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兴诗 图/吴燕子
自从金沙遗址继三星堆遗址被发现后，这两大古蜀文明遗址几乎晃花了世人的眼。在我们沉醉于古蜀人精美的器物，试图想象他们3000年前的生活场景时，却有太多的谜需要我们去破译和追问。
这个问题似乎有些荒唐。金沙古城的人，当然就是金沙人。这样说，太简单化了。说到这里，我不由得又想起从前童恩正对我说的一件事： “现在有人认为，古代巴族和蜀族进人四川盆地以前，盆地里没有人类。”
我和他的意见一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资阳人，就是四川盆地最早的土著代表。他所说别人的这个意见，显然太不了解情况了。也许童恩正本人也不完全清楚，在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除了著名的资阳人，还有我校研究生游天星发现的筠连人(笔者命名的北川人)，分别分布在盆地中部、南部和西北部。加上其他一些地方，虽然没有古人类化石出土，却有同时代的石器等文物分布的情况。可以初步作出结论，当时原始人虽然不多，但是在四川盆地内，却几乎到处都有古人类活动的影子。如果再加上盆地外围，大渡河边的富林人，川西高原的虾拉沱人，三峡地区时代稍晚，笔者命名的新石器时代的巫山人，以及还有争议的巫山猿人等，原始土著就更多了。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不是四川盆地里有没有古老的人类，而是他们在后来的三星堆和金沙时代，扮演了什么角色，处在什么地位?
三星堆遗址有跪在地上的青铜奴隶，金沙遗址也有同样的两只手向后反绑，可怜巴巴地跪在地上的奴隶石像。仔细观察他们的面容可以看出，无论脸型、鼻型、眼型、发型、服饰等，都和奴隶主大不相同，似乎属于不同种族。考虑到当时并没有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不会有来自其他民族的大批俘虏。结论只有一个，这就是以资阳人为代表，最早土生土长的“四川人”的嫡系子孙。落后的原始土著，抵挡不住文化先进的外来者，被征服后就注定了充当奴隶的悲惨命运。
盆地里的土著被征服，不是人多人少，以及什么天时地利人和的影响，而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较量的必然结果。外来者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落后的盆地土著还停留在石器时代。好像鸟枪对大炮，胜负不言自明。
三星堆一期和二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明鸿沟。在三星堆一期文化层相当于龙山文化，这就是盆地原始土著留下的遗迹。直到从西边大山里出来的古蜀族到来时，才一下子飞跃进入了青铜时代。
在金沙遗址里，也有一些石器出土。当时开明“王朝”的主人，已经创造出灿烂的青铜文明，很难想象他们还会怀着思古之幽情，回过头来去使用早已落后的石器。
就好像今天家庭生活已经进入了电气化，绝对不会有人还会烧蜂窝煤同样的简单道理。这些落后的石器是谁的?
答案似乎只有一个，只能是那些身为奴隶的原始土著。我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似乎在金沙古城里，人的关系划分，还不能简单归结为统治者和被征服的奴隶两个等级就了事。考虑到来自盆地东部的开明族，取代了来自西山的古蜀族的情况。是不是在最高的开明族和最低的当地土著之间，还有另一个处于中间地位的二等公民?那就是鱼凫“王朝”最后一个首领杜宇退回西山后，被拋弃的古蜀族子民，值得进一步研究。
仔细观察三星堆时期的发式。古蜀族常常蓄着长长的辫子，有的拖在脑袋后面，有的盘在头顶上。当时的奴隶没有辫子。可是在金沙遗址出土的跪在地上的奴隶，虽然头顶上大多是头发向两边分开的“分分头”，有的却在脑袋后面拖了一根辫子。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当时最低层的土著接受了过去三星堆文化的熏陶，学会了梳辫子?或者根本就是古蜀族的一部分，包括其混血后裔，也沦为了奴隶?
当然，发型仅仅是文化的表现。要说人种的差别，还得由脸型和其他生物特征决定。这些拖辫子的奴隶，和从前土著奴隶的长相一样，是不是学了三星堆古蜀族的发型?
思路发展到这里，问题又进一步深化了。古时人群等级观念十分森严。是否允许奴隶蓄留主子的发型，是一个问题。至少三星堆时期的奴隶是没有辫子的，旁证了主仆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进人到开明族为主体的金沙时代，为什么奴隶也可以梳辫子了?是不是古蜀族失去权势的一个侧面反映?古蜀族在开明族的统治下，似乎已经沦为二等公民，岂不正是一个旁证?
另外，需要注意一下三星堆的辫子和金沙辫子的不同。三星堆的辫子只有一根，好像是今天还能看见的汉族大辫子姑娘。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个青铜立人，脑袋后面却梳了三根辫子，好像是维吾尔姑娘。这两种辫子的差别，是爱美思潮促成的时代进步?还是古蜀族和开明族的差别，也值得细细推敲。前面说过的金沙奴隶的辫子和主人的三根辫子不同，是不是也暗示了什么呢?
一句话说白了，朝中无人自然低人一等，是不是在望帝和丛帝之间，发生的那场所谓的“禅让”以后，在两个部族之间留下的一个微妙地位变化，深远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开明“王朝”末期。
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丰富的青铜器、玉器、金器。原料是从哪里来的?过去有人说，铜来自云南东川，玉来自新疆和田。这个说法值得商榷。这些地方固然都是著名产地，但是却远隔千山万水，在生产条件落后的古蜀时期，怎么可能从那么遥远的地方运送过来?其实这些原料当来源于附近的龙门山。说起来，应该感谢古蜀一位常常被忽视的首领柏灌。今天我们谈金沙文明，不得不提到他。
柏灌是谁?从所谓的古蜀王系列里，是仅次于蚕丛，早于鱼凫的一个“次王”。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以他为代表的一个时代的象征。
柏灌时代不是一次性翻过了山，而是以世代为单位，被迫在山中一步步退让。整个柏灌时期，经历了许多世代。最后到了鱼凫时期，才在湔江出口处走出了龙门山，进入成都平原，揭开另一个生活篇章。
柏灌时期是一个史诗般横越龙门山的时代，不消说对山中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让我们从山的西面，岷江上游蚕丛氏居住的营盘山遗址为起点，山的东面的前江出口为终点，就能十分准确勾绘出柏灌时期在山中的迁移路线。这是一条传统的山路。除了这条路，旁边就无路可走。
从前在地质考察中，笔者曾经亲自穿越过这条路线。值得注意的是，正好有一个大宝铜矿坐落在这条路上。出露在地面的含铜孔雀石的颜色非常鲜艳，经过这里的人不可能不会发现。在龙门山中，还有出产“玉石”的变质岩大面积分布，几乎每条山沟都出产沙金。构建古蜀文明的一切物质来源，都来源于这里。他们非常熟悉这个地方，何必舍近求远，到云南，甚至新疆去运回原料呢?感谢默默无闻的柏灌，没有这个艰苦卓绝的山中移民过程，怎么能够像熟悉自己的指纹一样了解龙门山?没有柏灌，就没有三星堆和金沙文明的物质基础。
除了铜、玉石、沙金，在金沙遗址内的一些所谓“美石”，也是龙门山中来的。有一块奇石，含有非常清晰的黑色线条，好像是用墨画的。这是一块砂岩砾石，含氧化锰的溶液沿着微细的方格状裂隙浸进去，就能生成这个样子。在自然界里，常常发现同样的氧化锰浸染，在岩石内部生成假化石，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有了铜矿石，怎么炼成青铜，还是一个问题。有一次笔者邀请省内不同专业的顶级专家，组成一支多兵种考察小组，共同对三星堆“会诊”。四川大学青铜冶炼专家田长浒教授指出，木材的发火点只有摄氏三四百度、纯铜的熔点是摄氏1083度，绝对不能熔化。加进了锡，成为青铜。随着锡的含量增加，熔化点才能逐渐下降，最低可以下降到摄氏800多度。即使这样，也不能通过木材直接燃烧使它熔化，必须采取别的办法，或者使用别的燃料。可能是学会了把木材闷在炉子里面燃烧，制作成木炭以后，才能勉强达到青铜的熔点。
笔者联系到四川盆地内，特别是龙门山前包括邛崃等许多地方，自古以来就有地下天然气外溢，引起自然燃烧的事件。距离三星堆和金沙都不远的什邝，在宋代就曾经发生过所谓“火龙”冲天的天然气燃烧事件。古代的蜀族和开明族会不会也利用过天然气?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谁都知道中国CHINA。那么，CHINA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流行最广的说法，认为这个名字和“秦”有关。秦始皇统一六国，威名远扬，所以外国人就把中国称为“秦”了。
“CHINA”中的“CHI”， 就是“秦”的对音。还有人认为CHINA是“瓷器”的意思。北宋真宗以前，中国瓷都景德镇曾经叫做昌南， 发音就和CHINA十分相近。也有人认为CHINA是“茶”，是“荆楚”。
CHINA这个名词， 又曾经写作CINA， 最早出现在古印度的一些典籍里。其中最早一本，是古印度的伟大史诗《摩诃婆罗多》。这部书是公元前10世纪初开始创作的。比较晚一点的《摩奴法典》，也在公元前4世纪。试问，这些古籍流行之时，哪有什么秦始皇，瓷器，茶叶和北宋的昌南镇?时间就说明了一切，只能从更加古老的根源寻求解释。
研究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最好听一下印度人的意见。印度HARA PRASAD RAY教授明确指出，印度学术界大多数人根本就不出，印度学术界大多数人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岂不是对于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回答。
为什么在古印度的书里，CHINA又写成CINA呢?因为印度是多民族的国家，不同民族读音自然有很大的差别。这一点也不奇怪。今天的广东人、福建人和四川人同样是汉族，说出的方言，谁也听不懂谁的，能够苛求不同民族的古印度人，都是一个腔调吗?
CHINA到底是什么意思?古希腊的一段记述，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古希腊和古罗马称中国为赛里斯(SERICE或SERES) 。一位名叫包撒尼雅斯的古希腊学者解释说，这两个词的字根是“SER”， 是一种可以吐丝的虫子，也就是蚕。另一个古希腊学者科斯麻士说得更加明确，认为这是东方的一个“产丝国”，有海陆两条路，经过今天的印度和缅甸到达。
赛里斯到底在中国的什么地方?那时候中国没有统一，当然不会是现在的中国全境，而是指某一个具体的地方。早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印度著名典籍《政事论》中，就指出了“CINA产丝与纽带， 贾人常贩至印度”，表明是从南方丝路运去的。这样的资料很多，说也说不完。联系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大量贝币中，含有一些来自印度洋的贝壳，种种材料都充分表明，当时这条从古蜀国到印度的商路十分发达。寻找这个产丝的国度，必须沿着“南方丝路”寻找到头方切合实际。
这个产丝的神秘国度有什么特点?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描述它说： “其四周有山绕之……境内有二大川，几贯流全境，”都发源于附近的山区。
另一个古希腊人马赛里奴斯描写得更加详细，介绍这里“四周有高山环绕，连续不绝，成天然屏障，赛里斯人安居其中。地皆平衍，广大富饶……其中平原，有两大河贯流之。河流平易， 势不湍急， 弯折甚多。SERICE人平和度日，不持兵器，永无战争。性情安静沉默，不扰邻国。”
请看，这简直就是当时位居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的生动描述。群山环绕的成都平原，贯穿全境的岷江和沱江，当时密布的森林。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文物所见，作为祭祀用的玉戈远远多于实战的青铜戈，反映当时几乎没有战争，呈现出一派“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景象，古人的描述完全正确。
让我们从甲骨文中书写的“蜀”字分析，更加可以确定这个问题。甲骨文书写的“蜀”字，千变万化都离不开一个巨大的眼睛，下面拖着一根弯弯曲曲的蚕。演变成现在的“蜀”字，也是一个大眼睛带着一根弯曲的蚕。为使人注意，再注明是一条“虫”。 “蜀”字就是由这几个部分组合起来的，岂不正好说明这是一个“纵目人养蚕产丝的国度”吗?所谓“纵目人”就是古蜀始祖蚕从，居住在岷江上游，早就开始养蚕了。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国，就是古印度和古希腊所认为的“丝国”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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