，开启了香港影片第一次在大陆分账发行的先例。以前，香港电影在大陆是不能分账发行的，只能像进口片那样进行买断。《花样年华》首开先河，中影给这部片子开放了内陆5个城市的分账发行。
我当时就想，必须将《花样年华》作为改造中国电影的一次很有意义的机会，让人们知道，电影也可以时尚、典雅。《霸王别姬》里有一句话，“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那么，电影人也要自个儿成全自个儿，电影产业必须要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于是，我们把《花样年华》的宣传从电影院里拉出来，推到社会生活、时尚生活的焦点中心去展示，把它策划成一次大型的社交、时尚活动。我们进行了开先河的举动，第一次在五星级豪华酒店为一部电影举办首映礼。
但是，资金怎么解决？就像诸葛亮亮一样，孔明借东风。当时宝洁公司正在推一款女性洗发水“润颜”，于是一拍即合，洗发水推广活动和《花样年华》首映礼融为一体，广告语是“东方女性美、梳妆好年华”。王家卫携梁朝伟、张曼玉出席，在广州花园酒店、北京嘉里中心举办了大型的时尚party，一炮打响。这种营销手法，现在看来很普遍，但当时是非常新锐的尝试。
思想湃：您认为艺术电影跟商业电影在发行上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对艺术电影的发行，您有什么建议呢？
赵军：艺术电影跟商业电影最大的差距在于，艺术电影强调导演或编剧自个的认知风格，而商业电影一般依赖于某种社会已经形成共识的主流价值。
艺术片宣发最重要的是，要面对全社会的认知和影片自身认知之间的不一样，通过改造人们的认知，将这部影片变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电影，这就是我的理论根据。
我依然通过案例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章子怡的第一部影片。很多人都说这部电影就像是张艺谋的个人广告片一样，老百姓的认识和电影的认知之间存在一定距离，上映之后，票房并不好。但没过多久，《我的父亲母亲》在柏林电影节获奖了，我决定在广州重新发行这部影片。
我们首先组织了一次面向广州媒体的新闻发布会，播放电影在柏林获奖的录像带，让大家知晓这部影片在国际上取得的反响。
接下来，我想办法邀请到了全广州市所有外领馆的文化参赞、商务参赞及夫人们，还有美国商会、日本商会、澳洲商会等等外籍朋友，请他们来观影。当天，华南影都上千人的大厅几乎座无虚席，800-900位外宾和广州本地媒体都出席了。
第二天，全广州媒体轰动，外宾们都盛赞这部影片。我通过外籍朋友们说服了传媒，再通过传媒去放大这个事件的影响力。影片第二次上映，仅广东省电影公司旗下4家影院的票房，就高过了原先广州市公司和省公司两条院线共21家影院合起来的 票房总数。
第二个例子，宁浩作品《疯狂的石头》，最初我在南方都市报看到虞晓毅的文章《请给中国电影一次机会》宣传这部片子。我马上联系片方，组织同事连夜看片。我看完之后，觉得很有笑点，同时得知影片是刘德华投资的。
于是，广东省电影公司和南方都市报在广州联合主办了一场“中国电影市场问道”的论坛，邀请吴思远、陈可辛、文隽、张婉婷，罗启锐等12名香港导演出席，并观看电影《疯狂的石头》。
第二天南方都市报整版，隆重介绍12名导演和他们对影片的评价，如此大的阵势，引起轰动。这部影片采用重庆方言，原本是重点针对重庆市场；但是，片子在广东的票房超过了重庆。
在认知前面的世界，是以信息的面目出现的，因此要为观众创造一种新的信息。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宣传策划，就没有办法把《我的父亲母亲》柏林电影节的获奖信息和近千名外宾的盛赞传递给受众，以此拉近观众对影片的认知；也没有办法将《疯狂的石头》的各种卖点变成信息，输入给市场、输入到老百姓的认知里。
思想湃：目前在中国上映的很多电影总以3D的形式出现，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赵军：3D是一场技术革命，我们去接受新的信息和新的世界，每个人都会有付出。比如看大银幕，除了得到身心愉悦的体验之外，在两小时的时间里，神经绷得很紧，肯定会累。电影院需要人的精神付出，从而支撑看电影的体验过程。于是我们发现，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人类是愿意付出自己的体验成本的。
而事实上，技术一直是电影领域很重要的推手，从黑白到彩色、从普通银幕到宽银幕、从宽银幕又到立体声，我们一直不遗余力地在推动电影技术的发展。但是，不是所有技术的尝试都能一下子成功。
比如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全片用120帧每秒的超高帧率进行4K下的3D拍摄，但这种尝试更多是满足了技术上的好奇心，而不能说是一次成熟的创新。甚至有观众诟病120帧因为过于清晰，呈现在大银幕上反而会造成不真实感。因为有些画面不需要太清晰，就像中国国画，有些地方需要有晕染才好看。所以，好的技术，还是要用到合适的作品上，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3D的迅猛发展，是从《阿凡达》的上映开始，推广得非常成功。《阿凡达》上映时，中国只有 800多块银幕，而现在是8万多，这个数字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而在这个飞跃的过程中，全人类的技术都遇到了瓶颈。因为3D的应用，电影院要付出很高的设备成本，比如灯泡、机器、设备都和以前的要求不一样。
有些电影为了节省成本，用2D拍摄，后期再转成3D，质量已经打了折扣。等到放映的时候，一些影院为了降低成本，不惜把光亮度调低，放映环境不达标，这样观众的体验感就很差了。
因此慢慢地发现，大家还是喜欢看2D，因为2D电影的拍摄很早就解决了银幕纵深等各种问题。但是，不等于说人类在电影院成像技术方面的革新，就此会停步。人类渴望看到未知世界更多的层次和信息，这样的好奇心，是无止境的。
思想湃：从宣发的角度，这么多年电影放映设备的变化又是怎样的？
赵军：电影院的设备也一直在更新换代。中国第一张巨幕，就是在广州发明的。我有幸参与其中、亲眼见证，并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
以前的电影院，银幕前面都有一个舞台。90年代时，我向广东省电影公司提出，希望把银幕从舞台后面移到前面来，这样银幕变大，观众的体验感会不一样。
影院经理首先就急了，说这样会影响第一排观众的观感。可是，当时影院的上座率很低，哪怕现在全中国电影院的平均上座率也不过13%；前排座位不卖票，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更大的难点在于技术问题。因为当时是胶片放映，银幕放大、画面拉大，灯光必须更强烈，如果还是用原来瓦数的灯泡，画面就会模糊。因此，灯泡的瓦数要提高，流明要加大，但是这样偏门的温度就会升高，容易烧掉胶片。
而这时候，广东电影机械厂当时70多岁的退休老工程师陈剑平，知晓了我要搞超大银幕的提议，跑来找我说：“赵总，我盼超大银幕，盼了一辈子，这个任务交给我，我愿意当先锋。”
他的办法，就是在偏门前面用风冷和水冷造成一种可以降温的水雾。我们找了一个最大银幕的场所——中山纪念堂，放映电影《宝莲灯》，第一次尝试用超大银幕放映，拷贝烧掉了。陈剑平经过再一轮专业、严谨、细致的调试，第二次尝试，一举成功！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动，当时广州电视台采访陈剑平老师傅，我亲眼看见年近80岁的老人对着放映机激动地流泪，因为他完成了毕生的心愿；我陪着他，也感动得热泪盈眶。
紧接着，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前传》在中山纪念堂超大银幕放映，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体验感，赢得一片叫好。后来，我们在市一宫的电影院也搞了超大银幕。
那是99年，因为广东省电影公司的技术革命，我们4块银幕的票房直线上升。半年时间后，我们和广州市电影公司的17家影院平分广东市场，各占50%的市场份额；而在这之前的数据是市公司90%，省公司10%。这充分说明，对于能提高观影体验的技术革命，大众是拥抱和欢迎的。
思想湃：目前中国电影的银幕数量不断增加，已经达到8万多块，2021年新增银幕6000多块。按照好莱坞的算法，中国的人均银幕数字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赵军：城镇化的速度越快，银幕数就会增加得越多。城镇化的发展，需要更多的电影院。
同时，我觉得现在处在一个很好的角度，通过电影院和中国城镇化推进的比对，我们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可以亲眼见证中国文明的进步。而且我在这一行也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坐标，就是和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我们的民族、人民、同胞，一起感悟着这个时代的洪流。
比如我在时代的洪流和行业的发展中感悟到，能创作出好作品的人，是能够承受两种苦难的人。一种是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盗天火下来。一种是愿意终自己的毕生，不断地推着石头上山，第二天石头滚下来又继续推。
思想湃：作为一名电影发行人员和一名电影评论者这样的双重身份，您如何评判一部电影呢？例如什么时候用电影工业者的眼光去看，什么时候用电影评论的角度去看；在哪些电影上，两者的目光和角度实现了重叠；比如您认为好的电影，也在市场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赵军：我很喜欢读经书，儒家、道家、佛家经典。华严经里有句话，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开悟。一个自由的船师，他可以从彼岸到此岸之间自由摆渡。
我做影片，从艺术的角度去体会它，是此岸；从商业的角度去开发它的价值，是彼岸。我的工作需要我必须掌握好此岸和彼岸之间的心态和悟性，必须要做到能够自由摆渡。如果我认为这是一部好片子，哪怕很少人观看，我也愿意全力以赴去给它做我应该做的宣传。
如果问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究竟是电影评论家还是电影营销家？我只能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此岸、彼岸自有摆渡，但必须要有底线；船，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和底线所在。
思想湃：您怎么看待电影评论和电影发展之间的关系，您认为它们之间怎样才算是一个良性的关系？
赵军：首先是两方面都要做到极致，不是说电影评论要向商业妥协，也不是让商业去臣服于电影评论。两方面一定都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都要有广泛的积累。比如，商业要熟读贸易史、商业史、金融史。艺术，需要懂美学、哲学、宗教。
我认为市场的体量是这个产业的骨架；但是人光有骨架不行，必须要有好的影片，好的内容、创作，就是它的血肉。市场的体量是骨架，优秀的影片创作是血肉；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评论，或者说叫电影理论，它是灵魂。所以电影理论、电影市场和电影创作的关系，就是灵魂、骨架和血肉的关系。
思想湃：从电影营销方面，您怎么看待中国电影的类型化发展？
赵军：很多人一直在讨论，要研究中国电影的类型化。因为如果有类型片的规律被挖掘出来，做排片、做发行、做营销才能对标。但是中国电影在营销上的成功几乎每一部都是个案，每一部都不是类型片。所以我认为中国电影在营销上的成功是一连串非类型化或者另类型影片的成功。
好莱坞的影片是按照类型的套路来拍，比如惊悚片、悬疑片。但是当代中国电影的发展就是一部另类型影片发展的历史，那么我们的一切营销就要打破常规、敢于创新，同时也会很容易判断什么影片会在营销上取得成功。
思想湃：您怎么看待这么多年来中国电影票价的变化情况；很多年前和现在相比，中国电影票价变化的趋势是怎样？
赵军：我认为中国电影的票价现在还是偏高。但是，中国电影发展的整个路子，是非类型性的。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东西可以很灵活，比如票价该高的时候高，该低的时候低，这样才可以创造某种商业的契机。适当的时候，在一定时期的高票房，会对产业带来良性的推动，因为电影产业也需要有投资。
中国电影曾经出现过的最高观影人次，是在80年代，有几部影片的观影人次很高，比如《红高粱》、《焦裕禄》。那时候最高的数字，曾达到一年200多亿观影人次，是现在不可企及的。当然那时候电影票价低，加上当时文化生活很贫乏，没有互联网和线上看电影等方式。但如果200亿人次放到现在，那就不得了了。
总体来说，中国电影市场想要把增量做得更大，不是应该提高票价，而是提高观影人次。
思想湃：您如何看待传统经典文学、民间故事与影视改编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以何种眼光去看待那些对传统进行创新性、颠覆性、解构性改编的电影？比如《哪吒之魔童降世》、《大鱼海棠》、《白蛇：缘起》等。
赵军：当中国不再是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而进入到城镇化、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之后，文明的结构也改变了。那么我们需要讨论、研究的问题，是文明结构的改变，能够通过电影反映出来。
比如像《哪吒之魔童降世》这样的影片，也是文明结构改变的一个征兆。中国五千年文明，整个社会也从来没有经历过今天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文明结构的改变。这个话题很大，需要我们一点点地去思考和挖掘。但我认为当代中国电影跟传统电影相比，发生的那种颠覆性的东西，都可以大者纳入到文明结构变化的这个话题当中；而小者，我们可以研究每一部影片，比如导演、创作者本人如何受到当代社会思潮的影响。
思想湃：您怎么看待儿童电影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赵军：中国的儿童电影，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很早就看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也阅读乔姆斯基关于结构主义的书。我认为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对我们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对儿童电影的创作研究有启发，而且对文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其文明的发轫，和儿童心理的成长是一个道理。
儿童片质量的提升，需要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艺术家们凭着自己的天性，去观察、去选择题材。有很多儿童片子拍得本身也很儿童化，比如《小兵张嘎》；但有些儿童片拍得很成人化，比如《城南旧事》；当然也有成人片子拍得很儿童化，比如《天龙八部》，称之为“成人的童话”。这些都是儿童片的创作规律，但都是应了一句中国成语，叫做“兵无常势 文无定法”。因此，必须鼓励我们的创作者们，不要有任何拘束，放开想象力。
思想湃：如何从增量市场的角度，看待点播影院市场。您认为点播影院会开创中国电影市场另一个增长极吗？
赵军：会的。现在我看到点播影院在遍地开花，比如很多宾馆、轰趴馆，都有点播影院。我认为未来电影院一定要有点播功能，才能够顶得住疫情及各种原因导致的滑坡。
为什么大家愿意上网，因为打开网络，里面有成千上万部电影，但是去电影院却没得选择。所以我认为点播影院应该更加繁荣起来，当然它在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是要解决版权和牌照的问题。
赵军简介：
知名电影人、中国电影行业资深人士
中国电影发行界大腕
原广东省电影公司总经理
珠江电影集团董事副总经理
中影南方电影新干线总经理
大地院线首任董事长
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创始常务副总经理
唐德影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副会长、高级经济师
现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荣誉会长
第十一届广东省政协委员
2012年被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个人”
2019年被评为“华南地区商业地产功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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