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个人很少做饭，几乎每天晚饭由外卖解决。 外卖箱一般一个月左右才清洁一次，卫生堪忧。 日完成订单量1300万单左右，美团外卖在行业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根据某外卖平台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全国外卖订单量上海、杭州、北京位居前三甲。 ……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催生了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常见日用品、食品都能通过网上下单，且支持送货上门服务，极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外卖作坊藏身街巷、拖延送单时间等现象，仍层出不穷。 为了推动外卖配送行业规范发展，《外卖配送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自9月1日起正式实施。“网络送餐”由此进入标准化时代。 按照规范，外卖配送机构应具备企业法人资质，配送箱、配送车和头盔等也应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配送人员应年满18周岁，不应进入消费者家中、收取小费或有其他不文明举止等。 但有学者认为，该标准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分会联合百度外卖起草制定，在民主性、代表性方面存在不足。也有人表示，规范不具备约束力和强制力，难免“软”“弱”，期待立法规制。 但不管如何争议，“互联网+外卖”的消费方式已经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今天，送餐小哥一如既往地奔跑在路上，相信引起高度关注的相关法规也正奔跑在新时代的路上…… 外卖配送乱象忧与思 借助“互联网+”以及资本的推动，外卖行业迎来了爆炸式的发展，但也因无序而导致乱象频发。 2009年成立的某知名网上订餐平台，直到2013年才被资本青睐。在短短的两年里，该平台获得了超过20亿美元的融资。 外卖行业“烧钱”的序幕由此拉开，这是一种为抢占市场不计成本的前期投资行为，也是外卖行业兴起的一个缩影。 而借助“互联网+”以及资本的推动，外卖行业更是迎来了爆炸式的发展，但也因无序而导致乱象频发。 2016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饿了么”等外卖平台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等问题，备受诟病的外卖配送服务乱象也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 但直到今天，外卖配送服务乱象依然屡禁不止，除了媒体不断曝光外卖卫生堪忧，甚至无证经营等现象外，叫外卖给差评遭威胁恐吓似乎也成了“标配”，顾客因给差评而被伤害事件也偶尔上演。 2017年9月1日，由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分会联合百度外卖共同起草的《外卖配送服务规范》正式实施，其对行业能起多大作用，也依然面临考验。 差评有风险 “你小心点，我知道你的地址！” 9月30日，北京的小孙叫了一个外卖，因为外卖送餐员晚了2个多小时，小孙给了一个差评，结果收到了一条威胁的短信。而对于小孙来说，类似的威胁短信他并不是第一次收到。 出于个人的安全考虑，小孙都向相关外卖平台进行了投诉。令他欣慰的是，平台的反应还算迅速，而且结果还算满意：除了平台，外卖员以及相关负责人都向他道了歉。 虽然，“一条差评引发的血案”是极端个案，但是，当因叫外卖给差评而受到威胁时，不少消费者都表示“不寒而栗”。 与此同时，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在新浪微博搜索“叫外卖，被威胁”等字样时，发现大量微博用户都在抱怨“叫个外卖不满意给差评而遭到威胁”的遭遇。 “我平时基本没给外卖员差评的，但是这个态度太恶劣了，所以给了个差评，结果遭到外卖员对着门缝辱骂，半个小时后回来敲门，在外面高声叫骂，还说‘让我好看’，一个人在外面住吓死了。”新浪微博用户“多多”这样写道。 除了给差评可能会被外卖员威胁外，遭到商家纠缠威胁的现象也不少见。 南京的小林，因为外卖吃到蟑螂，而给出一个真实差评，结果遭到商家无休止的电话骚扰和语言威胁。 记者在小林提供的短信中发现，短信内容显示要求小林删除评价内容，除了辱骂外，该商家还称“因为我快下岗了，没事做，有的是时间陪你玩！” 小林还展示了店家给她打了几十个骚扰电话，称自己不胜其扰。 小林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现在平台已经跟进处理了。 9月20日，河南洛阳的小崔在外卖平台“美团”上点了一份鸡块米线外卖，收到后发现没有鸡块，就给了个差评，结果接到电话，打电话的人说要弄死他。 紧张的小崔赶紧联系了外卖平台客服，但是迟迟没有回复，9月22日到9月26日，他先后遭到夜间被人敲门辱骂，手机更是被来自全国的电话骚扰“轰炸”。 最后，小崔只能打电话报警，洛阳高新派出所接到报警后，民警和小崔一起到了所订外卖店铺了解情况，一个服务员承认是他发的短信，并称因为差评在美团上的排名已经跌落到后面，以为是恶意差评，因此才发短信威胁。 该服务员在民警批评教育后向小崔道歉。 而家住湖南长沙市的余女士却没有这么幸运。9月12日晚，余女士通过送餐平台订购了烧烤，因为对食物品质不满给了差评。不料，第二天余女士竟被商家找上门“寻仇”，余女士的丈夫惨遭殴打并因伤重险些丧命。 同样，前段时间济南的岳先生因在外卖网站“饿了么”给商家差评且爆了粗口，被店主上门砍伤。 业内人士表示，此类事件只是外卖配送服务纠纷中的冰山一角，如何不让一个差评造成不必要的悲剧，仍需要多方智慧。保护消费者行使评价权，使差评不受威胁仍需相关部门以及外卖平台出台更详细的规范。 而另一方面，据媒体报道，针对外卖平台的评价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刷单”灰色产业链，刷单组织会主动找到商家寻求合作，有些商家为了提升销量也会专门寻找刷单组织。 乱象频发 外卖行业快速发展，其负面新闻也一直不断。 外卖作坊藏身街巷、卫生状况堪忧，有的甚至无证经营等现象频频出现在相关部门查处的对外宣传稿中。另一方面，拖延送单、用户下单后外卖平台集体点击“已送达”，然后再配送等现象也层出不穷。 去年央视“3·15”晚会曝光外卖行业的问题后，各地掀起了一场查处风波，并陆续对外发布了所查处的问题。 上海市食药监局局长阎祖强认为：“网络订餐平台掌控食品安全的能力，与其扩张速度不匹配，导致问题一再爆发。” 而在这次查处行动中，网络订餐平台上，套证、借证等现象屡见不鲜，激增的客源令“黑餐馆”的卫生隐患不断放大。 2016年3月15日晚，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通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位于通州区、朝阳区的5家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线下无证订餐商户予以取缔。 而后各地都发现了大量无证经营的外卖作坊，一些外卖作坊根本没有门店，而是藏身在街头巷尾卫生堪忧的胡同里，但是这些商店反而是外卖订单大户。 据《西部商报》报道，2017年3月2日，位于兰州市城关区郑家台126-136号的“只有卤肉饭”被依法查封。 报道称，不足10平方米大小相同的操作间、炉灶、案板、水池等紧密相连，尤为惹眼的是，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竟然设有一个水冲式厕所！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饮店，却加入美团外卖的平台，通过美团外卖供餐。 “厕所外卖作坊”“黑作坊”的报道屡见报端，一位餐饮行业人士表示，因为外卖黑作坊成本低，死灰复燃概率大，因此，虽然有关部门大力打击，但是这种现象还是屡禁不止。 北京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就透露，之前在检查中还发现有外卖平台的销售人员教唆商户伪造证照的情况出现。 在业内看来，外卖平台竞争日益激烈，商家数量、品种是消费者选择平台的重要条件，为完成业绩，会有销售人员使出一些黑手段。 商家屡屡违规且肆无忌惮的原因在于违法成本极低，可以通过打游击的方式避开监管。监管部门相关人士透露，此前曾有周四查封无证餐饮、周五又重新开张的情况出现，中小型餐厅易名易址、转让等情况频繁，给线下排查增加了难度。 同时需要承认的是，第三方的网络订餐市场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业态，早期发展粗放，政策法规中也缺乏对网络交易平台的明确规定和具体要求，平台在早期对线上商户运营资质的审核、证照采集等工作没有一步到位。 规范之路还有多远？ 其实，随着外卖行业的发展壮大，2016年，全国各地政府部门也纷纷出台相关的规定来规范外卖行业的发展。 上海、陕西、河南等地都先后发布了《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明确第三方平台应当对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 北京市食药监局也开始试行《北京市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对全市网络食品交易提供者推行规范化管理。 2017年4月20日，国内等主要网络订餐平台在北京市食药监局的支持、指导下，自发组建网络订餐平台行业自律联盟。 国内四大网络订餐平台CEO发言并共同签订《网络订餐平台自律共建联盟公约》，从入网经营者准入前承诺、平台准入、健全入网经营者档案管理及信息公示等14个方面向社会郑重承诺。 在此之前的一周内，网络订餐平台“饿了么”对平台上超过100万商家开展检查，共查出并下线违规餐厅5257家。为落实线上发现、线下查处的食品安全问题治理闭环，这些违规餐厅名单已同步至各地食药监局进一步处理。 2017年9月1日，我国首部《外卖配送服务规范》正式实施。专家认为，该服务规范不仅填补了外卖服务行业的一大空白，为外卖企业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有助于行业更加自律，更加有效保障配送服务质量，从而推动外卖市场朝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但一个行业规范从业者能否把它当回事，严格执行，还得打一个问号。另一方面，谁来监督、违反规定应承担怎样的责任等，也缺乏相应的明确规定。这可能也会让该规范存在落地难、甚至沦为摆设的结果。 专家认为，要想终结外卖配送服务乱象，除了需要进一步配套和明确相关各方的责任，要有人监管，要有罚则，也有必要对规范加以“升格”，直至把它上升到法律层面，强化落地执行力度。 用生命狂奔？ ——外卖送餐员安全受关注 为抢时间，不少外卖送餐员不惜冒着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红绿灯路口随便闯，甚至在车流人流中肆无忌惮逆行，由此导致安全事故频发。 不久前，外卖小哥上手炒菜的视频火遍大江南北！ 一外卖送餐员嫌商家出菜太慢，亲自上阵炒菜的新闻以颇具喜感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炒菜或许算得上赶时间的黑色幽默，而为了准时送达餐点，不少外卖送餐员不惜冒着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红绿灯路口抢时间闯灯，车流人流中横穿马路甚至逆行，由此引发的安全隐患越发严重，交通事故数量急剧上升。 据一份报告显示，仅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送餐外卖行业发生伤亡交通事故共76起，平均2.5天约1名送餐员伤亡，其他地方情况也大同小异。 外卖送餐员的安全问题引发了一定程度的舆论关注，人们迅速将焦点聚集于消费者，反复呼吁要体谅外卖小哥、对外卖小哥好一些、尽可能别去催单，而反观最应该思考进行标准和制度改进的外卖行业，所做的调整却十分有限。 抢单、抢时间导致事故频发 经常点外卖的人肯定有这样体验：早早点好外卖，送达时间却超过平台预计时间半个小时以上。如果外卖包装再有破损，油汤洒得到处都是……别说坐下来静静享用，恐怕直接将外卖扔到垃圾桶的想法都有了。遇到这种让人糟心的情况，你会不会给外卖小哥打个差评？ 根据外卖团队不同，点差评，外卖送餐员将会面临50—100元不同罚款，这意味着送外卖劳动将付诸东流。 据外卖业内人士介绍，现行的互联网送餐模式，大致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人工派单”。即站点的负责人，通过后台察看骑手的位置，再根据顺路派单的原则通过接单APP给骑手派单。另一种为“外卖送餐员抢单”。就是外卖送餐员觉得最近或者顺路就来抢。 为了抢单，也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外卖送到顾客手中，送餐骑手只能在路上狂奔，导致事故频发。 据了解，目前外卖平台基本都有从业务操作到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各项规章制度，但这些规章制度往往都是对外卖送餐员作出规定和要求，避免他们出现诸如超时、提前点击订单完成、违反交通规则、对用户出现辱骂等行为，一旦发现上述行为，轻则罚款，重则开除。 “我出过几次小事故，但都没敢跟公司说，说了不光没有医药费，还要扣你200块钱，公司安全标准中有明文规定。”外卖送餐员杨兵（化名）无奈地说。大多数外卖送餐员都跟他一样，一旦出现安全事故，往往都是不敢报备，自认倒霉。 
“骑手”应受劳动法保护
另据调查，“美团外卖”“百度外卖”“饿了么”在内的主流餐饮外卖平台对于送餐骑手的管理大多采用的是第三方公司劳务输出。这类现状直接导致公司很少为骑手缴纳社会保险和人身意外险，或者即使有愿意为外卖送餐员购买保险的公司，也往往有“做满一年公司承担保险费用，未满一年由员工本人承担保险费用”的规定。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秦红雨表示，外卖小哥电动车“一路狂奔”，根源还在于这个岗位不合理的付酬方式，更多是单一的计件工资，只有改变外卖小哥的工作待遇和计酬方式，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给他们更多基本保障，才能让送餐员的车子慢下来。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常洪雷告诉记者，外卖行业存在不同的工作模式：商家招聘外卖员，专门为该商家通过各种途径产生的外卖订单进行外送；由外卖平台管理的外卖员，为该平台下的各种商家提供外送服务；平台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协议，由第三方公司派遣劳动者为平台提供外送服务。
常洪雷说，在前两种模式下，外卖员与商家或外卖平台之间因未签订书面合同存在法律关系的争议，外卖员主张劳动关系，商家或外卖平台往往主张劳务关系、承揽关系等其他法律关系。
“虽然外卖行业可能存在与传统服务行业相比更灵活、特殊的提供劳动及用工管理方式，但仍需要明确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在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形下，应受到《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常洪雷说。
作为法官，常洪雷建议商家或外卖平台，应当自觉主动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规范管理用工，既是对劳动者的保护，也避免给自身带来法律风险；另外，外卖快递员应增强法律保护意识，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建立安全培训体系
据外卖平台业内人士分析，刚开始外卖平台的快速发展导致准入门槛低，集中管理难度很大。同时，外卖送餐员乃至外卖平台对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建立安全培训意识，有的明明发现了问题，却在处理过程中不够严格认真。
据一位外卖送餐员介绍，他们的培训主要是在线上进行，很少有提供线下培训的，而且是外卖送餐员自愿选择参加，不做强制要求。
据记者了解，有外卖平台规定每天的9点到10点，外卖送餐员在指定位置集合开早课，期间会强调配送安全问题。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这一规定更多流于形式。
一位送餐骑手告诉记者，不想参加的时候跟负责人说一声就可以不来。还有的在早课期间有订单的就直接跑单了，几乎没有人愿意上早课。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长征派出所的交警普遍认为，目前，在非机动车的使用领域，快递员和即时配送人员是道路上最集中的企业工作者，如何将追求时效与保证安全结合起来，是整个外卖行业需要重视的课题。
去年7月份，为了避免违规行车、确保送餐安全，“饿了么”外卖平台邀请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长征派出所的警察，来给骑手做交通安全法规培训。
普陀分局的交警透露，“在物流配送和餐饮行业，像这样主动邀请我们做培训的企业，在上海还是第一家。”
据“饿了么”物流部门负责人介绍，针对外卖骑手的交通安全管理，有多项严格的措施。如在自营和第三方代理团队，安全督导小组已成立，每天早上每个配送站都有骑手集训，每周组织“战营会议”对骑手送餐情况进行考核，配送站站长每天还会不定时地巡检，每抓到一次交通违规即罚骑手50元。目前，送餐骑手准入门槛也正在提高，如查实有严重交通违规或暴力犯罪记录，则不得加入送餐队伍。
青海西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支队长黄才界介绍，为了让外卖电动车慢下来，交警部门加大了处罚力度，并且创新了处罚方式。由于外卖小哥骑车逆行、在人行道上随意穿插等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难认定难处罚，所以交警部门视情况实行财政面额罚款，发现一次违章立即处罚50元，如果不愿接受现金处罚，可选择参与半小时以上的交通安全学习实践，协助交警在路口执勤，“发现外卖送餐员电动车违章后，让他去纠正制止，互相教育的效果非常好”。
据悉，上海交警部门曾约谈了“饿了么”“美团”“百度”“达达”等8家送餐外卖企业，亮出严厉的管理规范，要求各企业加强安全培训、车辆规范、骑手身份识别系统等方面的管理。其中，有关企业应建立骑手交通文明记分制度。骑手交通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和危害程度将被设定相应记分分值，作为交警路面管理和企业内部管理考核的重要依据。
王府井“单王”秦帅：做自由、安分的骑手
作为行业精英，秦帅被邀请到中央电视台，与作家、退伍军人、科学家一起做节目，这对于一名外卖送餐员来说，是莫大的荣誉。
秦帅今年28岁，山西长治人。2015年7月，经朋友介绍来到北京，他直接进了“饿了么”外卖平台，当了一名送餐骑手，一干就是两年。
记者在北京王府井商业街附近见到他的时候，尽管被蓝色制服和帽子包裹得有点严实，但远远就能看到一张圆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笑容。天气虽阴冷，却能感觉到他的阳光。
“我脸型以前不这样，这两年每天为各行各业的人送餐，现在这么圆都是因为笑出来的。”秦帅边笑边说，每天挂在嘴边的两句话就是“祝您用餐愉快”“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在入职后的第二个月，秦帅便成了他们站点跑单量最多的人，现在更是连续8个月第一名，成了王府井区域名副其实的“单王”。
从矿工到骑手
来北京之前，秦帅在家乡是一名煤矿工人，每天要在地下几百米深的矿井中作业，管吃管住一个月拿到6000元的工资。
“做矿工时，工人之间也不说话，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内心紧张又恐慌。”秦帅说，“每天下到几百米的矿底，内心只有烦躁。”
近几年，山西的煤矿产业一直走下坡路，工资也下跌。深思熟虑之后，秦帅毅然地另谋出路。
外卖行业从最早的电话订餐到网页订餐再到如今手机客户端订餐，紧随网络科技发展的脉搏。配送员也由最初的商家自送，到如今遍地都是外卖平台专业的“骑手时代”，我们亲切地称呼这个群体为“外卖小哥”。
在自媒体火爆的当下，网上几乎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而随着外卖小哥们的兴起，关于他们的视频和事迹在网络上时有发酵。
以王府井大街为中心，方圆3公里之内，林立着大大小小的商场、写字楼和居民区。从山西来到北京之后，秦帅就直接来到了王府井站点，每天在这片区域穿梭——他赶上了外卖行业风生水起之时。
秦帅介绍，一开始刚进外卖平台，感受到有不少人不信任外卖，后来入驻的商家越来越多，订单量也越来越多。王府井站点平台直营的骑手在人数上翻了三倍，从最初的20人，增长到现在的60人。
“现在工作日堂食的客人真的越来越少，商家的餐桌都快被我们骑手占领了。”彼时，我们采访所在的快餐店基本上都是骑手在休息，这里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据点。
“刚来的时候我每天都挺自豪的，因为入驻我们平台的商家都是大品牌，都是APM和in88这些大商场里的，每天都可以穿梭在这些时尚的大商场里，之前在矿下的日子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简直是天壤之别。”
但相同的却是烦躁。秦帅介绍，初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心气傲，不明白为什么他为客人送餐，还会有人嫌他慢，不给好脸色。
因为这份烦躁，他被投诉过，投诉后的苦果就是要罚100-200元钱。“这个惩罚的力度和效果比罚几块、几十块要好得多，罚得少骑手就会觉得不痛不痒，不长记性。我现在就谨记服务行业的宗旨，一直保持微笑，错都在自己身上。”
天性好强的秦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将负责配送区域的路线、商家和住宅区熟记于心。“崇文门附近几个大住宅区的楼号和单元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别的骑手还在找楼的时候我已经到了单元门楼下了。”
车最慢，单量最多
在秦帅看来，跑单多少与车速并没有决定性的关系。他现在所骑电车还是刚进公司时平台提供的车辆，速度基本上是最慢的。
“外卖工作做得好不好，基本上一两个月就能定型了。单量多少不是单纯拼车速就能决定的。作为骑手，必须对自己配送区域的环境特别熟悉，包括每个商家的地理位置，出餐快慢情况，每个小区每栋楼每个单元的情况，及每条路线路况，这是基本功。合理的规划和配置才是决定性因素。”
他表示，外卖小哥之间也没有竞争关系。系统会根据骑手的实时定位，派单给距离近的人。现在最忙的时候一次性最多接到9单，骑手在接到单后，应该要根据时间段、路线、商家和点餐情况判断出每单大概需要的时间。
“一旦预设到哪单不能按时送到，就要立即打电话给站长，调度给其他顺路的骑手。不然收到差评和投诉，还要被罚钱，这些我们心里都很清楚。竞争都是平台和管理层的事，我们的任务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第一年每月能跑大概八九百的单量，现在每月动不动就跑一千单。”说着，他拿出手机，向记者晒出了他的工资单，“每月底薪4000元，加上跑单计价和其他奖金，你看，基本上每月都1万左右。而且花的少，每月房租才600块，和媳妇住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基本上就一张床，现在王府井这边不可能找到低于1500的房子了。”
他还笑着给记者分析了为何比第二名跑得多。“一方面我住得近，离站点10分钟的路程，路上节省的时间能比他多出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晚上一般都会干到10点，每天跑50公里。另外一方面我太好强，人家都是不急不躁的，我是一定要做得比其他人好。”
自由和舒服是秦帅对骑手工作的定位。“你看我们这些骑手坐在商家这里，有说有笑，聊天、玩手机，真的太自由了，比在写字楼里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还要舒服。每天九点半才上班，十点以后才开始接单。而且很有挑战性，我的单量一直在增加，我根本闲不住，休息的时候还不如送单，我期待一直有新的突破。”
骑手需加强入职培训
今年初，网上曾流传骑手因为超时在电梯急哭的视频，还有一个骑手因暴雨超时配送而被客户辱骂的视频，让万千网友心疼和愤怒。
对此，秦帅表示，他比较幸运，王府井区域的商家和客户的素质都很高，自己和同事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他还是能感受到骑手不被尊重的现实。
“确实有些客人不尊重我们，不管是商家的原因还是骑手的原因，客人都会算在骑手头上，投诉的也是骑手。曾因为商家出餐慢与服务员产生口角，话语间她们有一种‘你们不就是送外卖的吗’的优越感，但我觉得她们是跟我们处在同一条服务行业链上的。”
尽管如此，秦帅一直在强调“心态好”的重要性。经过在外卖行业两年多的磨练，他的心态已经非常好了，遇到事情讲道理，不能讲道理就会任客户要求赔钱。
谈到客户最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他指了指快餐店墙上的一块显示屏，上面有该店后厨的实时监控视频，‘3·15’期间被爆出‘厕所外卖’等真的是少数，我们跑的这块区域没有出现食品卫生和安全相关问题，平时我们也会留意，真的出现问题会向平台上报。以前大部分时候我们是看不到后厨的，现在政府推行明厨亮灶，监督的力度会越来越大，所以一步步只会越来越好，不然把用户都吓走了，我们工作也就没了。”
秦帅同时表示，在骑手的职业队伍里，有些人是比较猖狂的，会影响送餐服务的质量，不把这份工作当回事，没有责任心。
他认为，外卖平台应当加强骑手的入职培训工作，现在的培训力度根本不够。“比较重要的是，要给骑手灌输‘安全第一’的思想，刚入职那年曾有同行因为抢时间出交通事故丧命，这个行业其他大大小小的事故也一直有，对自己安全和交通秩序都有影响，而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方面系统还需要完善，更加高效合理的派单，骑手也要做好本职工作，合理规划时间和路线。另外一方面，秦帅认为年轻人应当有年轻人应当有的朝气，骑手们应当每天有自己的目标和拼劲。”
前不久，作为行业精英，秦帅被邀请到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演播大厅，与作家、退伍军人、科学家等其他行业精英一起参加电影《战狼2》的座谈会，这令他有很大的荣誉感和满足感。
身边曾有人说他也许会成为第二个王宝强，但他觉得自己成不了。在秦帅看来，骑手就是一份很平常的工作，没有外界想的辛酸，只需要安安分分的跑单，保持好的心态，多想些开心的事就行了。
“我对这份骑手工作真的很满意，每天自由自在，而且未来几年行业发展会越来越完善，现阶段只要工资不低于7500元，我都不会考虑换工作。当然我的单量肯定会继续突破，钱也会越赚越多。”秦帅笑着说。
《外卖配送服务规范》实施让配送行业有法可依
从外卖配送定义到服务流程，《规范》建立了外卖配送服务全过程标准，被誉为我国首部外卖服务规范，解决了配送行业长期无法可依问题。但有学者认为，它仍存在代表性不足、避重就轻等问题。
配送人员应年满18周岁，且应对配送人员进行身份审核；商户应在消费者下单后10分钟内确认订单，配送员应在平台派单后5分钟内接单。
9月1日起，由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分会联合百度外卖共同起草的《外卖配送服务规范》团体标准（简称《规范》）正式实施，拟对外卖餐品不完整、卫生状况不好等进行规范。
有人认为，《规范》毕竟是行业自律规范，因而难免有些“软”“弱”。大连理工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国栋认为，它的出台解决了配送行业长期无法可依的问题。
北京王峻岩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峻岩说，虽然《规范》发布主体不具有执法条件，但它对外卖配送服务机构、人员、流程、异常情况处理等内容的规定，将推动该行业健康发展。
首部外卖服务规范
《规范》建立了外卖配送服务全过程标准
配送机构应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外卖配送整个过程宜佩戴符合要求的头盔……
从外卖、外卖配送、餐品、配送箱的定义，到服务机构、流程要求，再到异常情况处理等，《规范》建立了外卖配送服务全过程标准，被誉为我国首部外卖服务规范。
外卖配送服务行业，究竟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制定规范约束？
王峻岩说，由于该行业门槛不高，从业者素质参差不齐、人员流动性大以及部分企业管理不到位，使其存在送餐超时、市场监管不到位、订餐交易环节复杂、消费者维权难等。
法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讲师谭袁说，外卖配送是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当今人们生活节奏加快下的一种产物，具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发展前景广阔。
谭袁表示，但作为新兴事物，外卖配送业出现配送延迟、餐品卫生欠佳、道路安全隐患突出、服务态度差、消费纠纷解决机制不畅等问题在所难免，关键要合理引导、有效约束。
陈国栋说，该行业配送人员、机构不稳定，投诉、救济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亟须解决。为了对相关主体进行有效约束，以更好地推动外卖配送服务的规范发展，《规范》应运而生。
《规范》规定，外卖配送机构应具备企业法人资质，且具有固定办公场所和规模化的配送队伍，还要求外卖配送箱、配送车和头盔等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对配送员进行审核等。
谭袁对此解释称，《规范》之所以对外卖配送机构提出具体要求，设定一定准入门槛，主要还是基于外卖配送规模化发展的需要，以及引领该行业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
王峻岩说，外卖服务机构及服务平台是《规范》提出上述要求的实施主体。在改革之初，这些规定可能会增加服务机构的成本，但从长远看有利于促进该行业良性循环发展。
“规定的实施主体是外卖配送企业，不是配送员。”陈国栋说，如果配送企业不承担配送设备配套义务，那么就会接订单抽成坐享其利，将风险转嫁给商家、消费者与配送人员。
谭袁认为，由于《规范》系团体标准，不具有强制性，主要仍依靠外卖配送机构主动遵守。陈国栋说：“该标准属于软法范畴，完全可以通过协会自治体系，发挥惩戒功能。”
在陈国栋看来，尽管《规范》发布单位本身不具备执法条件，但该标准对提高行业整体服务水平，避免发生劣币驱逐良币、产生负外部性效应、加剧国家监管压力，意义重大。
规范市场意义重大
规范配送员行为，有助于规范外卖配送服务市场
配送人员宜年满18周岁；外卖配送员应在外卖配送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平台派单后5分钟内接单；配送员不应进入消费者家中、收取小费或有其他不文明举止……
在重点规制服务机构、服务设施等内容外，《规范》还对配送员行为规范提出了诸多要求。陈国栋说，它有助于规范外卖配送服务市场、提高行业服务水平、提升劳动者技能。
谭袁说，外卖配送业务线下工作主要由配送员完成。配送员是否达到一定年龄，身体是否健康，不仅直接关系到配送工作是否能够顺利完成，而且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规范》规定外卖配送员应年满18周岁，一方面是因为外卖配送是一种高强度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在谭袁看来，《规范》要求对配送人员身份进行审核，利于外卖配送服务平台更好地掌握配送人员基本情况，对其进行监管。这既是对消费者健康负责，也是对配送人员负责。
谭袁认为，尽管外卖配送服务业门槛相对较低，但无论何人选择从事配送服务都必须满足其基本任职要求，包括熟练使用外卖配送车、智能手机、即时通讯软件及电子地图等。
在谭袁看来，《规范》要求外卖配送机构，对配送人员进行岗前业务培训并通过在线考试（含理论与实际操作）。这对保证和提高配送人员的基本业务能力至关重要。
“能否落实取决于市场的检验。”陈国栋说，由于这些标准的软规范性质，配送企业能否遵守主要取决于市场竞争。但要求配送员在平台派单后5分钟内接单，完全可以实现。
陈国栋认为，技术上并不存在障碍，但配套措施需要完善。比如：在有完善组织、充足人员配置及配送员培训机制基础上，配送机构应建立合理、有效的考核激励机制。“只有享受到了合理薪酬，获得了合理利益保障，配送员才会有充足责任心自觉满足上述要求。”
《规范》还要求，外卖配送员到达消费者门口，应轻声敲门，若无人响应，应电话或短信联系消费者；不应进入消费者家中、收取小费或有其他不文明举止。
王峻岩说，该要求实现并不困难。虽然这是《规范》首次明确提出，但之前部分规范的外卖机构已有执行先例。它不仅可以严格规范外卖送餐员行为，也是对消费者的一种保护。
谭袁认为，这些规定是外卖配送人员所负有的一般性义务，并不存在履行困难。但《规范》应当禁止的是配送员主动索取小费行为，如果消费者自愿支付小费，则没有必要禁止。
“有避重就轻之嫌”
行业标准填补空白，但缺乏新意
《规范》对外卖配送服务行业的发展促进作用明显，为何仍存在争议？这要从《规范》制定单位说起。
据商贸促字〔2017〕141号文介绍，《规范》系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分会（以下简称商业分会），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培育和发展团体标准的指导意见》（国质检联标联〔2016〕109号）制定。
王峻岩说，商业分会系中国贸促会（由国家批准成立的全国性对外贸易投资促进机构）在行业中的贸促机构，主要职责包括商事法律服务、标准化建设等。由它制定外卖配送服务行业标准，既符合其内部职能，又因对行业了解，标准的针对性更强。
谭袁说，商业分会率先制定团体标准，是由实践发展及我国标准体系决定的。一方面，在外卖配送服务领域，我国尚没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另一方面，先制定团体标准，可以及时满足我国外卖配送行业的规则需求，填补空白。
陈国栋说，外卖配送服务不涉及公共资源配置问题，主要是市场行为，应先由市场调节。商业分会制定该标准，是对市场能否自行调节的检验，也是国家鼓励社会团体自我管理，加强社会治理、实现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应有之意。
另外，外卖配送涉及的食品流通、运输环节时间短，但就运输本身而言发生食品安全的风险较低，立法规范的动力、正当性不足。同时，由于该环节占时太短，且服务本身对时间要求较高，因此由国家制定标准并监管，不但成本高，而且难以实现有效监管。
王峻岩认为，由于《规范》仅是一种行业规范，不具备约束力和强制力，因而难免有人认为其“软”“弱”，应该逐步出台规范性法律法规文件，把相应服务准则列入法律体系。
陈国栋说，《规范》有避重就轻之嫌。它新意不足，规定的配送箱标准化、配送员服务规范化等在当前已得到了广泛接受和落实，对解决目前配送过程中的重点问题意义不大。
陈国栋认为，《规范》应建立顾客与商户、消费者与外卖平台之间的纠纷解决机制，比如超出一定时段的补偿机制，食品毁损时的补偿机制等；建立配送人员权益保障机制，以及针对性的、以配送人员权益优先的投诉处理机制；打破配送企业背后的支付渠道壁垒等；还应当拓展规范范围，以便调整、规范线下食品加工环节、调整规范商户加盟平台环节等。
谭袁说，考虑到外卖配送人员配送高峰时期的工作强度，《规范》应对高峰时期单个配送员最大配送量作出上限规定，并要求平台加大对配送员违反交通规则行为的处罚力度。考虑到目前城市道路的具体情况，建议允许手推配送车或不快于步行速度的配送车逆行。
陈国栋认为，《规范》应通过增强民主性方式提高内在规范性，以便激发配送机构及其人员自觉遵守。但此次它由商业分会联合百度外卖起草制定，在民主性、代表性方面存在不足。修订时，应开门立法，吸纳更多配送机构、商户、消费者、监管机构等参与制定修改。
外卖垃圾隐忧：垃圾量几何级增长，困局难解
外卖垃圾治理主体缺失，“谁污染、谁治理”的环保原则在外卖垃圾处理过程中无法得到落实，让整个社会背负着这个新兴行业发展所带来的环保代价。
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北京国贸CBD的写字楼和居住区之间，是18岁外卖员吴小天（化名）从早上6点到夜里12点的工作状态。当他回到在附近的住处时，通常是第二天的凌晨。
生意好的话，一天下来他可以派送60多份外卖订单，即使普通的一天也有30多份。他这样的忙碌状态，并不因为最近一场外卖垃圾舆论风暴而受到影响。
2017年9月初，国内几大外卖平台因为外卖垃圾问题被环保组织告上法庭，而随着《外卖背后的生态浩劫》《外卖，正在毁灭我们的下一代》《那些被你扔掉的，总有一天会还给你》等一篇篇网文在微信朋友圈刷屏，一场对外卖垃圾是否为造成白色污染罪魁祸首的是非争论也持续进行。
“一份外卖里有主食餐盒、菜餐盒、汤盒三种餐盒和一个塑料袋，一份订单一般都有三个餐盒和一个塑料袋。”吴小天说。
据美团外卖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团外卖日接单量达1200万份。如果每份订单消耗1个塑料袋和1个餐盒，则意味着每日约有2400万个塑料制品被消耗。
如果每份订单消耗1个塑料袋3个餐盒，每日被消耗的塑料制品是4800万个，而这仅仅是美团外卖一个平台每天产生的外卖垃圾量。
虽然目前对于外卖餐盒使用量尚未有权威数据，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随着外卖行业几何级的发展，外卖垃圾已是社会关注的问题。
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采访发现，由于餐盒具有油污等原因，在资源再利用方面面临回收难、成本高、利用率低等多方面问题，在垃圾源头减量方面，一些商家为了追求品牌效应而过度包装，也导致无法在源头实现减量化。
与此同时，外卖垃圾治理主体缺失，“谁污染、谁治理”的环保原则在外卖垃圾处理过程中无法得到落实，也让整个社会背负着这个新兴行业发展所带来的环保代价。
增量迅速
对于目前外卖产生的塑料制品数量，虽然目前没有全面而权威的数据，但从一些分析统计报告中可窥见一斑。
据《中国塑料制品行业产销需求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1—5月我国塑料制品累计产量3047万吨，累计增长3.8%。而塑料制品的增长与外卖等新兴行业的兴起、发展密不可分。
艾媒咨询统计，2016年在线订餐用户规模达2.56亿，按照每人每天订购一份外卖计算，其中至少分别产生2.56亿个餐盒和塑料袋，使用过后，每个被废弃的塑料餐盒和塑料袋的降解至少需要几百年。
媒体普遍报道关于中国最大的三家外卖平台的日订单2000万单左右，按照每单外卖用1个塑料袋，每个塑料袋0.06平方米计算，每天所用的塑料袋可覆盖42万平方米，相当于59个足球场，大约15天即可覆盖一个西湖。
除了包装所用的塑料袋外，目前餐饮外卖常用的塑料餐盒带来的环保问题更为引人注目，一家公益环保组织采集的100个订单样本测算，平均每单要消耗3.27个塑料餐盒或杯子。按照上述数据估算，外卖平台一天消耗的塑料制品要超过6000万个。
面对公众对外卖垃圾的关注与质疑，2017年9月19日，外卖平台“饿了么”联合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围绕外卖食品包装安全与环保问题研讨会，这被视为外卖企业首次对舆论风暴的回应。
参会的北京市马家楼垃圾分选转运站站长刘凯介绍，源头垃圾都是混合包装，塑料膜、塑料餐盒等都是通过在分类中心通过滚筒筛和风筛系统被分类出来，运往下游回收公司进行再处理。
他表示，近几年主观感受塑料类垃圾总量是提升的。塑料瓶和塑料餐盒每天的分拣量在3—4吨。
会上，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综合业务部高工周黎丽介绍，一次性餐具中，塑料制品所占比重较大。中国目前一次性餐具塑料总量，在世界范围内，属于较大的消费群体。但实际上如果人均算下来，我们还并不是消耗最大的，美国应该是消耗最大的。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环保研究员陈立雯长期关注垃圾问题。她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她曾到北京朝阳区麦子店街道的枣营北里垃圾楼调查发现，过去3年里，因为外卖和快递包装垃圾的增加，垃圾楼的垃圾量增加了近三分之一。
民主与法制记者走访了多个北京市区内的垃圾转运站，多名工作人员都告诉记者，外卖垃圾近年增量明显，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并且增长迅速。
困局难解
在9月19日的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表示，外卖行业正在成为中国食品产业发展最快的板块，但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外卖食品的包装安全以及环保问题成为目前最受关注的话题。
就外卖包装安全而言，经过多年治理整顿，食品包装行业正在逐步走向正轨，劣质包装生产企业被逐步淘汰，正规企业登上舞台，食品包装安全未来会越来越乐观。
但外卖的环保问题却是很难解决的，因为针对外卖行业的环保问题不仅涉及包装产品的问题，还有餐饮企业的问题、消费者的问题，以及外卖平台和政府部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共治。但社会共治这个格局还没有形成，在很多方面都有缺失。
近些年来，因为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更多一次性产品、塑料袋和各种塑料包装的消费，外卖、网购等带来的各种包装问题，使得垃圾量直线上升。
陈立雯观察发现，过去几十年，社会在垃圾处理政策上一直延续混合垃圾处理的模式，整个过程使得垃圾的产生和处理出现了假象，看似也不影响人们的生活，于是这让垃圾产生者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消费产生的垃圾与我们并没有多大影响，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如今，外卖垃圾的产生也延续了这一传统。
“我们投放到垃圾桶里的垃圾每天被清运走了，其收运和处理过程中付出的环境代价，以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一直未被真正呈现出来。”陈立雯说。
陈立雯表示，垃圾混合填埋或者焚烧不会独善其身，有专门的垃圾收运和处理系统，每笔外卖产生的垃圾都会加重垃圾混合处理过程中的环境污染。
对于如何处理这些海量的外卖垃圾，不少观点认为应该回收再利用，或用更环保的材料替代，或利用外卖垃圾炼油进行资源再回收。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在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传统外卖餐盒多采用聚丙烯、聚苯乙烯等材料制成，其强度、耐热性、稳定性高，且成本低廉，因此受到商家青睐。如果换成别的材料，不仅成本高，而且也不一定环保。
刘建国举例：比如利用可降解材料替代，只能是部分可降解，主体还是不可降解的塑料，而为了让餐盒可降解，往往还需要加进去更多其他材料，使得重量更重了，最后同样需要进入垃圾处理系统，这样不但增加了收集处理的成本，而且还可能造成次生污染。而要完全替代，则成本更高，一般企业和消费者都不能承受。
而对于回收再利用，刘建国称这也不现实，因为在回收过程中不仅要耗费大量的水电对餐具原有的油污进行清洗，消费者也不接受这种“别人用过的餐具”。
对于不少人提出，回收以后可以再加工成新的塑料产品的观点，刘建国认为，除了需要耗费水电等成本，生产出来的塑料产品必定是低端产品，质量差、价格贵，而环保要求也高，因此很难有市场。更重要的是，与以淘汰落后产能为目标的供给侧改革背道而驰。
外卖垃圾能否炼油，刘建国给出的观点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此举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徒增额外的污染。
在刘建国看来，外卖垃圾造成白色污染的原因主要是垃圾没有进入规范的垃圾处理系统造成的，他认为，只要进入规范的垃圾处理系统，就可以把污染降到最低。
呼吁立法先行
自2007年12月31日以来，“限塑令”实施已近10年，外卖垃圾被视为“漏网之鱼”，但“限塑令”本身也充满争议。
刘建国认为，不能让“限塑令”变成“卖塑令”，如果这样只是简单给一些商家增加了收入，但对塑料的使用量并没有减少。
他认为，不能把成本外部化了，不能店家只管做、平台只管卖、小哥只管送、订餐者吃完就往垃圾桶里扔，最后外卖垃圾就成了社会的负担。这显然不符合“谁污染，谁治理”的环境保护基本原则。
他建议，应该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外卖平台和餐饮商可以成立回收处理基金，按照销售额划给餐盒回收或处理企业。
更重要的是，推进快递业包装废物进行立法，“很有必要为外卖快递行业产生的包装废物进行立法规范。”刘建国说。
刘建国认为，首先是在立法层面上需要出台一部包装废物管理条例，规范包括快递包装废物在内的各类包装废物设计、生产、流通、使用及处理，德国日本等国都是这么做的。
其实，20世纪90年代，德国出台的《包装废弃物管理办法》提出，包装废弃物管理应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最终处置”的顺序进行，并设定了不同包装废弃物的回收目标和时限，强制性要求包装生产商、销售商对包装回收共同负责。
日本不仅制定并实施《包装再生利用法》，还致力于回收体系的建设,通过定时回收、集合中转等方式,运输至专门的处理中心进行再循环、再制造处理。
刘建国认为，最重要的是清晰界定垃圾分类链条中各方的责任，包括居民个人、公共机构与企事业单位、物业公司、各级政府、收运处理与再生利用企业，规定各方履行责任的方式，明确对不能正确履行责任方的约束与处罚措施。
孙宝国也认为外卖垃圾处理需要多方参与治理，餐饮企业需要在满足消费者需求保证用户体验的同时平衡好环保问题，包装生产企业需要在达到食品包装安全标准的同时注意垃圾的回收处理问题，平台方则需要平衡商户利益的同时，鼓励商户使用环保餐盒。
同时各方还需想方设法教育引导消费者，让消费者意识到重复利用餐具、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只有当社会各方面达到一定程度后，外卖行业所面临的环保难题才有望得以改善，进而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刘建国还建议在行业层面推进清洁生产，通过行业自律来倡导企业推行适度包装，减少过度包装，实施包装环境友好和绿色无害。
“在制度层面上是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这应该算遏制包装物垃圾增长过快的治本之策。”刘建国说。
外卖箱卫生状况引关切
被忽略的外卖箱卫生问题，如外卖制造的垃圾一样越来越引起公众关切。虽然一些机构做出了相关的规定，但外卖箱卫生状况却一直未有大的改变。
当你从外卖小哥手里接过一份热乎乎的外卖时，或许你很少关注到他给你送外卖时装外卖箱子的卫生情况。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诸多送外卖小哥的外卖箱子外表油糊糊的，卫生状况令人堪忧。
今年7月，中国烹饪协会首个《消毒餐饮配送箱(包)》团体标准出炉，对外卖配送箱(包)提出相应的推荐性标准。规范外卖配送行业在提供快捷便利的送餐服务的同时，保障消费者餐饮安全，同时也是行业自律，履行主体责任的重要举措。
记者关注到，其实，在近两年来，外卖箱卫生差也屡见报端，虽然一些机构也做出了相关规定，但外卖箱卫生状况却一直未有大的改变。
一位被随机采访的外卖送餐员说，在送餐过程中平台和商家并没有办法进行全程监控，平台只是对外卖箱子做出了规定和要求，但执行的并不严格，箱子的卫生状况全靠自觉。
走访：多数外卖箱油污不堪
近日记者在北京走访多个地方的外卖配送发现，无论是大的外卖平台，还是小的不知名外卖平台，外卖箱外表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油渍现象。除外表不清洁外，记者还发现，外卖箱内清洁状况更令人忧心。目前，外卖平台在外卖箱管理上并没有一个严格和统一的标准。
比如，有的平台就是由骑手在加盟到平台后自己进行购买，基本是自己管理自己的外卖箱，而有些平台在加盟后会给骑手免费提供外卖箱。另外，各平台在骑手加盟培训时，很少有单位会刻意提到外卖箱的卫生问题。
此外，记者还发现，一些外卖小哥取走餐后，未及时盖上配送箱的盖子，导致外卖餐盒暴露在烈日下和烟尘环境中。
记者还了解到，很多外卖送餐箱用了一年左右，却从没消过毒，而且送餐箱没有专门的地方储存，甚至跟拖把等杂物摆放在一起。
回应：
加强监督配送箱卫生状况
记者通过走访后，对平台单位进行了咨询，“美团外卖”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对外卖配送箱的清洁维护有严格要求，他们平台是统一为骑手提供外卖箱，在每天下班后，会集中存放外卖箱和车子，每天每个配送站点会集中进行清洁、消毒，并对配送箱的清洁情况进行监督。
“饿了么”相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咨询时表示，他们对骑手也做出了相关规定，要保持箱子的清洁，平台基本都是由各站点对骑手做出要求。
“百度外卖”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针对外卖箱有严格的监控和把关，只不过可能是每天订单量较大，导致外部有些不整洁，他们会及时反映给物流部门，后续会加强管理。
记者注意到，在今年7月，“饿了么”联合中国烹饪协会推出的《消毒餐饮配送箱(包)》团体标准提出，餐饮配送箱、包应当采用具有防霉效果的材料，并且用符合标准的洗涤剂和消毒液，定期清洁，不得存放跟餐品无关的物品。为了避免交叉污染，内外表面要分别清洗，还要保证擦拭材料清洁卫生，以及用自来水去除洗涤剂残留，做到干净，无破损，不能有附着物、油(汤)渍、泡沫和异味。
专家：
外卖箱和外卖工具要及时消毒
中国食品商务研究院研究员朱丹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送餐工具的消毒是保障消费者食品安全的必要措施之一。有很多食品在物流和配送过程中，因为卫生条件不合格，会造成对食品的二次污染，餐食受到细菌微生物等污染后，会引发腹泻、肠胃炎等疾病。这是在外卖行业常见的事情。因此，对外卖箱和外卖工具进行消毒是十分必要的。
《消毒餐饮配送箱(包)》团体标准也对该行业提出了要求，文件指出要用符合标准的洗涤剂和消毒液，定期清洁配送箱，为了避免交叉污染，配送箱的内、外表面要分别清洗。洗完之后，还要用自来水去除洗涤剂残留。
在微生物限量方面，该团体标准要求箱内不能检出大肠菌群，配送箱的菌落总数要小于100CFU/cm2的标准。
朱丹蓬认为，国家应当出台强制的规章制度，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民主与法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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