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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禁烟的道光帝,原来自己也是个瘾君子

鸦片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传播的来源和途径早已无从查证,只知道最早的记载是在唐代。但鸦片什么时候从中国消失,却有迹可循,最早为此下大力气整治,就是从180年前的今天开始——清宣宗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838年9月12日),林则徐上奏道光帝,要求重治吸食鸦片者。



1.


鸦片在中国,最早也跟欧洲一样,作为药物使用,先是作麻醉药,后来作用类似伟哥,时间一久,大家就发现了它不为人知的“副作用”。


到了明朝,鸦片从皇室到民间普及率逐渐增高,也逐渐形成市场,当时亚洲藩属国给明皇室每年进贡鸦片,那时候鸦片还不叫“鸦片”,而叫做 “乌香”。万历皇帝朱翊钧就是个大烟鬼,烟龄长达30年,据史学家考证,朱翊钧经常因为烟瘾发作而耽误早朝,到了晚年更是迷上炼丹炼药,他的丹药里就有鸦片,他还给它起名叫“福寿膏”。


清兵入关以后,满人也在鸦片中尝到了甜头,烟民的比例后来居上甚至超过汉人。从康熙时期起烟草在中国的广泛种植,到了道光年间,全国各地已经是烟馆林立,上自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人人都以吸食鸦片为富贵荣华的标志。连后来提倡禁烟的道光皇帝本人,也曾经鸦片成瘾,不光他自己抽,他还默许太后和妃子抽。



巨大的市场需求拉动鸦片经济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以国外进口为主,国内自产为辅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当时的一组数据是,乾隆初年,鸦片进口每年约四百箱,每箱约百斤,后来曾至每年输入一千多箱。到了嘉庆初年,输入陡增至每年约四千箱。到了道光时代,鸦片的输入量加增更快,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进口大约五千箱,道光十五年,就加到了三万箱,价值约一千八百万元。


2.


国内鸦片泛滥,放纵过量对国人身体不利不说,好不容易靠着卖茶叶向洋人赚了点钱的清政府,发现一年年进口鸦片数量的激增,又把赚的钱赔进去了。


林则徐以前,清廷也装模作样禁过烟,比如乾隆时期禁止内地商人贩卖,嘉庆下令禁止入口,但是都没什么效果,主要原因是烟民队伍庞大,官吏腐败,查禁困难,加上禁止鸦片会影响朝廷的税收,禁来禁去,需求量竟不减反增。


林则徐的禁烟,虽然一半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对外贸易逆差,但无疑是一场顺应民意的救国行动,毕竟鸦片流毒天下,“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本来还在征税和禁烟之间犹豫不决的道光帝,听闻林则徐一席话,热泪盈眶,立马大手一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驰粤查禁鸦片,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开始了。


1839年6月,历时大半个月的虎门销烟,成为我国禁毒史上的光辉一刻。



然而林钦差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结局,虎门销烟以后,更惨痛的结果随之而来,中英鸦片战争开打,清廷战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割地,赔款2100万银元。


鸦片战争以后,鸦片在中国的处境发生了一些改变,出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后来英国人的鸦片还是被赶出中国了,坏消息是国内鸦片泛滥的情况更严重了。


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对鸦片严厉打击,明令禁止国人生产或销售,鸦片战争后,尤其后来《天津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不得不对鸦片贸易采取默许态度,同时也默许国人自己种植鸦片,清廷还对烟土征税。光绪十一年(1885)的记载显示,清廷规定洋烟每百斤收税银86两,而对土烟征收60两。土烟征税低,大大鼓励了国产鸦片贸易,全国各地开始大量种植鸦片,尤其是云南、四川等地区。


发展到后来,国产鸦片不仅价格远远低于进口鸦片,而且质量也越来越高,逐渐排挤了进口鸦片,到后来甚至走出国门,出口到东南亚等地区。英国对华出口的鸦片,虽然在鸦片战争后加增不少,最鼎盛时曾一年输入6万余箱,但在国产鸦片迅猛发展的势头下,很快就失去了竞争力。


1907年,英国主动向清政府提议终止鸦片贸易,并达成《中英禁烟条约》,逐渐停止了对华鸦片出口。


进口鸦片终于在大清的土地上消失,中国却彻底沦为了鸦片之国,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还不过70年,从沿海到内地,从内地到边境,从城市到农村,从衙门到皇宫,几乎形成全民皆吸的盛大场面。



3.


鸦片继续加剧清廷的羸弱和腐朽,经济凋敝,全民醉生梦死,直到迎来辛亥革命的枪声。


辛亥革命后,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北京政府,都不约而同地开始积极推行禁烟政策,这也成为当时各政治集团所能达成共识的少数几项重大政策之一。


1913年1月26日的《申报》曾报道过一份上海闸北巡警局张贴的禁烟通稿,内容大致如下:


“禁烟为地方要政,迭经通告居民限期禁吸,惟各吸户存有烟具,亟应一律缴送禁烟局或本局,一并销毁,以清流毒。本局现特设烟具销毁处,嗣后各该吸户,如有烟具速即缴往销毁。如有藏匿烟具,抗不遵缴及故违禁令私吸等事,一经查出,除勒令缴出外,定即拘解检察厅,照例严办,幸勿贻误。”


民国初年,焚毁烟枪的场面


跟着禁烟通吿一起,时常登上报纸报道的,还有不少琐碎的查禁个案。比如住在上海篾竹街筷作弄的沈阿四,家里藏有烟具,然而调查员获悉举报前去查办时,沈阿四却抗法不从,直到有警察前来,才从其家中查出烟具、赌具,并将他暂时拘押。还有人举报裘家弄口的王同顺京货店,有人深夜在楼上私制烟膏,经查办后果然起获灯枪两副,铜锅三只,烟缸、烟盒大小共九只,店主王裕兴被拘。甚至还有巡逻人员在小南门外仓桥街,查见一个老太婆李赵氏身藏两只烟缸,以及烟盒、烟泡等物,随即被收押至巡警总局讯办的例子。


这些案例的存在,尽管证明了民国时期禁烟力度的严密,但也侧面反映了吸食鸦片现象在全国的泛滥程度。


而比禁烟政策的提出更难的,还有这一禁令的执行。在风风火火执行禁烟令的过程中,不断有禁烟者凭借搜查烟土为名,实行敲诈勒索,甚至人身伤害的现象发生。《申报》曾登过一篇《讨常德禁烟委员》的文章,就批判了常德禁烟委员詹润霖,以禁烟为名搜索妇女身体,探及下体,最终逼毙人命的案例。


吸食者上瘾,经营者抗法,执法者腐败,层层暴露禁烟政策的困境。到1913年后半年,二次革命爆发后,禁烟政策便逐渐走向废弛。


4.


总的来说,国民党执政时期,尽管严打过鸦片,但国人吸食的情况依然没有得到大的改变,日军侵华期间更是愈演愈烈,侵略者们鼓励中国人种植和吸食鸦片,以此瓦解国民意志力。


伪满时期,东北鸦片专卖署


至于鸦片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消失,还是从49年以后开始。


上世纪50年代起,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在全国展开,政府强制禁止大烟买卖,把烟民关起来强迫性戒烟,抓毒贩、禁运、打击走私……加上战争结束初期国内物资的短缺,客观上为禁毒行动制造了条件,虽然过程难免痛苦,但仅三年后统计的中国烟民的数量,就已经急剧减少。


到60年代时,戒毒禁毒的效果已经颇为显著,戒毒成功者不计其数。历时百余年的禁毒史,其中付出了多少血与泪的代价。


直到今天,鸦片这个词,才终于在中国的土地上成为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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