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樊锦诗出生于北平，正值抗战期间。她亲眼见过炸弹从天而降，也见过日本兵到处肆虐，不当亡国奴、打败日本鬼子对当时的她来说，很有感染力。抗战胜利时，只有7岁的她竟跟大人一样疯了似的庆祝。
抗战结束后，社会风气良好，她一边接受着爱国教育，一边报考了北京大学。进入北大后，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卷帙浩繁的图书馆，一流师资带来的知识，都是前所未有的。她走进历史系，认真研读起来。
她说：“在那个时代的氛围下，我觉得我们学习就是要报效国家。这个不是大话，我们心里都明白，国家培养了我们；特别是周总理做了一个报告，说七个农民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国家培养的，也确实得报效国家，国家需要我们。”
1962年下半年，是北大毕业前最后一次专题考古实习。她选择来到荒无人烟的大漠——敦煌。实习结束后，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北京，父母非常心疼。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她父亲还为此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最后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1963年夏天，北大毕业的她背上行囊，义无反顾跳上了去往大漠深处的火车，不成想一去就是40年。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她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樊锦诗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之后，才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反差”。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且没有电灯，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就连厕所都是奢侈品，想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
对此，樊锦诗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
半夜里，她见过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自己的被子上，也经历过水土不服带来的煎熬，她也会望着窗外的月亮，思念家乡。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辈们锲而不舍的精神也激励着她，最终她还是坚持了下来。
樊锦诗刚来敦煌不久，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1998年，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莫高窟成了一块香饽饽，有些部门想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樊锦诗坚决反对，即便知道会得罪很多人，她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她一样非常矛盾，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应该展示给公众，但是每参观一次，石窟就会受损一次，除了控制参观人数外，她还大胆提出“数字敦煌”的构想。
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现在，去敦煌莫高窟参观前，都要前往游客服务中心观看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作品，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
这些都是樊锦诗的提议，“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樊锦诗在敦煌研究所工作了40余年，被誉为“敦煌女儿”。2007年11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8年12月18日，授予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9月17日，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2019年9月25日，获“最美奋斗者”称号。2019年12月6日，获2019第七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
樊锦诗老先生最令人钦佩的不是她获得多少奖项，而是她为了守护千年的文物奉献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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