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部分时间里，明清中央政府治水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维持运河的畅通，保证漕运的安全。
由于漕运是把东南财赋输送到京师，可以说，国家治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榨取，而不是为了发展生产。
除了像康乾之世及少数时期以外，尽管中央政府在淮北进行过难以计数的治水活动，但对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的淮北百姓而言，并不是好事。
淮北生态变化的罪魁祸首是南北大运河的贯通。
水利专家指出：
“会通既辟，运道完成。河之夺淮自此始。于是运与淮有两不并立之势。然河淮合并，畅出云梯，江北水道，尚不至大坏。运河整理，虽代有变迁，亦不过顾全交通，尚非藉以行水。”
在维持运道、保证漕运这一最高原则下，明、清两代的治河、治淮工作，永远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短期行为。
而从长期来看，淮北水道越来越紊乱，水利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尤为严峻的是，这种治水方略注定要牺牲淮北地区的利益，以保证国家利益。
尽管清代治水的开支占其财政总收入的10%，并在淮北地区兴建了许多工程，但这些工程仍以保运为首要目标。
清朝顺治至雍正3代共92年中，仅在江苏的淮北地区，中运河的河道变迁达10次，沂水河道变迁6次，睢水河道变迁2次，沭水河道变迁1次。
黄河主河道虽无大的改迁，但减水道变迁达6次。
靳辅治河之后，“溢决变为分减，亦准北人民一痛史也。”
到乾隆时代，黄河河道向北迁徙，向北岸溃溢8次，南岸溃溢12次。嘉、道年间，“黄河迭为患，王营减坝尤易掣动大溜。又淮不涮黄，大河日垫”。
出于黄利河床处于不断淤高之中，为了保持湖水水位始终高于黄河水位以冲刷黄河泥沙，势必不断地加高洪泽湖大堤，使洪泽湖不断吞噬周边城乡镇市，扩大其面积。
有人认为：
“由于蓄清刷黄从根本上解决不了河口的淤积延伸，而河口的淤积抬高又直接影响到洪泽湖，所以蓄清刷黄的过程实质就是不断抬高湖堤，提高洪泽水位的过程。”
道光十四年(1834)开始担任江南河道总督的麟庆，批评蓄清刷黄之危害，指出：
“蓄清刷黄，治河通义。特今之黄河，底已淤高，故湖水昔存九尺而畅出，今则二丈而不敌，若必强蓄，凤、泗先受其灾，迨蓄极而放，运河难容，势必启高邮五坝，淮扬又罹其患。余主孟子排淮注江之说，只留湖水一丈四尺，以足济运行而止，余则早泄归江。”
洪泽湖本古淮浦县，昔为洪泽镇，洪泽馆，洪泽村，洪泽桥，“地连三郡”。
史称：
“洪泽镇在清河南大河北举，一曰洪泽驿。唐咸通九年，郭厚本率淮南军救泗州，弃洪泽镇不敢进，即此。”
唐人皇甫冉《洪泽棺避见故礼部尚书题诗》云：
“底事洪泽壁，空留黄绢词。年年淮水上，行客不胜悲。”
宋代在此设置馆驿，乃士大夫停骖、商贾辐辏之所。
直到元朝时，其地仍设屯田万户府，《水经注》上记蒗荡渠（即鸿沟），下记射阳湖，却没有言及洪泽湖，说明那时尚无此湖。宋代马仲甫凿龟山以通漕，主要规避淮水之险而不避湖险，表明宋代洪泽湖的规模并不大。
康熙中期，有人访询清河老儒丁生，称其小时（郑清初），淮水和洪泽湖本不相连，并不像当时那样汪洋一片。
康熙五年(1666)，黄河在宿迁归仁堤一带决口，黄水经桃源、清河南入泗州，灌淮溢湖，将淮河与洪泽湖并而为一，其时，洪泽湖周围已达300余里。
1855年黄河北徙前，洪泽湖的面积已大到3000平方公里以上（今天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面积不过2740平方公里），要知道今天的洪泽湖面积才2069平方公里，已较峰值减少了1000平方公里以上，水面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一。
洪泽湖中既沉有泗州城，被淹沉的其他镇、市、乡、村则更不计其数。
“洪泽一湖，旧系民田，自黄河南徙，淮水停蓄，膏腴之腴产，俱付洪流。”
由于洪泽湖水位不断提高，又在淮河中游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湖泊群。
淮河各支流来水无法顺利汇入淮河，这些来水就在支流与淮河交汇地带、或在附近的一些低洼地带潴水成湖。
其中较大的有焦岗湖、黄湖、殷家湖、沱湖、天井湖、城西湖、城东湖、瓦埠湖、高唐湖、花园湖、女山湖、涧溪湖等。这些湖泊的形成年代大都在18世纪前中期。
康熙年间，分布在运河西堤以西的湖泊有汜光湖、白马湖、甓社湖、邵伯湖等17个湖泊。
运西诸湖的形成主要是运河大堤阻拦了淮水入海去路，洪泽湖难以容蓄，迫使湖水向南泛流而形成的。
尽管在宋以前，运西地区就分布着一些湖泊，但直到明代平江伯陈瑄治水后，运西地区才成了水光一片。加筑高家堰后，淮水被阻而南下，直至高邮，导致诸湖不断增大，南北联属，面积广袤。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运西湖群中以宝应湖面积最大。17世纪后，由于“借黄济运”的影响，黄淮内灌，运河成为行水之河，靠近淮河的北部淤积严重，把一直向北倾斜的地势变成向南倾斜。分布在运河以东的有射阳湖、广洋湖、喜雀湖，渌洋糊、淤溪等36个湖泊。
这些湖泊在过去大都是田庐密布的乡村市镇。
据靳辅所奏：
宋元以前，下河地区原无水患，高邮、宝应诸湖多属田亩。至明朝初年，始被大水漫渰成湖。
靳辅于康熙十七八(1678、1679)等年堵筑清水潭时，在两堤之中挑出洪武(1368一1398)、永乐(1403一1424)、洪熙(1425)以及宋元旧钱，并发现许多日用器皿、砖井、石砌街道等遗迹。
靳辅认为：
“夫以清水潭为高邮最洼最险之处尚系民房，则高宝诸湖等处更可知矣。此被水漫渰之明验也。”
祸因测是明中期“黄河向北之流尽绝，始全徙而南”。运河所经过的鲁西南地区，同样承受着深重的人为灾祸。
明永乐九年(1411),宋礼重开会通河时，昭阳湖周不过10余里，作了80多年的水柜后，便扩大了7倍。到1604年泇河通航后，微山、昭阳、独山、南阳4湖都成了水柜。而从地质结构上，微山等湖并不适合做水柜。
首先，运河进入山东后，河床突然升高，在济宁城附近达到最高点。从济宁向北后，又开始下降。
其次，雍正年间，经岳浚等人测量，微山湖地势要低于运河地势。由于这一致命缺陷，形成了微山湖“进水易，而出水难”的特点，“非甚泛滥，不能放水入运。若湖水涨发，则运河亦已湖满，无需增益”。
相反，“当运河水浅涩之时，湖水先已耗竭，涓滴不能济运”。
但有清一代，中央政府竟坚持不放弃已被证明为毫无用处的蓄水济运方略，致使微山湖蓄水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被淹的农田也越来越多。
1721年夏，康照帝谕九卿等：
“山东运河，全赖众泉蓄泄微山湖，以济漕运。今山山东多开稻田，载湖水上流之泉，以资灌溉。上流既截，湖水自然形所蓄潴，安能济运？…地方官未知水之源流，一任民间藏水灌田，以为爱恤百姓。不知漕运实由此而误也。若不许民间偷截泉水，则湖水易足；湖水既足，不难济运矣。”
康熙的这一最高指示，长期为地方官们不加条件地严格奉行。乾隆年间，微山湖的面积竞达2055平方公里。
上述湖泊中，以洪泽湖与微山湖的治理最难，对淮北的危害也最大。
有人写道：
“微山湖，鲁苏之限也；洪泽湖，皖苏之限也。微山之水不得下，则鲁水无治法；洪泽之水不得下，则皖水无治法。”
如果说洪泽湖是悬在淮扬地区上空的利剑则，那么，微山湖则是悬在淮海地区上空的利剑。
每逢上游水发，下游徐海地区许多地方尽为泽国。
如1935年夏秋，微山湖黄水向苏北各河大肆倾泻，宿迁、邳县、铜山、丰县、沭阳、灌云、东海等地。
“万顷茫茫，运河沿岸房屋，咸为水覆，柴草家具，随水漂浮，居民多在高处搭棚，暂避灾难，孺啼子哭，蹶状极惨”。
这时，山东地区的居民，为了减少本地区的灾患，掘开王胜大堤，邳县数十个村庄，瞬间被冲没无影。
致使苏北2000平方公里、90万人口受灾。
当时有位政府官员指出：
“这次苏北水灾之由来，究竟谁应负其责任？我们要知道，这并不是江苏政府预防不努力，而是由山东黄河决口，水势太大，政府方面虽用尽力量，也不能完全免除黄水的灾害。…而这次苏北的人民，也能与政府打成一片。”
在中央统一威权丧失的情况下，这种跨地域的水利设施很难得到统筹管理，往往成为地区性的灾源。
（正文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