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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我是一匹黑羊,混不进你们的白色中去

1943年3月,三毛出生于战时的重庆。父亲期待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战争,于是给了女儿一个“肩负和平的大使命”,将她取名为“陈懋平”。“懋”是家谱上的排行,她前面还有一个姐姐。

三毛父亲陈嗣庆早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后来当上了律师,自律、固执、正直,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 虽然身为女孩,但三毛从来不玩布娃娃,也几乎不跟别的孩子一起玩。

两岁时,家旁边有一座荒坟,别的小孩都躲得远远的,但是她常常一个人跑过去玩泥巴。 一次过年,父亲发现三毛最感兴趣的是看大人杀羊。

她从头到尾观察全过程,看完后不动声色,脸上有一种满意的表情。父亲觉得她是一个冷淡的小孩。

5岁时,三毛和全家移居到了台湾。

没多久,三毛开始学习写字,但怎么都学不会“懋”字,“'懋’实在是太难写了!”于是她就自作主张把“懋”字去掉,改名“陈平”。父亲拗不过她,不得不把三毛弟弟们名字中的“懋”也一并去掉。

陈嗣庆意识到,这个二女儿是个“不走寻常路”的主。 也是从那时起,这对父女就开始了一场“角力”。很多年后,已经功成名就的三毛将之称为“一生的战役”。 

小时候的三毛 这么有个性的孩子,上了学后,分分钟感觉进了“集中营”。 

三毛5岁半就上学,到了中考前两年“地狱”般的日子来临时,也不过9岁半。 

每天清晨六点一刻开始早读,深夜11点才能离开学校,回到家还要再演算100道算数题。睡觉的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才一阖上眼就该再起床去学校了”。

除了繁重的学业,还有体罚。做错一题,就会被老师用竹教鞭抽打一下,如果不用竹教鞭,老师可能还会“捏人眼皮”,或者罚学生跑25圈。 这样的日子,三毛成年后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

“每天清晨,我总不想起床,被母亲喊醒的时候,发觉又得面对同样的另一天,心里想的就是但愿自己死去。”  看着她每天含泪吃早餐,母亲只能劝她:忍耐这几年,等你长大了才会是一个有用的人…… 三毛发现,那个永远让自己恐惧的女老师,经常穿着花衬衫、窄裙以及小腿背后有一条线的那种丝袜,还烫着卷曲的头发,带着项链。

于是还在念小学的三毛认为:只要能忍下去,也许活到像老师那样的20岁,就会很幸福了。 

少女时期的三毛

她在作文里写:“想到二十岁是那么的遥远,我猜我是活不到穿丝袜的年纪就要死了,那么漫长的等待,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隧道……” 没想到老师把她的作文当堂念出来,大声问:“你为什么为了丝袜要长大?你没有别的远志吗?陈平,你的二十岁难道只要涂口红、打扮、穿漂亮衣服?各位同学,你们要不要学她?” 老师让她重写,她只能一边哭一边又写道:将来长大要做一个好教师是我的志愿。

但她最想说的其实是:“老师是不可能懂得的,懂得一支口红并不只是代表一支口红背后的那种意义。” 煎熬中,三毛终于完成中考。父亲看榜回来,没有发脾气,只是很和蔼地说:榜上没有妹妹(父母对三毛的称呼)的名字,我们念静修女中也是一样好的。 静修女中不是重点中学,但是三毛很喜欢,因为里面的老师都不凶。可没几天,陈嗣庆被通知去台湾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一趟。

回来后,他擦着汗对三毛说:“恭喜,恭喜!你要去念台湾最好的省女中了。”——之前,三毛的联考分数被算错了。 

少女时期的三毛 

没想到的是,这所重点中学,让三毛遭遇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打击。 初二时,三毛发现数学老师总爱从课本后面的习题中出考题,于是她提前背下,结果一向数学不及格的她拿了100分。 老师怀疑三毛作弊,把她叫到办公室,单独出题。三毛没有题目可以提前背,自然做不出来。老师拿起毛笔在三毛眼眶四周涂了两个实心圆圈作为惩罚,还让三毛在学校绕场一周。 别的孩子也会受体罚,但罚了就忘了,可三毛根本承受不了这种羞辱。 从那以后,她开始逃学。她常逃到公墓,在墓园里静静读书。从台北的六张犁公墓、陈济棠墓园,一路逃到阳明山公墓。那时的她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和死人做伴更安全的事了。

不久,她被诊断患上了自闭症。 

古灵精怪的三毛 

14岁到20岁,是三毛漫长的休学时光。 期间,姐姐和弟弟们都还正常上学。姐姐算是学校里的漂亮女孩子,弟弟们也都是乖宝宝,只有休学在家的三毛显得格格不入。 每次听到手足们在吃饭时谈论学校里的事情,她都拒绝上桌,躲在房里不出来,非得母亲把饭送到房间里才肯吃。而有关她的话题也一度成为家里的聊天禁忌。 她是家里最敏感,也可能是最聪明的孩子,但也最沉默。 对于待在家里的三毛来说,最怕的是父亲下班。每天父亲下班,进门后看到三毛的第一眼,必伴着一声深深的叹气。 

为此,每次听到父亲下班的声音,三毛都会飞快地躲到睡房,避开父亲。 “父亲一生没有打过我,但是他的忍耐,就仿佛在告诉我——你是一个让父亲伤心透顶的孩子。你是有罪的。” 她希望像姐姐和弟弟们那样能让父亲开心,但她知道,自己做不到。 她终于崩溃了,人生中第一次尝试自杀,被父母发现救了回来。

父母遵照医生建议,把三毛送到美国人开的学校,学习插花、钢琴、国画,但她的病情并不见好转。直到1960年,父母托朋友介绍她去一位年轻画家那儿学西洋画。 这位老师叫顾福生,时年25岁,是当时台湾“五月画会”的画家,家里海军出身,40年代末从上海迁台。 很久以后三毛这样回忆第一次见到顾福生的情景:半生流逝后,才敢讲出,初见恩师,一见钟情,手里提着一大堆东西都会哗哗掉下来。

年轻时的顾福生

但是当时自卑的她当然不敢说什么,只是默默跟着老师学画。 学西画的基本功是画素描,需要准备新鲜的馒头用来擦掉炭笔的笔迹,每次三毛都紧张到要求母亲提前三天就买好馒头。 不久,顾福生发现三毛的才华并不在绘画上。当时三毛还喜欢写作,在顾福生的鼓励下,半年后,她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惑》。这是一篇意识流小说,讲述的是不能与外界沟通的苦闷。 顾福生随即把小说交给了自己的朋友白先勇:“我这里有一位性情古怪的女学生,画得一般,但你看看她的文字。”白先勇当时在主编一本很受文艺青年推崇的杂志《现代文学》。 没怎么修改,这篇文章就被刊登出来。

没多久,三毛在家附近看到了白先勇,才发现两家其实住得很近。但是她没敢上前打招呼,而是转身跑了。 顾福生知道后问她:“后来呢?”三毛回答:“逃走了,吓都吓死了!根本顾不上招呼!” 

年轻时的顾福生和白先勇

接触了绘画与文学的三毛渐渐开朗起来,开始回归正常生活,不久,她被台湾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特许入学,到哲学系当旁听生。 当时三毛的父亲非常希望孩子们能够“子承父业”——没几年,小儿子就已经被他训练成了第一流的商票注册专才,做事一丝不苟。他当然希望三毛可以同样优秀。 可那时的三毛忙于初恋,狂追隔壁戏剧系大才子,且得失心极重。在苦恋两年终于失恋后,她觉得再也没法待在台湾,于是不顾一切要独自到欧洲疗伤。 面对父亲的期许,她满是歉意:“我是家庭里的一匹黑羊,混不进你们的白色中去。” 

在欧洲,三毛这匹黑羊显示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她跟歧视亚洲人的外国舍管吵架、参加舞会、搭便车游遍欧洲,同时也不忘给台湾杂志社投稿赚钱。 

年轻时的三毛

在那里,20多岁的她还碰到了一个叫荷西的西班牙高中生。 见了几次面后,荷西对她说:你等我六年,四年大学,两年兵役,然后我来娶你。当时在马德里念大学的三毛看着比自己小8岁的荷西,以为这只是孩子气的话,并没有放在心上。 四年尽兴的日子过完,三毛回到台湾——她终于向父母妥协,像他们期待的那样过平常人的安稳日子。 她进入台湾文化大学当老师,还在学校里找到一位德裔未婚夫。这位德国人也是老师,比三毛大十多岁,儒雅稳重,和三毛非常聊得来,两人不久就谈婚论嫁。 这也是她第一次跟父亲在人生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 她和未婚夫一起去印名片,特地嘱咐店家要把两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两人还兴高采烈地去采购婚礼用品。可就在结婚前夕,未婚夫心脏病发作,死在她怀里。 多年后三毛说:“那盒名片直到今天也没敢去拿。”未婚夫去世后,三毛没法接受现实,悲伤过度的她服用了过量安眠药,被发现时已经深度昏迷,所幸最后抢救过来。 父母陪着她一起流泪,三毛擦干眼泪后,打算再次出逃。 1972年,三毛回到西班牙。此时荷西在南方的兵役还有一个月,听说后特地让妹妹联系上三毛,让三毛一定在西班牙等他。三毛刚刚失去未婚夫,面对执着的荷西,反应并不积极。 

荷西

不久,三毛读到美国《国家地理》上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报道,非常震撼,打算独自去撒哈拉旅行。荷西知道后,突然消失了一阵。 没多久,三毛收到荷西从撒哈拉寄来的信,告诉她自己已在沙漠里的一家磷矿公司申请到职位,三毛若想来,他会安排好一切。

三毛大为感动,匆匆给西班牙的朋友们留下一封信:走了,结婚去! 1973年,在西属撒哈拉首府阿尤恩,没有西装和白婚纱,穿着便装的三毛和荷西结婚了。没有鲜花,三毛就随手在帽子上装饰了一把香菜,然后两人手牵手在沙漠里走了近一小时,在沙漠教堂里举行了仪式。 

三毛结婚现场

至于台湾那边,三毛发出的电报是在婚后才寄到父母家的。父亲哭笑不得:收到时她已经结完婚了。我们全家在台湾只有出去吃一顿饭,为北非的她祝福。 火速结婚的三毛,可能更多是为了父母开心。 “结婚,小半是为荷西情痴,大半仍是为了父母,至于我自己,本可以一辈子光棍下去,人的环境和追求并不只有那么一条狭路,怎么活,都是一场人生,不该在这件事上谈成败,论英雄。” 但她很幸运,为父母开心结的婚,却遇到了荷西。而婚后生活更是激发了她的写作潜能。 在大漠的日子,她摊开纸,写下了著名的撒哈拉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中国饭店》,登在了《联合报》上。 第一篇文章发表,父母看后觉得自己中了彩票头奖,因为从文章中发现从没见过面的外国女婿对女儿还不错。看到父母高兴,三毛接着又向他们“报告”了一篇《结婚记》,他们看后不断催促女儿再写。 

三毛与荷西在撒哈拉沙漠

在父母的期待下,三毛写出了整整一本《撒哈拉的故事》,艰苦的沙漠生活被她描写得妙趣横生。 出乎三毛意料的是,不但父母高兴,读者也很买账。70年代的台湾掀起了一股“三毛热”,此后20年长盛不衰。在相对闭塞的年代,久居东方小岛上的人们都被北非沙漠里的奇观吸引。 《撒哈拉的故事》出版后,三毛开始计划出新书。当时她的中篇《五月花》已完稿,手上还有个短篇准备着手创作。 同一时间,父亲把三毛发表的文章剪报都一一留好,而母亲则着急写信问三毛: “下本书是要叫什么,……是《哑奴》还是《哭泣的骆驼》……这么高兴的事情,怎么也不操点心,尽往家人身上推,万一代做了主,定了书名,二小姐(指三毛)不同意,还会写信回来发脾气,做父母的实在为难极了。” 其实并非三毛不上心,此时的她即使已拥有众多粉丝,但仍然觉得写稿乃是向父母报帐,自己倒是没什么喜悦。 “本来是为父母出的(书),既然说那是高兴的事,那么请他们全权分享这份喜悦吧。” 三毛不觉得喜悦,但至少欣慰。父亲应该不会再看到自己就叹气了。 陈嗣庆还曾撰文回忆三毛出书的情景: “三毛后来怎么敢用中文去投稿只有天晓得。她的别字在各报社都很出名,她也不害羞,居然去奖励编辑朋友,说:'改一错字,给一元台币,谢谢!’她的西班牙文不好,可是讲出来叫人笑叫人哭都随她的意。” 

大漠的日子并不像满目黄沙那样看上去没有尽头。1976年,随着撒哈拉政局变化,三毛和荷西移居到了沙漠对岸的加纳利群岛。 小岛上,从小喜欢大海的荷西找了一份潜水的工作。 1979年,三毛父母飞到西班牙和他们一起过中秋,六年来他们第一次见到女婿本人。荷西见岳父岳母时,很有些紧张。 

< 荷西初次见岳父岳母时的合影>

在岛上,父亲听到女婿夸三毛:“你的女儿是世界上最好的主妇。”亲眼看到二女儿这匹黑羊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婚后生活,陈嗣庆多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可生活就是充满戏剧性,尤其对三毛而言。几天后,三毛离岛送父母回国,荷西继续做潜水工作,但这一次,他却一直没有上岸。 三毛和父母接到消息,又匆匆赶回。父亲安慰她:“人还没找到,兴许是迷失了方向,现在正在某个小岛上。” 搜寻两天,等来的结果是:荷西溺亡。 幸亏当时有父母陪在身边,不然三毛很可能再次自杀。陈嗣庆夫妇不敢把三毛一个人留在西班牙。年底,他们带着三毛回到台湾。 如果说前半生父女“角力”的焦点在于,三毛能否过上正常的平稳的生活,那后半生,焦点似乎变成了“三毛会不会自杀”。 在父母近一年的陪伴下,伤心欲绝的三毛发誓:绝不自杀。 此后几年,三毛回台兼任教职和写书,就住在父母家。在外漂泊了近20年的三毛,与父母的接触又多起来。 生死危机过去,父女间长久以来的“战斗”又浮出水面。 三毛每次写好文章,都会拿给家里人,尤其是父亲看。 也许是出于对女儿的爱,父亲为女儿“不再是那个沙漠里光芒万丈的女人”而遗憾。但三毛说:我写不出假的情绪。 写完《你是我特别的天使》,三毛对结构上的处理非常满意,拿去给父亲看,不想一盆冷水浇下来:我觉得不太好…… 写完《野火烧不尽》,又去问父亲意见,父亲说她:不通人情。还担心她讲话太真太重——公开说讨厌应酬和电话,总有一天没有一个朋友! 写完一篇讲述自己读书写作生涯的《梦里不知身是客》,自己“喜欢得不得了”,但不想父亲的反应并不热烈,只是淡淡地说: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当时三毛刚完成《联合报》赞助的中南美洲半年行,并将文章《万水千山走遍》结集成书,还做环岛演讲,所到之处,大受欢迎。她不由得抱怨父亲:“你挑剔我胜于编辑先生。” 

三毛回台后

不久,三毛弟弟过生日,全家人聚餐,父亲又提到当日报上三毛刚发表的一篇文章:“根本看不懂!” 三毛心里很委屈—— 全家那么多漂亮人,为什么你还是又注意到了穿一条牛仔裤的我? 你平时不看金庸,怎么看得明白我写的关于金庸的文章? 越想越悲愤,一向对长辈出言和逊的三毛回道:看不懂就算了! 看到三毛针锋相对,全家僵住。

父亲一愣,接着说三毛“就是任性!”。三毛头一低,不再说话,拼命喝葡萄酒。 那天吃完饭,三毛一气之下不帮忙洗碗,也不照习惯陪父亲聊天,而是穿上厚外套,丢下一句话:“去散步!” 没理任何人,走了。在外面晃到大半夜,回家看到父亲房里的灯仍亮着,她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去打招呼,而是直径走进自己的房间。

母亲到房间里看她,她才终于流下眼泪:“我要走了,再也不写作。” 后来她回忆这段往事:“这一生,丈夫欣赏我,朋友欣赏我,手足欣赏我,都解不开我心里那个死结,因为我的父亲……对我没有信心……爸爸,对我来说,一生的悲哀,并不是要赚得全世界,而是要请你欣赏我。”       她已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才华,赢得了许多人的爱,但内心深处,还是那个自闭在家,希望得到父亲认可的小女孩。 

此后,三毛选择往返于加纳利群岛和台湾。她说:父亲个性极端正直、敏感、多愁、脆弱……父女之间是如此的相像……造成了一生相近又不能相处的矛盾。

“这场和父亲一生一世的仗不肯妥协,不肯认输,艰苦的打了又打。” 1983年4月8日,三毛在《联合报》上发表了一篇《朝阳为谁升起》,讲的是台湾彰化自杀热线“生命线”的故事。 那天上午,她在父母家睡到11点才醒。醒来时,父亲已经外出上班。她看到了睡房门口的一张留条和当天的《联合报》。

妹妹:       

这是近年来,你写出的最好的一篇文章,写出了生命的真正意义,不说教,但不知不觉中说了一个大教。谦卑中显出了无比的意义。我读后深为感动,深为有这样一枝小草而骄傲。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整个宇宙的生命,感觉有了曙光和朝阳。草,虽烧不尽,但仍应呵护,不要践踏。          

父留七二、四、八 三毛把信很快的读了一遍,再慢读了一遍,又哭了。她怕母亲进来看到,将脸浸在冷水里,直到眼泪和水分不清,才开始刷牙。 看到父亲的信,三毛百感交集。“我的假想敌呢?他成了朋友,悄悄上班去了。”

等来父亲肯定的三毛,写了一篇《一生的战役》。多年来请求父亲认同的心结终于完成,在文章里,她说:我不只是你的女儿,我要做我自己。 写下这些文字的那一刻,她可能又变成了当年那个给自己改名的倔强小孩。在40岁时,她终于可以摆脱她所爱的父亲的影响,开始为自己而活。 此后,她继续出书、演讲、做音乐,并终于在1986年放下荷西,彻底回台湾定居,还在80年代末一个人回内陆探亲,打破自己“不碰影视圈”的规矩,筹备电影《滚滚红尘》的剧本,甚至想出演剧中林青霞的闺蜜…… 

齐豫、三毛、潘越云制作专辑《回声》

在成都,有记者问她,现在最看重的创作是什么?她回答:我现在不太写作,最看重的创作是“生活”。 

哪怕在父亲面前,她也不再需要用写作来证明自己。 她认为可以做所有自己喜欢的事情,甚至是死亡。她曾经为了父母承诺:绝不自杀,但她逐渐认为,那也是可以去尝试的,只要那是自己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 长久以来,三毛承受着精神疾病和身体疾病的折磨,少年时的自闭一直或多或少影响着她,身上也大小毛病不断,“(父亲)甚至连不算健康的体质,都遗传了给我”。 

90年代初,她因为老毛病子宫内膜肥厚住院。而在此之前不久,她刚刚错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滚滚红尘》一共有12项提名,最后,导演、女主角、女配角、摄影全部获奖,但却没有最佳编剧。许多知道她为这部电影付出了无数心血的老友,都为她鸣不平。

尽管三毛给朋友写信说自己对这件事看得很淡,但仍有不少人一厢情愿地觉得这影响到了她的状态。

三毛、秦汉、林青霞在金马奖上

各种机缘,让三毛在1991年1月4日选择了自杀。在医院卫生间,她用儿时心心念念的丝袜上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48岁。

三毛自杀前,还是有些放不下父母。她爱看《红楼梦》,多次用里面的“好了歌”暗示,请他们做好心理准备。 父亲明白了,对她说:“你人未老,却比我们在境界上快跑了一步。山到绝顶雪成峰,平儿,你何苦要那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但此时的三毛已经不用再为父亲高兴而做什么,她最终忠于了自己的选择。 三毛去世后,父亲撰文怀念:女儿常说,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痛快的活过。她确实掌握住人生的意义而生活。 也许作为一个父亲,他很庆幸,自己的女儿曾经真正活过。

只是,对三毛来说,活过的代价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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