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世家》说，冉求回鲁国的一下年，也就是鲁哀公四年，孔子就离开陈国，去了蔡国，又过了一年，孔子又到了楚国的叶（今河南叶县），见到了楚国的名臣，叶公沈诸梁。
这个说法是否符合事实，掰扯起来却有点复杂。
一个小国，是会举国搬迁的，搬迁之后，仍然使用原来的国名。于是地图上，就会出现好几个相同的地名。
蔡国刚好就是一个搬迁了多次的国家。
它本来在今天的河南上蔡，鲁昭公十一年（前531年）孔子二十一岁的时候，楚灵王灭蔡，三年后，楚平王让蔡国复国，迁到了新蔡（今河南新蔡县）。
鲁定公四年（前506年），蔡国做了吴师入郢的帮凶。从此蔡国和楚国就接下了深仇大恨。现在十几年过去，在楚昭王的治理下，楚国恢复了一点元气，当然要找蔡国算账，我打不了吴国我还打不了你吗？
蔡国当然只有找吴国求救，吴国说我可以救你，但你家太远了，我救不方便，你搬到我身边来，我保护你。于是鲁哀公二年（前493年），蔡昭侯迁都于州来（今安徽凤台县），称为下蔡。
远离故土，实际上蔡国人并不乐意，而蔡国的贵族里，有一大批人想法和陈国人类似，觉得楚国再差也比吴国人好，因此这时蔡国的内部矛盾也极其尖锐。
所以，孔子若是这段时间离开相对安靖的陈国到蔡国去，根本是找不自在。而且，陈国在河南柘城，跑到安徽凤台去，这个距离还相当远的。何况下一年孔子又要见叶公，还在再折回到河南叶县，实在太折腾了。
对照《左传》会发现，其实鲁哀公四年，叶公正在蔡国故地。
根据史记的描述，孔子这两年在那三个红圈圈之间奔走，我推测，实际情况可能是孔子和叶公分别从中间和右边的红圈圈出发，在蓝圈圈那里会合。
此时，往东楚国打不过吴国，就意图往北扩张。楚国大军往北推进，灭掉了几个小国，还完成了对当年蔡国的土地上的人民的控制，叶公“致蔡于负函”，蔡国国君和主要大贵族走了，还有许多蔡国人留在原地，叶公把这些人搬迁到了负函，也就是今天河南的信阳。
所以有一种把问题简单化的猜想，孔子并没有到州来的蔡国去，他只是去了当年的蔡国故地，因此会见了叶公。
叶公的这次对蔡国故地人口的接收行动，动静很大，陈国就在旁边，必然高度关注，而且楚军行动之前放了个谣言，说吴国人要打过来了。得罪过吴国的陈国肯定高度紧张。陈国肯定要要派使者去拜会一下叶公，打听下情况。也许是孔子感兴趣，也就跟着去了。
叶公也听说过有个孔子，知道他学问很好，讲究以周礼治国，所以也跟孔子有过几次对话。
叶公是当时楚国最重要的大臣之一，而楚是超级大国，所以论到国际影响力，叶公超过孔子之前打过交道的绝大多数国君。——也许只有齐景公，勉强可以比一比。
所以孔子和叶公的对话，是要被隆重的记下来的。
一次是“叶公问政”，叶公向孔子咨询当下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孔子回答：
“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
“政在来远附迩。”（《史记·孔子世家》）
文字不同，意思一样：让你治下的人生活安乐，让远方的人向往你这里的生活，就都会来投奔你。
这句话，很简单，但是既有高度，又很有针对性。因为现在叶公面对的难题，就是怎样把这些蔡国人给管理好。武力征服容易，实现统治难。
又一次，叶公和孔子说起来一件听起来很小的事情：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叶公说：“我们楚国有个实行正道的人，他的爸爸偷了羊，他去检举了父亲的罪行。”这意思，大概也是给孔子展示，别小看我们是蛮夷，我们楚国人道德很高尚的。
没想到孔子回了一句：“在我的家乡，对正直的理解，和您有所不同。爸爸为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为爸爸隐瞒罪行，正直也就包含在其中了。”
孔子这句话，肯定不符合今天的价值观，我们今天痛恨的很多罪行之所以得不到法律的惩罚，正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造成的。
后来的学者，有人要替孔子打圆场，说孔子讲的这个隐，不是隐瞒的意思，是纠正的意思。儿子犯了错误，爸爸来纠正，爸爸犯了错误，儿子来纠正，这叫“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这种解释，训诂上是有依据的，但是，解释为纠正和解释为隐瞒，本质上是一回事：孔子不会提倡小偷小摸，如果隐就是隐瞒，那隐瞒之后家族内部肯定是要有个纠正机制的；隐解释为纠正，有问题靠父子互相纠正，那对国家来说，这件事还是隐瞒了。
我们看到古书上一句话，常常会拿今天的标准看，它对不对；然后又认为今天正确的观点，就自古以来都应该是正确的。
其实很多事情，是不存在古往今来都正确的话的。要不要父子相隐，在孔子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因为如果鼓励或者认同父子互相揭发，那就意味着，宗族这个层级的社会组织就被摧毁了，那么社会的最基本的和谐稳定，都要靠国家机器来维持运转。于是个国家机器就需要有非常多的螺丝钉：能处理各种复杂事务的公务人员。而当时的社会，根本没有能力提供这么多公务人员
所以，这些事还是国家别管，交给宗族算了。或者说，一般日常事务就交给宗族管，遇到大事，才需要君主要和各宗族的族长们协调组织一下，这是最典型的贵族社会的逻辑，也这个是最符合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主张。
孔子去世后不过一百多年，这个态度就有点过时了。因为社会上有能力承担行政工作的人才，已经够多了，国家机器已经有能力控制到基层社会了。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当然更是如此。司马迁其实也不太赞同父子相隐，他不可能反对孔子，所以在《孔子世家》里回避了这段对话，却在《循吏列传》里讲了一个明显相关而又不同的故事：
楚昭王时代（正是孔子和叶公对话的时代）楚国有个官员，发现自己的父亲犯罪后，放跑了父亲，然后把自己捆起来到楚王那里请罪。楚昭王想赦免他，这个官员说，不遵守大王的法律，不是忠臣，虽然大王赦免了我，但自己惩罚自己，是我的责任。然后这个官员就自杀了。
这是司马迁推崇的做法。
有个问题是，从找不到足够的公务人员到螺丝钉管够，这个社会转变怎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孔子办私学，普及教育，把怎样治理国家的秘密，向大众传播了。
可以说，孔子用自己的行动，摧毁了自己的主张的社会基础。孔子没意识到，这一辈子，干的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件事。
还有条记录，是叶公问子路，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子路没答上来，因为老师是他最熟悉的人，突然要用几句话概括一下，反而是特别不好说。
子路回去后，把这事儿跟孔子说了，老师您是什么样的人啊？孔子说，你为什么不这么说呢？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我老师的为人，是一发愤就忘掉吃饭，快乐的时候就忘掉忧愁，都没注意到衰老就要来临。
叶公问子路这个问题，可能是有点想用孔子，但是又担心孔子年纪太大了，身体不行了。
孔子的回应很聪明：发愤忘食，就是说我工作起来特别投入；乐以忘忧，就是说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特别善于调节心情；不知老之将至，是说心态年轻，也是强调身体可好了。
孔子见叶公时不止六十岁了，已经大大超过了当时人平均寿命，他不能说自己不老，所以就回答，我感觉不到自己老，身体倍儿棒。
这是写求职报告时候的自我评价，强调优势回避劣势，却又并没有撒谎，很有技巧。
不过，这事还是不了了之。虽然这次交流，彼此印象都不错。但叶公毕竟忙，而且他是负责楚国整个北方边境防御的，孔子对他用处也不大。
为了这事，后来的儒生很嫌弃叶公，觉得他空有求贤的名声，大圣人出现在面前，却不知道重用，因此编了“叶公好龙”的段子讽刺他。
辞别叶公，孔子还是回陈国去，落寞地走在蔡国故土上。
这片土地上的人，已经不多了，一部分被吴国迁到了州来，一部分被叶公迁到了负函。沿途有些曾经还算热闹的聚落，现在却近乎荒无人烟。于是走着走着，孔子一行，就迷了路。
司马迁把《论语》里两个著名的隐士故事，放到孔子的这段行程中。
一个是“长沮、桀溺耦而耕”，这个故事里的两个隐士，对当时的社会比孔子悲观得多。他们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社会动乱，就像洪水弥漫，天下都是这样，这个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又劝子路以后跟着自己混：“且而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孔子的态度，是看见没法合作的人，就避开，所以叫“辟人之士”，根本就放弃人类社会，隐居过自己的日子，这叫“辟世之士”。
一个是“荷蓧丈人”，他嘲笑孔子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论语》里，这是两个不受限于具体时空的故事，反映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消极；《史记》这么处理，则似乎变成了专属于蔡国人的绝望。
蔡国的始封君，是周武王的弟弟，从血统论，当然是正牌的华夏国家。
春秋初年，蔡国介入中原事务的方式，还比较正常，比如追随周天子一起去讨伐大逆不道的国家。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南，慢慢的，它就不得不越来越服从于楚国，而中原国家也就把他当作楚国的附属国，从地理位置上讲，更可说是楚国的门户。所以中原大国要证明自己是霸主，就会来攻打蔡国，而蔡国只有指望楚国这个蛮夷来救援自己。
这时候，蔡国人的自我认知会不由得不发生撕裂：自己到底是华夏呢，还是蛮夷呢？
当然，楚国人看蔡国，也觉得挺别扭。一个原因是蔡国军队特别废，碰到要打大仗，楚国的将军会觉得，不带蔡国吧，那么丰富的人力资源闲置着可惜，带上蔡国呢？蔡军在哪里，这里就会成为敌人的突破口。
到了楚灵王的时候，这位胆大妄为创意无限的楚王就干脆把蔡国给灭了。
然后蔡国人的爱国心和战斗力，就好像一下子被惊醒了。蔡国人的支持，成了楚平王政变篡位很重要的一张牌，作为回报，楚平王也就让蔡国复国了，之后一段时间里，蔡国甚至对楚国的政策，有了很大的发言权。
蔡这样一个小国，对楚国大政方针可以指手画脚，楚国人当然无法容忍，于是开始清洗蔡国势力，这就牵连到楚国自己的伍氏家族。一个叫伍子胥的人，叛逃到了吴国。
再然后，楚国的令尹囊瓦，把蔡国国君欺负得忍无可忍。
后来，伍子胥牵线，蔡国人带路，吴国军队打进了楚国的郢都。楚昭王狼狈逃亡几乎丧命，楚国的国都遭到洗劫，楚国人被屠杀得尸横遍野白骨如莽，这是楚国历史上的空前浩劫。
这之后，楚国人和蔡国人回顾历史，一定会有截然不同的说辞。都会觉得是对方过分在先，才激起了自己的报复行为，终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你无情你无义你无理取闹……”这样的互相指责可以无限循环。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楚国和蔡国再也不可能回到当年那种保护国和附庸关系去了。
终于，发展到眼下这一步。蔡国被撕成了两块，被叶公带到负函的蔡国人，从此只能是楚国的子民了，他们很难再有上次那样复国的勇气，一两代人之后就会忘掉自己曾是蔡国人的事实；而迁到州来的那些，仍然保持着蔡国这个名号，可是生活的土地是全然陌生的，他们还在为了要多大程度上听命于吴国这个比楚国更蛮夷的国家而争执，当然，谁也没有勇气公开对抗吴国，但是很多人有勇气为了内部争执而自相残杀。
至于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他们仿佛蔡国被撕裂时，掉落在原地的一些碎屑，他们是失去国家的野人，这个时代再随便起一点风波，就会被吹落得无影无踪。
蔡国正式灭亡倒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但这样的蔡国，还是蔡国吗？小国不是瞬间被消灭的，而是一点一点，大家不再感觉它还有存在的意义了。
孔子评价长沮桀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人类是无法跟鸟兽待在一起，若不跟天下人待在一起又跟谁在一起呢？这话里听不出指责，倒有一点感同身受的悲凉。
鲁哀公四年的蔡国故地之行，孔子见证的是一个国家的消亡。而实际情况可能更加严重，大国在一群小国的拥戴下称霸这种传统的国际关系，似乎也在土崩瓦解，大国不再需要小国拥护自己，而是更倾向于将之直接变为自己的一部分。
而两年之后，孔子将感受到更大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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