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版本的产生先后，我们倒着来谈这个问题。大家知道这个《十三经注疏》现在老师推荐的版本是嘉庆时期阮元在南昌刊刻的《十三经注疏》，这一部《十三经注疏》刊刻的单位是南昌府学，江西省南昌府，南昌府的府学来兴办，主导者当然是江西巡抚阮元，就等于省长要主持《十三经注疏》，比如山东省的省长，他让济南一中或者说是实验一个济南市的重点学校来主持的。这个阮元刻的《十三经注疏》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为什么两百年来他是学术界首选的版本，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就是说你列这个参考文献，《诗经》的参考文献是《毛诗注疏》，而《毛诗注疏》的版本是清嘉庆南昌府学刻《十三经注疏》本，或者说是清嘉庆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简称为“阮刻本”，他就会认为你基本上不外行，我为什么说是基本上呢，因为也许还有别的选项。你开这个阮刻本的十三经注疏作为这十三部书中任何一部书的参考文献的版本都会被认为是可以过关的。那么客观上呢它也是两百年来的通行本，这个通行本不一定是标准本，是吧，因为标准本他的标准就高了，但通行本就具有临时标准本的意思了，是吧，二十四史我们用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作为通行本，它也不是特别理想，但相对的说这就是最好的了。
阮元刻的《十三经注疏》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规范，文字上如果说他使用了一些当代不是特别同行的字体，你引用起来至少有麻烦，那么阮元在嘉庆时期刻的十三经注疏，当时的文字的规范问题已经大体上解决了，解决的标志是《康熙字典》，《康熙字典》具有历史性的贡献，就是稍微讲究一点的出版物，在《康熙字典》诞生以后，它在用字稍微不规范或者没把握的时候它会参考《康熙字典》，甚至刻书的字体多少都有点那种意思，阮元大家知道是地方的大官，清朝奉行的是《康熙字典》，阮元刻书会参考《康熙字典》的，我们今天写文章出书，我们参考什么东西呢？如果让你用简化汉字来整理一部古书，比如说是《诗经》，你将会有一些字不知道该不该简化，在这个时候参考什么书呢？大约会参考《新华字典》，或者更难一点的会参考《汉语大字典》，上边明确的说某字是某字的简化，或者某字的某义项可以简化为某字，或者用这个辞海，辞源是肯定解决不了你的问题的，可是如果让你整理繁体字的文本，不让你变成简化字，那你可能面面临一个不是繁简切换，而是繁繁切换，为什么还存在繁繁切换呢?就是因为现代汉语出版物，有规范的的繁体字系统，（举了个例子）这类字我可以给你举出很多年，如果你在校书的时候发现这样两个东西是不要出校勘记的，是吧，因为他属于新旧字形，他不是两个字，如果你这个也出校勘记的话，那就校不胜校了，但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关注这类变化呢?搞出土文献，搞出土文献缺一笔也不行，都得关注，你不知道这里边注入了什么样的信息，所以你要关注。但是呢我们从事一般的古籍整理，像这种东西是肯定不用出校勘记的，可是你让他给你排这个字他排不了，他能排这个字，这类情况还是蛮多的，（举了个例子）所以阮元的这个十三经注疏规范度比较高，这将给大家带来一定的方便，是不是他也规范成这个字呢，他没这么先进，这是二十世纪后半期类似于像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他们逐渐形成的新中国的繁体字规范写法，这个在有关的字典里可能会附新旧字形对照表，这个新旧字形对照表好多同学可能都不会注意的，可是这个东西很重要(举个例子)，就是你看这肯定认识，但是你不知道新旧字形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笔画都不一样多。从阮元刻的十三经注疏到我们现在通行的繁体字系统，只能说是距离较近，转化有规律，所以先生们会选择阮元本。阮元本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规范度较高。那一会呢，我会给大家说阮元本的底本是什么并且是什么样的，你就会明白我说的这个规范化的问题了。
第二个广泛的被注意的，就是这个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每一卷后头都附有详细的校勘记，有时候一卷就是一篇，有的时候一卷包括两篇，凡是古籍整理，哪怕是雕版印刷还是我们现在的排印本，不附有校勘记的，请同学们在百分之九十五的情况下不要买这种书，因为这就是不懂行，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懂行的呢？就十三经注疏这一系统的刊刻来看，附校勘记的情况是从乾隆武英殿本开始的，那你说武英殿之前都不在行，这个是学术精密的进步的表现，也就是说古籍整理不附校勘记的情况在当代近两百年间已经被认为是不懂行了。张之洞曾经就善本做出定义，善本的一层含义，他认为是旧刻旧抄，旧的刻本，旧的抄本。所谓旧本。我想这个是文物性善本，有的同学喜欢古书，从网上淘一本破破烂烂的小玩意，结果这个东西罕见，人世间所稀有而内容非常重要。叶圣陶有一篇文章，你们可以看，非常短，叫《西谛书话序》，《西谛书话》是郑振铎的，叶圣陶为他这位老朋友写了一篇序言，书话就是谈书的文章的汇编，叶圣陶在这个《西谛书话序》里边记载了民国年间他和他的两位好朋友，一位叫王伯祥，一位叫郑振铎，他们在上海当编辑然后逛马路，就碰见书店，就往里去，王伯祥先生是买常见的重要的经史方面的书，就像现在我去书店买一部《史记》，买什么，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最好是赵生群先生修订过的点校本。为什么要买这些书，因为写东西的时候需要查一些有关的内容。郑振铎就不一样了，他要挑稀罕书，旧的破的，所以郑振铎经常是翻动半天没以后很不高兴，说一本书都没有，叶圣陶说，满架都是书，西谛说是一本书也没有，可恶一本书也没有。为什么呢，他要的是稀见书，淘了一本残的破的他都说好的不得了，叶圣陶还模仿他的口气，说是弗得了，因为他是福建长乐人，所以这叶圣陶真是作家，写得很棒。当然这个一二八事变的时候，王伯祥住的房子已经被轰没了，辛辛苦苦淘来的书，供他编辑治学之用，已经全部化为灰烬。王伯祥又赁了房子，又开始买书，不长时间，赁的小屋子又四面都是书了，就请叶圣陶给他写了篇文章叫做《书巢记》，《书巢记》写的也非常短，大概一页多的篇幅，《书巢记》用的是文言文，读来像白话，《西谛书话》因为是建国以后写的，写的是白话，可很文雅。叶圣陶在《书巢记》当中说这个王伯祥的书在全部被毁坏完了以后，重新在赁房子再买书。写的很精彩，连当时的抗战背景都写出来了。那么这个校勘刻书没有校勘记被认为是外行，那么就必须得讲究版本，如果不讲究版本就不懂得校勘，校也是白校。所以这个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每卷后头附有校勘记呢，校勘记是什么东西呢，校勘记就是你告诉你，除了我这个本子以外，其他的本子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样的记录叫校勘记。你可以表态，比方说哪个字是对的，但是往往又表不了态。比如这个“悠然见南山”，一本作“悠然望南山”，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见”和“望”哪个是对的，那你只能就说到这儿，“一本作望”就完了。那么这样的校勘记是一种参考资料，他就知道有不同也不知道对还是不对。我记得那个《敦煌学概论》，姜亮夫先生的一本小书，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记得是齐风的某一篇，齐风的某一篇呢敦煌出来了一个残卷，敦煌出来的残卷这一篇诗经的小序说是“刺襄公也”，大家知道这个刺就是批评，美刺嘛，“这个刺襄公也”姜亮夫先生就说，你看咱们传世的毛诗小序“作刺衰也”，那这两个字太像了，“刺衰也”就是说因为朝廷衰败，“刺襄公也”呢，就是齐襄公，那这篇《诗经》的写作时间就定下来了，姜亮夫先生就说“刺襄公也”多好啊，但是我们可以查一查陆德明《经典释文》，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大体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刺衰也”，“一本作刺襄公也，非”。陆德明说“刺襄公也”是错的，那如果是姜亮夫先生同意陆德明的看法的话，那就不会在《敦煌学概论》再表这个态了，看来他不同意陆德明的意见，而同意这个敦煌本的意见。大家知道陆德明写《经典释文》的时间是在南朝的陈这个时间，而敦煌遗书写的时间最早也就在北朝，，大部分都是唐朝，我们约略可以认为敦煌写本的时间和陆德明写《经典释文》所见到的文本的时间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敦煌本作“刺襄公”也这类的文本，陆德明是见过的，而陆德明否定了这种方案。至于这个《经典释文》所说的一本，刘师培见到过一部分敦煌卷子，他很快的就做了一些跋，其中就谈到敦煌本当中有一些所说的和陆德明所说的一本合，他揭示了这一现象，但是刘师培更多的时候 都没有表态对还是不对，刘师培是个经学大家。校勘记是根据别的比较重要的文本对你手头你掌握的这个你认为比较不错的文本进行校勘，把不同的地方，并且这些不同你认为是有信息价值的，写成校勘记，以注解的方式，来把它表述出来，但是内容不是解释文字的含义而是文字的不同，也可以讨论是非问题，也可以不讨论。不讨论是非问题，只罗列异同的叫“死校法”。讨论异同并且对正确的文字进行改正，这叫“活校法”，清朝人提出来的，阮元的校勘记里头有一部分讨论了是非问题，而大部分时候并没有讨论，可以说是两结合的办法吧。
那么阮元在刻十三经注疏的时候，他认为他的底本是宋版，所以他这套书叫《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全名字是这么个名字。和他同时代比他年辈高的学者卢文弨，以及参加过他这项工作的顾广圻，都认为是元刻本而不是宋刻本。比阮元早的叫卢文弨，杭州人，和他同时的参加过阮元十三经校勘的叫顾广圻，字千里，人们叫顾千里，他们都认为是一个元刻本，而不是宋本十三经注疏，他们的意见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可，成为今天的共识，不是宋刊本，而是元刊本。那么阮元为什么会认错的呢？里头有原因，比方说这一套版本的字体和南宋的福建刻本是一致的，比方说这里头还陆陆续续的避宋代的讳，缺笔，还比方说其中的左传毛诗等保留了宋版的牌记（他们经常搞个小牌子，一个小方框，里边写上谁刻的，这就叫牌记）等特征。所以呢，阮元的这一错误并非阮元一个人的错误，而是应该是一个团体的错误。这类错误还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不必要作为他们版本学水平差的证据。
阮元在重刻这个宋本十三经注疏（实际上是元本咯）的时候，他有一个声明，就在这一套十三经注疏的前面，在目录后边还有一个说明，这个说明里头他表达了这样的意愿，就是说明知道我的底本有错也不改，而是在校勘记里加以说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谈了一个理由，他说为的是不让学者感到古书不可信，他表达是这个意愿，就是错了我也照原样来，以避免大家认为我这个本子不可信，如果谁拿过来谁改，改来改去不就没有原样了吗。可是另外一些先生说，明明错了为什么不改呢，他是要改的，这两派都有它的道理。其中这个顾广圻就是死校，他是死校法的代表，但是他也改字，但是顾广圻不改字的理论有个名言，“凡古书，皆当以不校校之“，这是死校派的一个名言。在《四库提要》当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述，这个《四库提要》是乾隆年间的，顾广圻是嘉庆年间的。《四库提要》里说，”不改旧文即是善本“，这些都是不希望改书，因为你改来改去古书的面貌就都没有了。
那么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有这么三条，第一规范。第二不改字，其实阮元也改字，理论上不改字，至少有这样一个愿望，很明显的错字他也改，并且也有改错的，这是后话了。第三附有校勘记，而这个附有校勘记尤为学术界所赞称。比方说，阮元的本子诞生以后到今天一直居于权威地位，所谓的权威地位就是他不断地被重印，当他的书版还在的时候就不断被的被刷印，当他的书版不在了，正好外国的影印技术也传进来了，光绪年间西方的石印技术进来了。在清末同治光绪年间以及民国前期，石印本是相当流行的。石印是一种技术，石印本适合于两种出版物，第一种叫做影印，可以照相上石，因为要做版面，我们平常刻书是木版，人家的版是石头，可以照相感光的技术让他上石，就像现在我们要彩印，要做新版，总是要做版。第二种是直接书写清样贴在石头上，就是写小楷，非常清晰，字非常小。两种石印本，一种石印本是有底本可以照相的，另一种石印本是新制的版面，你要出版上海吴友如的《点石斋画报》，非常有名，他就是直接把画稿贴在上头，如果我画好了，你再给我雕版雕在木板上，像杨柳青，潍坊的年画，这是另外一种，要走样的，直接画好样稿，直接上版的话，那就不走样了。吴有如是《点石斋画报》的一个著名画师，可以说是美术学家。点石斋画报是记风物，因此他既是艺术产品，又是历史资料，规模非常大，上海的点石斋画报。那么《十三经注疏》呢就被用石印的方法来影印，缩小了他的篇幅，因为照相大家洗照片不也是可以扩可以缩小吗，它是缩小的办法，这样呢整个的篇幅就小了。在石印本的某一次影印过程中，他们请俞樾写了一个序言。晚清的时候俞樾和孙诒让是两个高峰，孙诒让是浙江瑞安人，瑞安孙氏，俞樾是浙江德清人。请俞樾写序，俞樾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阮元的本子附有校勘记，读一本如读数本，读一个本子就像读几个本子，他这样评价阮元的刻本实际上是针对他的校勘记的，具有种种功能的版本只有一个阮元本，因此它就是两百年来的通行本，他有这样一些要素，并不是说阮元这个版本正文的错别字少，他不具备这样的特点。那么张之洞所说的善本的第一个含义是旧本，旧刻旧抄，阮元的的本子很显然是够不上的。张之洞说的第二个标准精校精注，精校的意思就是错别字少。一旧本，二精本。精本呢，一精校，二精注。旧本呢，一旧刻，二旧钞。精校，肯定是改字的那种校，就是你的文本错字少内容全，有这两个特点，不缺不讹。精注本也是善本，就是好的注解本，就像孔颖达的《五经正义》都认为是精注，当代的精注本，像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高亨先生的《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这都属于精注。善本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文物性善本，黄永年先生所说的，一层是学术性善本。文物性善本就是讲究旧刻旧抄，当然以前还要有名家批校，名家题跋。这些像毛主席批的二十四史就是文物性高。学术性的善本就是经过名家精校的，而张之洞特别的说，初学买书，你们各位就是初学，他说，因为张之洞是清末人，他说“要看一看是国朝人所刻”，他对清朝以前的本子看不起，尤其是看不起明朝，是国朝人所刻，说“由名家根据旧刻数本精校”，经过名家的校勘，而这个名家校勘在当时是卢文弨和顾广圻，这是清代在校勘学的代表人物，是名家所校，他说“密行细字”就是刻的密密麻麻的，“密行细字附有校勘记者即佳”。他这个标准跟俞樾说的是一样的，附有校勘记读一本如读数本，没有经过校勘，写不出校勘记来，不叫善本。所以阮元的本子是一个通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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