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沈的《魏书》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为袁绍写了讨伐曹操的檄文。曹操正患头风卧病在床，读到檄文时，猛然坐起，说：“此愈我疾病。”等到曹操攻取邺城后，抓住陈琳，对他说：“你为袁绍写檄文，列举我的罪名也就是了，何必牵连到我的父亲、祖上呢？”陈琳说：“矢在弦上，不得不发。”
这话自然是表示，我只是个工具人，本来我是袁绍的箭矢，现在也可以是你的。曹操爱惜陈琳的才华，也就既往不咎了。
《三国演义》照录了个故事。
陈琳的檄文确实是第一流的手笔。“壮有骨鲠”而文采粲然，痛骂曹操的短处又极其精准恶毒，仿佛庞大的仪仗队舞起绚烂的刀花炫人耳目，同时暗藏的弩手又射出一支支致命的利箭。
但曹操的应对，更是高明至极。读了这段记述，使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一是曹操的宽容惜才，二是陈琳的檄文使用了一些株连亲族的下作手法。而很容易忽视掉的一点则是：陈琳列举的曹操的罪行，许多都是事实。
所以曹操问：“但罪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乎！”真是好一招斗转星移，陈琳檄文里那么凌厉的攻势，轻轻巧巧被消于无形。
檄文除了罗列曹操的种种暴行外，提供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彰显了曹操与袁绍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篇文章当然强调了袁绍对曹操的大恩大德，而“收罗英雄，弃瑕取用”“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方诘外奸，未及整训，加绪含容，冀可弥缝”……之类的话则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袁绍曾给予曹操很多支持，在当时并不是秘密，以至于袁绍在痛骂曹操是个人渣的同时，也必须向人解释，自己当初为什么会对这个人渣那么好。
王沈的《魏书》是大力美化曹操的著作，《三国志·武帝纪》作为全书第一篇，陈寿对曹操也做了尽可能正面的描述。这两份文献也承认，曹操一向与袁绍关系密切，但是强调，曹操一向表现出高于袁绍的见识，并很早就在心里与袁绍划清界限。
袁绍与何进图谋诛杀宦官，想召董卓进京的时候，《魏书》称，曹操当时就表示了反对，并预言了何进、袁绍一定会失败。
曹操本是宦官之后，在这个剑拔弩张的敏感时刻，发表如此言论只怕立刻会被认为立场有问题。曹操固然性格通脱，是否中二到这等地步，实在令人怀疑。所以即使是陈寿，也没敢采信这个说法。——当然，《三国演义》对此深信不疑。
到初平元年，袁绍策划立幽州牧刘虞做皇帝。陈寿说，曹操拒绝参与这个计划；《魏书》更称，曹操给袁绍写了大义凛然的信，并称“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俨然已经分道扬镳。袁绍又向曹操展示一颗玉印，显然，这是皇权的信物。陈寿称曹操笑着回避了这个问题，并内心对袁绍感到厌恶；《魏书》中曹操再次大义凛然，说面对袁绍一再的篡位企图，曹操“益不直绍，图诛灭之”，曹操越来越认为袁绍不是个东西，开始图谋除掉袁绍了。
——顺带一提，这个最热衷为曹操唱赞歌的《魏书》作者王沈，先是曹爽的掾属后来又投靠司马氏，也就是向司马昭告密，导致高贵乡公曹髦被杀的关键人物之一。
和热情维护曹操的王沈不同，陈寿总是试图在字里行间传达出复杂一点信息。后来，立场不那么鲜明的裴松之给《三国志》作注的时候，则放手引用各种不同观点的资料。结果综合各种零零碎碎的记录，可以发现事实与《魏书》的说法刚好相反，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开始，袁绍至少有五次给曹操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援。
前面介绍曹操的崛起之路的时候，已经多少提到一些，这里再综合一说：
第一次是初平元年（190）三月，曹操孤军西进讨伐董卓，结果全军尽没，之后招兵买马，又连遭挫折。只得“进屯河内”，实际上就是投奔在那里的讨董盟主袁绍。
第二次初平二年（公元191年）秋，曹操在东郡一带击破黑山军十余万，“袁绍因表太祖为东郡太守”，实际上曹操在兵力上可能也得到了袁绍的支持。这是曹操第一次拥有自己控制的一块地盘。
第三次是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青州黄巾百万涌入兖州，杀死兖州刺史刘岱。《武帝纪》称：兖州官员“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但实际上，曹操能成为一州之主，也离不开袁绍的支持。
刘岱一死，各方势力都盯上了兖州这块肥肉。公孙瓒任命自己的部下单经为兖州刺史，朝廷则任命京兆名士金尚为兖州刺史，加上曹操，同时出现了三位兖州刺史。
朝廷虽然被李傕把持，但皇帝总是皇帝，金尚这个兖州刺史的合法性可说完爆曹操，而金尚又得到了袁术的支持，在袁术军的武装护送下进入兖州，他背后的军事力量也并不弱。
那么，曹操是怎么在兖州刺史的位子上坐稳的呢？《三国志·袁术传》讲得清楚：“太祖与绍合击，大破术军。”他败于曹操和袁绍的联手。
至于公孙瓒任命的单经，他当时与陶谦、刘备等人合作，这事陈寿直接写在了《武帝纪》里：“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
第四次是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为报父仇，讨伐徐州之战，“绍使（朱）灵督三营助太祖，战有功”
第五次是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张邈、陈宫等人策应，吕布突袭兖州，杀得曹操几乎无立锥之地。幸亏袁绍出兵支援，才重新站稳脚跟。没有袁绍，曹操就只能和袁术、吕布、公孙瓒等人并列，成为汉末群雄中被早早淘汰的一员。
而就在两年之后，曹操做了最犯袁绍之忌的事，迎接汉献帝，借皇权来压袁绍这个盟主，终于到建安五年官渡之战，曹操一举翻盘。
也就是说，曹操可以说是袁绍一手扶植起来的力量，最终他却消灭了袁绍，这是汉末乱世最大规模的一次反噬。
吕布号称“轻于去就”，但丁原、董卓，对他的恩义本来就有限；刘备也多次改换门庭，但不论公孙瓒、曹操、还是袁绍、刘表，都没有让刘备进入自己的权力核心，刘备离去，自然更难有太多可指责的地方（与刘璋的关系例外）。只有曹操，亲手葬送了给自己恩惠最多的人。
西方文学史上，卢梭提供了一类样本：通过夸张自己的某些罪恶，来掩盖自己真正的罪恶。曹操喜欢表现得通脱敢言无所顾忌，但实际上他有自己不能面对的内心隐秘。
所以在曹魏的官方叙事当中，袁绍和曹操关系，被尽可能地抹去或者歪曲。曹操智谋百出又洒脱豪迈，“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不愧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而袁绍“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以至于有人把总是能拒绝一切正确的建议，戏称为“袁本初定律”。
《三国演义》的作者，根本没有注意到陈寿、裴松之煞费苦心留下来的蛛丝马迹，实际上完全接受了曹魏这套官方叙事。
自己到底有没有辜负别人，曹操留下了两处极有名的言论。
一处是误杀吕伯奢一家后，曹操“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一来这条记录十分可疑，二来曹操说话时的心情是“凄怆”，也就是意外发生后的自我安慰，显然他其实并不愿意做对不起人的事。
一处是曹操临终之前，他想起了自己的原配丁夫人。丁夫人把曹操的长子曹昂（字子脩）抚养长大，后来曹昂在征张绣的时候遇难，丁夫人愤然回到娘家，一直没有原谅曹操。弥留之际的曹操说：
“我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也。假令死而有灵，子脩若问：‘我母所在？’我将何辞以答！”
我一生问心无愧，没有什么对不起别人的地方。但如果人死后有灵，子脩问我：“我妈妈在哪里？”我该怎么回答他呢？
这话说得是何等的至情至性，真使人觉得，他这一生，除丁夫人外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这两句名言，《三国演义》忽略了后一处而保留了前一处，但删除了曹操凄怆的状态，而把那句台词改为极为浮夸的：“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问题是，按照《三国演义》的叙事，曹操有特别对不起哪个对他有大恩的人吗？
把自己说得特别坏，可其实又并不这么坏，果然，这是个可爱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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