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标题

《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 汪曾祺 著；杨早 主编 未读·文艺家 贵州人民出版社

　　▌曾子芊

　　今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与同岁的张爱玲一样，他的作品至今依然在聚光灯下，被读者自发地反复阅读。提起汪曾祺，人们也许会想到美食、美文，想到他身上的标签“最后的士大夫”，想到他的创作理念“人间送小温”。惯常浮现在读者心中的汪曾祺，是一个随和的、热爱生活的作家。是什么样的经历塑造了汪曾祺？他性格中更深的部分又是什么？想要进一步了解这些问题，阅读个人传记往往是一种途径。

　　遗憾的是，汪曾祺并没有写过严格意义上的自传，只在1991年应长春《作家》杂志之约，写了八篇“带自传、回忆性质的系列散文”，总称为“逝水”。他似乎也不大情愿这么开宗明义地去写自己，“逝水”只写到初中生活就打住了，又说自己的生活历程“很平淡，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往事”。汪曾祺不愿写这类“自报家门”的文章，但在他谈论其他对象的散文随笔中，我们却又能经常“撞”见从他笔端不经意流出的人生轨迹、所见所闻。

　　这些有如一颗颗露水般散落在记事、抒情、论文、写食等各类文字中的生活片段，以时间为线索连缀起来，汇聚成了《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按说，一个人的自传，没有别人替他完成的道理。不过，具体到汪曾祺，情形又不同。”编者杨早解释说，“其实老头儿不认真谈往忆旧的时候，反而会冒出很多有趣的历史细节。”

　　从这个意义上说，《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是一幅以“采撷”和“拼贴”方式得到的汪曾祺的“自画像”，读者能够看到汪曾祺本人怎样讲述自己的一生，“何者详，何者略，何者重，何者轻。”其中，编者的态度也足够鲜明，有意突出了汪曾祺性格中“执”的色彩：封面上，汪曾祺画的一只鸟儿梗着脖子，面带嘲弄地傲视天空；书名则来自《世说新语》，汪曾祺很喜欢这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上世纪80年代末，汪曾祺在家中写作。

　　多年父子成兄弟

　　1920年，汪曾祺出生于江苏省淮扬道高邮县（今江苏省高邮市），1939年夏天离开，从此42年不曾回乡。他对高邮的感情很深，不仅小说中有三分之二都在写高邮，散文中也有大量细节性的回忆。高邮的地势四边高，中间洼，如一个水盂。在汪曾祺童年的记忆里，抹不去水患和旱灾的印象。他亲历了民国二十年的大水，后来在外地的许多年，经常关心的一件事，也是家乡是否又闹水灾了。生于“忧患”，汪曾祺后来的性格也许正是受到了地域影响，具备了高邮人特有的决绝和洒脱。

　　汪曾祺的家庭是一个旧式的地主家庭，从祖父那里，他接受了一些旧学的教育。父亲在他眼中，则是他所知道的“一个最聪明的人”。汪曾祺的父亲多才多艺，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还擅长各种乐器和体育项目。在汪曾祺的追忆文字中，父亲对他的学业关心，但不强求，父子的关系平等。汪曾祺十几岁的时候就能和父亲对坐饮酒，一起抽烟。十七岁时初恋，汪曾祺暑假在家写情书，父亲还在一旁出主意。父亲对他说过一句话：“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汪曾祺后来把自己审美意识的形成与随和的脾气，都归结于父亲的教育。

　　“汪曾祺在写作中会‘过滤’，会只保留美的东西。”杨早提醒说，“这是汪曾祺在写作后期非常强调的文学的责任感。” 1946年，西南联大的老师、同学纷纷北归，汪曾祺也转道香港，回到了上海。为了谋生，汪曾祺进了一间私立的中学任教，父亲托亲戚关系想让他进银行工作，汪曾祺拒绝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父子二人之间并非毫无分歧，只不过汪曾祺在文字里保留了父子关系平等对待、互相理解的部分，并在自己日后的教育实践中贯彻了这一点。

　　汪曾祺高中二年级时，家乡战况危急，他随父亲和祖父在离城稍远的小村庄避难，除了带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就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这两本书使他对文学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他的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还特别提到过父亲读了沈从文小说后的感受：“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如果没有考取西南联大，也许汪曾祺会成为一个画家，当时他还准备考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

　　最后一个京派作家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常不上课，但“乱七八糟地看了不少书”。他自己总结过，“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这样的”是什么样的作家？

　　对汪曾祺的作品，人们常常会强调它的接续性，它如何继承了传统文化的遗产，“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标签也由此而来。杨早并不认可这个称呼，“这是一个强烈的传播标签，但不恰当。很多传统文人一辈子都没有做过官，因此也不可能被称为是‘士大夫’。‘乡土作家’、‘市井作家’等等都不是那么恰当。汪曾祺自己承认过的标签只有一个，就是‘京派作家’。”

　　“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汪曾祺回忆道，当时各系共同必修的《大一国文》，书编得就很有倾向性，语体文部分选了鲁迅的《示众》、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丁西林的《一只马蜂》，还有林徽因的《窗子以外》，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了。

　　所谓“京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它是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家形成的一个松散的流派。林徽因曾在一篇文章中直接表达过自己的文学观，同时也代表了京派文学的一些特质：真实的生活与诚实的表达。“写实、对底层的关注和人道主义的情怀构成了京派作家的特点，所以严家炎先生把汪曾祺算作最后一个‘京派’，他是认同的。”杨早表示，汪曾祺的写作受沈从文的影响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背后的脉络。

　　汪曾祺年轻时写的小说，有《复仇》这样的意识流风格的现代派小说，也有通篇都是哲理对话的《葡萄上的轻粉》。读了《葡萄上的轻粉》，沈从文指出它的毛病：“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以后，汪曾祺才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沈从文当时反复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直到汪曾祺的晚年，他还梦到过沈从文对他说：“文字，还是得贴紧生活”。西南联大的老师里，沈从文是他书写得最多的一位，从沈从文那里，汪曾祺学会了怎样处理语言，学会了叙述语言要和人物协调，而不是写一些花花词儿。这些，都被汪曾祺视为“小说学的精髓”。由汪朗所写的代序《汪曾祺的固执》中提到，汪曾祺晚年的时候，全家人有一次在一起聊他的作品。孙女汪卉气哼哼地说：“爷爷写的东西一点也不好。没词儿。”汪曾祺听了哈哈笑，一再重复着：“没词儿，没词儿，说得好，说得好！”“没词儿”其实成了后来汪曾祺的一种文学追求。

　　汪曾祺的多面性

　　“汪曾祺的一生，勾连起了近现代许多非常重要的场域。”杨早总结说。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无论是在《说说唱唱》《北京文艺》《民间文学》编辑部的工作，还是之后在张家口的下放生活，都使他更深程度地吸收了民间口语的精华，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这对汪曾祺后来的创作是很大的补充。

　　“文学是严肃的，文学不能玩，作品完成后放在抽屉里是个人的事，但发表出来就是社会的事，必然对读者产生影响。”1994年，汪曾祺在《我的文学观》一文中如此写道，他认为文学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所以作家要把文学看成庄严的事业。

　　从1980年开始，汪曾祺陆续写出了《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一系列高邮题材作品，在文坛引起了轰动。他写故乡，有种平淡却超然的东西藏在他的文字深处，唤起了读者久违的审美体验。他写自己下放劳动的经历，改了6稿，最后出来的也是一篇温情脉脉的《寂寞与温暖》，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基调大相径庭。汪朗说，父亲当年下放劳动还是挺苦的，但是汪曾祺不愿意过多渲染这些事情，而是想把生活中存在的美好的东西，加以剪裁或放大，呈现给读者。

　　即使在获得盛名的情形下，汪曾祺也不甘重复自己。晚年的一批小说和散文，又迸现出了不一样的光芒。“汪曾祺晚年改写的《聊斋新义》和《夜雨秋灯录》，都是用现代观念在改写古代故事，他貌似传统风雅的外表之下，实际上藏着的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作家灵魂。”杨早坦言，这次编选《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汪曾祺能变得更加立体，以这样一幅剪裁形成的“自画像”，呈现出汪曾祺的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