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只放映两场的《迦百农》无疑是影迷们的重点抢票对象。
不仅是因为这部来自黎巴嫩的电影获得了2018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更令人激动的是，就连戛纳的掌门人福茂也亲自来为影片站台，并在见面会上向观众「放了狠话」：
这会是一部令你们感动流泪的电影。
后来，《迦百农》成功进入奥斯卡外语片九强名单，拿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黎巴嫩也是凭借该片首次入围奥斯卡。
目前国内有望引进，非常期待能在国内大银幕看到这部讲述黎巴嫩社会的儿童电影！
迦 百 农
كفرناحوم
（2018）
导演: 娜丁·拉巴基
编剧: Jihad Hojeily/Michelle Keserwany
娜丁·拉巴基/Khaled Mouzanar
主演: 扎因·拉费阿/Yordanos Shiferaw
语言: 阿拉伯语/阿姆哈拉语
豆 瓣：8.2 / 10
IMDb：8.4 / 10
烂番茄：88%
福茂敢下如此判断，显然是基于对好电影的自信。
事实证明，导演娜丁·拉巴基从黎巴嫩国内最真切的社会现实问题入手，最终以主人公的孩童视角展示、剖析出超越民族、地域、语言、文化隔阂的某种普世伦理、价值观。
▲《迦百农》预告
在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面前，影片也确实如福茂料想的那样，质朴而有力地打动了观众。
《迦百农》以情动人，其中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饰演主角的小演员Zain Alrafeea——一位在现实中同样没有身份的叙利亚难民，自然是影片高度逼真的现实主义风格。
▲小男孩Zain的表演自然动人，不亚于当年《无人知晓》的柳乐优弥
从开场医生替Zain体检，到上法庭后Zain试图起诉父母，都是近乎纪录片的拍摄方式和画面质感。
而此后通过闪回方式呈现出Zain的生活经历，也基本摒弃了对戏剧性事件的排演可能，再加上孩童视角和犀利的社会批判意识，影片也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传统。
▲《偷自行车的人》，1948
发生于1945-1951年间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持续时间虽然不长，却对后来的电影制作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实景拍摄加上后期配音；对非职业演员的使用；基于偶然遭遇的松散情节；省略，开放式结局以及对细微动作的关注；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审视。
▲《罗马，不设防的城市》，1945
而新现实主义电影的这些鲜明特质，还体现着创作人员们更激进的美学诉求。
特别是在这场美学运动的重要推手——编剧切萨雷·柴伐蒂尼看来，新现实主义的纪录片式手法最终目的是能使观众感知到平凡生活的美。
▲切萨雷·柴伐蒂尼
因此，他除了追求一种把剧情隐藏在买鞋或找公寓之类的日常活动之下的电影之外，更希望电影应该表现所有那些不断重复的普通事件，而非那些被有意筛选出的戏剧性事件。
只有如此，方能够给予观众以心灵深处的震撼。
▲《罗马11时》，1952
与此同时，值得一提的还有新现实主义对孩子与社会问题的重视。
从罗伯托·罗西里尼的《德意志零年》，到维托里奥·德·西卡的《擦鞋童》、《偷自行车的人》、《米兰的奇迹》，这些孩童都无法生活在父母的庇佑之下，他们必须像成人那样直面苦难的现实，承受生活的重压。
▲《擦鞋童》，1946
影片也藉由他们的「反成人」视角揭露出不断恶化的社会问题，显示了战后生活非但没有改善，反倒更加残酷掠夺的特性，体现着鲜明的左翼思想。
因此，受到新现实主义影响的《迦百农》，从一开场便表明了创作者的批判立场。
在法庭上，这个名叫Zain的男孩因刺伤他人而被判入狱（在前面的体检中，我们得知他只有12岁）。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他在法庭上起诉自己的父母，理由居然是他们生下了他。
至此，影片闪回到故事的开始，在黎巴嫩的一个普通城市，本该享受童年欢乐的Zain，不仅没机会上学，甚至已经靠出卖劳动力帮助父母赚钱养家。
在一系列场景中，孩子们做着零工，年龄最大的Zain，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在街上拉客卖饮料，用土法帮父母在监狱里贩毒。
生活的艰辛，在拉巴基的镜头下，统统交给了受难的孩子们。
除了简陋的生活条件外，那里的孩子们甚至都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对于女孩来说更是如此（只要来月经，就得嫁人）。
因此，当目睹妹妹Sahar像物品一样被卖给其他男人做老婆时，Zain也再无法忍受这个没有爱和温暖的成人世界，他激烈地嘶吼着，可等待他的却只有殴打与辱骂。
于是，在Sahar被迫结婚后，Zain逃离了他的父母，来到了一个与路边贫民窟毗邻的游乐园。
▲淘气的Zain把游乐器械女人雕像的衣服扒下
在那里，饥肠辘辘的他被Rahil收留。
Rahil是一个没有护照的埃塞俄比亚难民也是个年轻的母亲，被迫将她的孩子藏起来不被当局发现，并试图得到一个觊觎男婴的贫民窟领主Aspro伪造的文件。
作为报答，ZAIN在Rahil工作的时候照看她的婴儿——但是当Rahil消失的时候（实则是因为护照问题被逮捕），这个十二岁的孩子只得担负起照顾婴儿的使命。
这就是影片达到新高度的地方:
场景的顺序给了电影一个推进的节奏，在摄影机低机位拍摄下，Zain拖着自制的「婴儿车」穿过肮脏街道的画面无疑有着巨大的冲击力。
在一组Zain携婴儿艰难求生的蒙太奇组接后，娜丁·拉巴基的剧本击中了正确的音符，刺穿了一个会让人落泪的场景：
Zain为婴儿设置了一面镜子，让他在邻居的电视上看卡通片，并自己为卡通片配音。
这一刻，年仅12岁的Zain已经像个十足的大人，对生活的体认、抚养孩子的不易，都有了更成熟的认识。
然而，像所有新现实主义电影中的生活、故事一样，残酷的社会到头来还是会逼得孩子们走投无路。
年幼的Zain因负担不起婴儿的抚养费，只得和Aspro做了交易，把婴儿卖给了别人。
而在回家取身份证明的材料时，Zain更得知了妹妹去世的消息，这也成为压垮这个孩子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
于是，故事也回到了电影开始的地方，一个孩童杀人（未遂）的社会悲剧，继而借助父母和子女的矛盾直指更尖锐的国家问题。
在《德意志零年》中，本该在战后迎来欣欣向荣的社会，却成了导致孩子最终自杀的罪魁祸首，其中隐含的批判意识也不言自明。
▲《德意志元年》，1948
而《偷自行车的人》中的孩子在亲眼目睹父亲偷车被抓后，精神信仰也遭到了彻底摧毁，对不可预期的未来只剩下绝望和迷茫。
▲《偷自行车的人》，1948
相比之下，尽管《迦百农》里的Zain也切身面临同样的处境，但身为女性的娜丁·拉巴基在应对这一命题时显然就温情的多。
▲导演娜丁·拉巴基
出生于黎巴嫩的娜丁·拉巴基，在战火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女时代，好在内战结束后，她得以顺利进入大学，成为贝鲁特圣约瑟夫大学视听专业的科班生。
1997年大学毕业后，拉巴基便投身于导演电视广告和音乐录像带的工作中。
2005年，她参与了戛纳的一项资助年轻电影创作者的计划，并在此期间完成了处女作长片《焦糖》的剧本写作。
▲《焦糖》，2007
也由此开启自己的电影生涯，成为战后由黎巴嫩本土培养的第一代导演。
2007年，《焦糖》在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进行了首映。
影片以女性视角直击黎巴嫩社会中女性各方面的生存困境，产生了不俗反响。
▲《焦糖》剧照
2011年，她的第二部长片《吾等何处去》入围了2011年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并获得了当年的「天主教人道精神奖」。
▲《吾等何处去》，2011
影片以歌舞喜剧的形式讽刺了男权主导的黎巴嫩社会，并聚焦于女性在阻止信奉不同宗教的男人们发生战争的问题上所做的努力。
导演在赋予电影浪漫主义的、理想化的气质时，依然保留着讽刺和批判现实的立场，这也延续到了她的第三部长片中。
针对《迦百农》这个极富宗教含义的片名，拉巴基表示：
这片名的意义就是表达一种失序。
其实在文学领域，很早就有人用「迦百农」来表达「混乱」的意义，所以拍电影时我也想到了这个题目。
甚至早在我们开写剧本之前，就已经确定下了这个片名。
混乱——这就是我们这部电影想要说的东西，与《圣经》里那个村庄的具体所在地无关。
▲迦百农，圣经里的地名：据称耶稣开始传道时，即迁居此地
因此，伴随着大量手持摄影的跟拍镜头，导演所说的这种混乱失序在电影中也随处可见，这可能也和大多数人通过电视新闻了解到的「黎巴嫩」国家形象紧密相连。
而电影中涉及到诸如难民的合法身份、未成年女性的包办婚姻、外来务工妇女的生育权（黎巴嫩政府规定，外来务工妇女必须放弃生育权，只要怀孕，就立即丧失一切权利被遣送出境）、人口买卖等黎巴嫩当下最棘手的社会问题，更印证着导演鲜明的创作理念与批判意图。
▲片头黎巴嫩的街区
电影里，观众跟随着Zain的孩童视角，直面了「第三世界」国家景观的同时，更切身感受到来自成人世界的种种威胁：
在壮观程度丝毫不输印度的贫民窟里，摄影机时而深入儿童群体之中，时而推出街头巷尾，升上天空俯视破屋密布的城市。
镜头交代了孩子们如何拥挤于窄小肮脏的屋子吃饭睡觉，于车流和人群里贩卖食物、在天台和街道上嬉戏玩闹。
在导演有意的表现下，镜头内的孩子们尽管衣衫褴褛，却都纯真可爱。
可出现在摄影机前的成人，由于视角受限，大多只能看到局部。
▲殴打Zain的父母
这些在画面中「被切割」了的成年人身体，时刻威胁着孩子们的童年生活。
——包括了殴打Zain的父母；觊觎Sahar的杂货店老板；想卖掉婴儿的Aspro。
▲觊觎Sahar的杂货店老板
面对来自成人世界无时不刻的威胁，这些毫无表演经验的孩子们不再是演员，他们只是在银幕上呈现自己的痛苦，在银幕上体验自己的人生。
同样，每一位非职业演员都为影片注入了各自不同的人生经验。
他们不是在表演，而是在表现自己真实的人生。
▲导演执导
正因如此，影片中揭露的种种问题才如此贴近现实，对问题的控诉才真正有力。
不过，相比于罗西里尼的「冷漠决绝」，德·西卡的「困惑迷茫」，娜丁·拉巴基在对待孩童命运、难民身份、妇女权益等问题上，最终还是没能将「现实主义的批判意识」进行到底，而是流露出温情的一面。
或者可以说，《迦百农》依旧延续了导演自《焦糖》、《吾等何处去》以来坚持的理想主义，影片开放式结局中暗含的积极因素也可印证这一点。
正如拉巴基自己的阐述：
我们生活里从来不是只有喜剧或只有悲剧，总是悲与喜交织在一起，而我的电影正是借鉴自生活本身。
总而言之，尽管结尾时Zain在法庭上的控诉最终生效，Rahil母子得以重逢，人贩子被绳之以法…
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以解决问题的名义遮蔽了挖掘更深层社会症结的可能，影片或许也已脱离了新现实主义的美学诉求。
但即便如此，《迦百农》对黎巴嫩社会现实的敏锐捕捉、细微呈现，还是完全能令更多身处第三世界之外的观众感同身受的。
因为这种展示不是建立在将自身奇观化的基础上，而是真正从现实生活感知而来的切身体会。
而娜丁·拉巴基把它捕捉到了！
作者 ✎ 蒂姆德普
编辑 ✎ 斯特辣不耐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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