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的陈子昂说过，“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宝，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
的确，作为唐代规模巨大的物资集散中心，财赋主要供应区，全国工商业第二繁荣的城市，巴蜀地区从古至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巴蜀地区的繁荣得益于三个传承千年的“支柱产业”。这三个产业让成都得了“扬一益二”的名号，让成都成为了唐朝的陪都，让成都有了种类繁多的“市”（类似于商品交易会）。
这个三个产业就是：蜀锦、酒与印刷
01 蜀锦产业
四川地区古称“蜀国”或者“巴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少有人提及的称呼：“蚕丛之国”。
所谓“蚕丛”，我们知晓这个词是从李白那首著名的《蜀道难》中“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得来的。
蚕丛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蚕神，也是传说中蜀国首位称王的人。按照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位养蚕的专家，后来蚕丛为了养蚕事业。率领部族从岷山搬迁到了成都居住。
在出土的青铜器中，“蚕丛”是长这样的。
神话故事中的人物是否存在我们暂且不论，但是这倒是变相地说明了蜀地桑蚕丝绸业历史悠久。根据可考的史料记载，蜀锦兴于春秋战国时期，盛于汉唐时期，距今已经两千多年的历史。
朱启钤曾在其《丝绣笔记》中记载道，“盖春秋末时蜀未通中国，郑、卫、齐、鲁无不产锦。”又云，“自蜀通中原而织事西渐，魏晋以来蜀锦勃兴。”
时间来到三国时期，蜀国的丞相诸葛亮曾把蚕桑生产作为了国家的支柱产业。因为当时蜀国生产的蜀锦不仅是重要的流通商品，同时也是蜀国军费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一点在《太平御览》中曾有记载，“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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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后的几个朝代中，蜀锦一直都是蜀地的重要流通商品之一。
蜀锦技术在唐代有很大的进步，除了传统的对称图案，几何图案以外，还有团花、龟甲、格子、莲花、对禽、对兽、斗羊、翔凤、游鳞等各种新奇图案。此时的蜀锦已经承担起对外贸易的重任，远销到日本、波斯等地。宋元时期的蜀锦更是在图案上和质地更加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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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蜀锦的繁荣在明末时期的动乱中戛然而止，张献忠的屠刀让巴蜀地区十室九空，直到“湖广填四川”之后才缓过气来。
万幸，蜀锦在清代得到了恢复和提升。一方面蜀锦受江南织锦的影响，产生了月华锦、雨丝锦、方方锦、浣花锦等多个新品种，一方面织锦机更加大型化和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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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有一首竹枝词是这样写道，“水东门里铁桥横，红布街前机子鸣。日午天青风雨响，缫丝听似下滩声。”
若上面这首竹枝词只是写意的手法描述当时蜀地织锦的盛况，那么《皇朝续文献通考》记载的这一段则更为详实具体，“成都有机房二千处，织机万余架，织工四万人；丝织品占全川总额百分之七十”。
宣统元年（公元1909），蜀锦参加南洋博览会，获得“国际特奖”；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蜀锦获南洋博览荣获国际特等奖；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蜀锦获在巴拿马荣获金奖；宣统元年（1909年），蜀锦参加南洋劝业会展览，博得国际好评，荣获特等奖；民国二十八年（1937年），蜀锦在美国纽约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东方美人奖；1980年，蜀锦月华锦、雨丝锦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部名牌产品奖；2009年9月，蜀锦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盛极而衰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在一系列的奖项和荣誉将蜀锦捧上高位后，它也就只能被束之高阁了。
与南京的云锦、苏州的宋锦、广西的壮锦一起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的蜀锦，如今也面临着断代与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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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锦织造技艺繁复，学习起来难度高且就业难，这就造成了如今愿意学习这门手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少到几乎会断代的境地。现在从事蜀锦织造多为一些的老人，年轻人极少。而且对蜀锦织造技艺各工种、工序全部精通并能实际操作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当老一辈匠人将蜀锦技艺带入土中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这门传承千年的手工业几近消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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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若干年以后，蜀锦不会只出现在博物馆里。
02 印刷产业
印书业是古时成都最富特色的手工业之一。
成都历史悠久，历朝历代都是我国的西南重镇。成都的“重”除了地理位置和经济，其中有一“重”是体现在文化方面。印刷业较为发达。成都印刷业早从隋唐起就名声在外，是全国有名的刻书中心，这自然与蜀地浓厚的文化氛围有着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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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成都印刷业的“客户”主要来自三个方向。
一是来自官府的订单。官府刻书的“订单”以地方志为主。根据资料记载，康熙二十五年至光绪十五年（公元1686年至1889年），四川省及府、州、县志书的数量就高达400余种，每个种类刻印副本数量不等，绝大多数都刻印于成都。
第二类订单是来自道观和寺庙。这两者历来有刻书赠书的传统，无数的佛经和道家经义被刻印出来散布民间。其中最著名要数二仙庵在光绪年间刻成的《道藏辑要》。这套道经刻制历时十余年，耗费了梨木一万四千多块，收录了314种著作，合计513卷、245册，成为道经集大成者，大部分雕板至今犹存。
第三类订单则是来自书院。彼时著书立说是文人的传统。在文化氛围尤为浓厚的蜀地，书院刻书也达到难以想象的繁荣。著名的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存古学堂等都曾设立书局刻印书籍，其中部分书版至今还存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内。
蜀地印书业的繁盛可以追溯到唐代（8世纪中期）。1944年曾在成都望江楼附近的唐墓出土一本《陀罗尼经》，经书边上有一行汉字题为“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此经咒所题的“成都府卞家“便是唐朝成都著名的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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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成都的刻书业可以说因佛经而兴盛。彼时成都佛教盛行，大慈寺、文殊院、昭觉寺、宝光寺……一系列著名的寺庙让成都的佛教空前繁荣，自然对佛经的需求量巨大。彼时成都的造纸和印刷术发展迅速，曾经还是最早发明和使用雕版印刷术的地区。上文提到的卞家曾印制过一本《陀罗尼经咒》。该经书便是世界现存的最早的印刷品之一。成都的印刷业发展到唐代后期，印刷品已经遍布全国各地。
初宋时期，世界第一部佛教大藏经《开宝大藏经》共5048卷在成都问世，为后来各种佛藏的祖本。两宋时期，四川印刷业已然是中国之首。诗人宋祁在《成都》一诗中写道：“此时全盛超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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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来到了元代，彼时受大环境影响蜀地的印刷业落入了低谷。到了明朝也是先扬后抑的局面。在张献忠的屠刀和清人的铁蹄下，四川的书肆书铺书局被毁去十之八九，直到乾隆时期才慢慢恢复元气。
这时蜀地刻书业的订单来源发生了一些变化，彼时的大客户佛教已经沉寂，更多的订单来自民间。根据《四川省志·出版志》一书记载，清代出版的图书涉及面很广，从诗词文集到启蒙图书、从戏剧唱本到医术农书。
这些来自民间的印书订单一直支撑着四川的印刷业。清末的《成都通览》一书中记载，当时市面上所售书籍从传统的“四书五经”、史志到各类教材，军事医学农学书籍应有尽有。品类丰富程度已经和现在不相上下了。
四川印刷业发展变相的是一部中国社会和经济变迁史。
唐时成都地区印刷业繁荣是因为其经济发达，造纸业亦是十分发达。而后四川地区也没受到战乱影响，反倒成了唐代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而元代，清末民初的混乱局面，自然也引得四川的印刷业凋零。到了清末民初时候，四川印刷业的大客户佛教衰败，自然大部分订单转向民间也是不无道理的。
03 酿酒业
中国是世界上酿酒历史最早的国家。
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就酿制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粮食酒，彼时的僰人酿蒟酱就有“酿酒三千年，僰人开先河”的说法。所谓“蒟酱“就是白酒，僰人主要活动区域为珙县（今四川省宜宾市辖县）。所以说川人是世上最早开始酿酒的也不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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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僰人酿蒟酱“还是一种推测，那么川酒兴于汉代则是有”三星堆“做详实的佐证。大量距今3000年前至3500年前的陶酒器横空出世，从酿造、贮藏到饮用的酒器一应俱全。
而后彭县竹瓦街两次发现战国青铜器，出土有尊、觯等酒器10多件；绵竹出土了战国中期的铜、提梁壶等11件，后来这里还发现了一块“永明五年”的南齐纪年砖。推断出绵竹地下酒窖池建造年代应不晚于南北朝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这些遗址和出土的文物都对四川的历史进行了反证：至少在2400年前四川地区已开始规模化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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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众多'中国之最'中，有三项是世界公认的。一是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术，二是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货币——交子，三就是拥有世界上最早的白酒酒坊。
据史料记载，蜀地的酒业没有如上述蜀锦和印刷业有过中段和衰落的时期。无论是唐宋还是元明，乃至清以至近代，巴蜀之地的酿酒业一直都是全国执牛耳者。北宋中期当朝者曾在成都设立二十八处'酒务'，统制酒业实务。每年征收酒税高达40万贯，位居全国税收之首；而到了南宋时代巴蜀地区的酒税更是高达690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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