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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逃离”孩子的时候,是谁还在对他们保持耐心?


作为一个手机不离身的现代人,我会遇见各种社交网络段子,比如关于育儿的吐槽:“带娃半天,秒变后妈”、“好妈妈的唯一秘诀就是‘装’:装得很喜欢和孩子在一起”、“小长假结束,妈妈们掩饰住内心的仰天大笑,飞奔到工作岗位,因为终于逃离娃的魔掌了”。

 

这些段子很机巧地搔到了大家内心的痒处,可以用来消解生活中的无奈和愧疚,所以很受欢迎。的确,想要逃离孩子、逃离育儿的繁琐劳务,常常是父母们的真实心情。

 

我记得以前上班时,周一在公司食堂吃早餐,当了妈妈的女同事们就会神采奕奕地相互交流:“周末带小孩要累死了,上班就是来充电了。”还有一个家有两个孩子的女同事说:“每天下班,我都要在车库深呼吸几次,才有勇气回家,因为面对两个小孩实在太累了。”

 

以前,男人大义凛然地逃离,把所有和孩子相关的工作留给女人,现在女人也可以逃离了,因为她们也有自己的职场和去处——这固然是很了不起的进步,因为男女都有选择了。

 

不过孩子呢?当父母们都想要快点离开“孩子”这个“麻烦”时,是谁在按照他们的育儿理想照看孩子呢?

 

我们这一代自诩为“终身学习型父母”,个个摩拳擦掌,要按照“科学、民主、包容、有爱”的方式养育孩子,可就如我的一个朋友说的,“我的空余时间都用在了看育儿书和听育儿讲座上,真正和孩子朝夕相处的,还是我家的保姆。”

 

我自己呢,在有了孩子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很精明地借鉴了职场上的“外包”策略,请老人和保姆帮我处理一切我认为低技术含量、我不愿意重复做的事(比如一天换n次尿片,做辅食喂辅食,洗澡穿衣,等等),我则拿出一天中精神最饱满的两个小时陪孩子做游戏、念书、互动,等等。所以我一直是个很温柔很好脾气的妈妈——因为我选择接触到的,是育儿中最精华最有意思的一面。

 

同时我也像个高屋建瓴的管理者一样,指导我的家人和保姆各种育儿理念,嘱咐他们“要对孩子这样做”、“不要对孩子那样说”,然后就转身投入到对自己“梦想”的全情追求中,心里激动得很:有了孩子以后,大块的专注的时间是多么宝贵啊。

 

我很清楚,我有意规避了育儿中最难啃的骨头:长时间的体力与心理的双重消耗、陪伴幼儿数千数万次重复的“无聊”探索、随时回应孩子琐碎而海量的需求以至于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

 

我也知道我不是单独一个人,许多父母都和我差不多,因为我们手头有太多重要的事了。说得直白点,我们舍不得花很多时间在孩子身上,那会让我们焦虑恐慌,让我们感觉失去了很多大好机会。特别是:我们受了这么多年教育和专业训练,难道就是为了每天趴在地上给孩子捡沙发下的玩具、在路边陪他们坐他们感兴趣而我们觉得奇丑无比的摇摇车?想想都不值啊。这些事明明可以找人替代我们做的啊——那些不像我们这样能做高技术含量工作的人啊。

 

我对自己还是诚实的,我知道很多时候是我自己(而不是由于外力迫使)不想去做那些事,它们让我感受不到太多价值和意义(陪伴孩子当然有意义,但陪伴时间超过两个小时,这种意义就被稀释得几乎看不见了),那些事常常让我的心绪漂移到其他的事情上——比如刷手机,比如构思我接下来的写作计划。当然没有父母会对孩子说:“因为我不想一天到晚和你呆在一起,所以我很开心我可以去工作。”父母们会修饰一下,顺便安慰自己:“爸爸妈妈有很重要的工作,所以不能陪你啦,爸爸妈妈在为了你努力打拼、变成更好的人!”

 

因为这份诚实,我还是会很留意观察,那些父母带一两天就忍不住要“逃离”的孩子,到底是谁在长时间陪伴他们呢?

 

首先当然是老人了。小区里推着婴儿车的、看着孩子的,十有六七是老人。而且说实话,我发现老人的陪伴更为投入。父母嘛,就是那些随时随地在看手机的人,只要孩子能单独做点什么事(坐摇摇车、玩沙子),就立刻掏出手机了,所以父母对孩子的呼应和需求,通常是没怎么留意,要么就是敷衍了事——从父母(尤其是父亲)的神态看起来,他们总是正沉浸在一件遥远的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事情上。

 

老人们倒是有一些很有兴致地和孩子玩很“无聊”的游戏,比如围着滑滑梯转圈跑啦、不厌其烦地拨动摇铃上的小球啦、跟着孩子屁股后头看玩具车碾过的泥土痕迹啦……而且老人们的表情通常是平和的、笑眯眯的,看得出,眼前的一切就是他们所享受的,他们没有火急火燎的要赶去做的事。

 

“隔代亲”是很好理解的,人老了,随着野心的隐退,也许就看清楚了许多“追求”的虚妄,于是回归了对日常细碎生活的珍视,尤其是重新发现了孩子身上的天使光环(在他们年轻时做父母时,可没这么容易发现,总之一代又一代都是这样的)。他们的心更软,更容易看见孩子细微的需求,也更不忍心拒绝他们。很多人说老人溺爱,我倒觉得,也许一些教育观念和方式有待商榷,但老人对孩子的爱是毫无保留的、真挚的,是孩子感受这个世界温暖的重要来源。我经常看见,孩子们和带他们的老人,对着一只气球、一片糖纸、一个水印,哈哈大笑,或者在阳光下安静地打盹,完全不在乎时间的流走,这和中年人总是等着去做“更重要的事”、希望“短平快”地解决孩子问题的心态,还是很不一样的。

 

日本精神分析师河合隼雄说:“老人与孩子有着不可思议的亲近性。孩子来自另一个世界,而老人马上就要去另一个世界了。两者都与另一个世界相近,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在青年和壮年忙着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时,老人和孩子被这种不可思议的亲近性连接在一起,互相庇护,彼此共鸣。”一个证据是,我们大多数人想起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很温暖亲近的,尽管这些老人的很多观点和做法,在父母的角色看来,充满了缺陷,甚至是“愚昧”,然而孩子们似乎会完全忽略这些,只记住了满满的慈爱(当然孩子是很灵敏的,如果老人并不喜欢孩子,那孩子也会永远记得)。

 

除了老人,带娃主力就是保姆了。保姆们多是30-50岁的女性,高中以下学历。现在总有人说保姆工资高,过得比小白领还好,可是我也没见有小白领转行去做保姆的,可见保姆这个工作并不好做。尤其是住家保姆,几乎是出卖了所有的个人时间。很多保姆自己也有孩子,她们也是长时间离开家庭和孩子,出来工作挣一份钱。育儿嫂是保姆里的细分工种,主要职责是带孩子,很多中介机构都“培训”育儿嫂,工资也比一般保姆高很多。可姑且不说这些培训的含金量,就算是一个具备专业知识的育儿嫂,最大的隐患仍然是耐心问题:很多父母都会打骂亲生孩子,保姆或育儿嫂的耐心又如何保证呢?

 

有的家庭会安排一个老人在家“监督”保姆,有的家庭没有这样的条件,就只能纯“裸奔”了——纯粹凭保姆的良心,赌她不会粗暴对待或虐待孩子。我的一个朋友,夫妻双方都是朝八晚七在外工作,其间保姆一个人带半岁的孩子,他们从保姆平常的言行举止和孩子的状态来判断,“应该还是可靠的”。他们也没有在家安装视频监控,因为监控范围有限,而且保姆也会经常带娃外出,“还不如信任保姆,维持和保姆的良好关系”。后来陆续出了一些保姆虐童新闻,周围的同事也说,自家保姆的很多不当行为,都是在安装了监控以后发现的,我的朋友也开始动摇了。“究竟要不要安装视频呢?”他在我们的一个父母群里问。

 

我们这些父母就开始讨论:究竟什么算不当行为呢?事实上,当父母们决定离家工作,把孩子的一整个白天十二个小时都交给一个非亲非故的保姆,就是在心里默认了一些不太离谱的“不当行为”的存在空间:比如带娃期间看手机、看电视,孩子哭了没有及时抱起来安慰、勺子掉在地上又捡起来再用,孩子调皮时用力拽孩子……因为父母们大致清楚:如果自己在家带一整天娃,也可能会这样啊;那种时时刻刻都温柔、专注、细致地对待孩子的画面,真的是真空的理想状态啊。

 

还有一个朋友抱怨,保姆总是不注意培养孩子的独立性,比如说喂饭,她多次强调,要让一岁多的孩子自己吃,哪怕撒得到处都是饭菜。一个当全职妈妈的闺蜜就说了:“你这对保姆的要求也太高了,你先试试,你能不能忍受几次孩子自主吃饭的恶魔时间?”她说我们这些把娃抛给别人带的妈妈,总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什么要呵护孩子的探索欲啊、自主性啊,“这些理念,我都觉得特别好,可轮到我一个人从早到晚带娃的时候,我就希望孩子能稍微消停点,不要闹幺蛾子。如果我不在家带孩子,我也可以要求别人这样做,可我现在就知道,让一岁多的孩子自己吃饭,是多么劳心费力的一件事!你们这种带一两天孩子就逃走的,根本不知道带孩子的常态是什么啊!”

 

我的那个朋友反省了一下,也接受了这个事实:教育幼儿,培养孩子的习惯和性格,是父母的首要责任,如果父母自己都觉得“麻烦”,就不要指望其他人有这样的耐心。

 

保姆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低,良莠不齐,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很大,我在小区里观察过许多保姆带小孩的情况,整体看起来,大部分保姆是“例行公事”,这就是她们的一份工作,能把看得见的地方——主要是些体力活(照顾孩子吃、穿、睡、溜达)做完,就是很不错了。至于育儿工作中更隐形的更高附加值的付出,比如充沛的爱、循循引导的耐心、开阔的视野、滋养的心态,对于自身都挣扎在生活困境与矛盾中、甚至感受过许多社会歧视的保姆群体来说,真的是强人所难了。

 

在老人和保姆之外,孩子的最后一个去处就是幼托机构了。我自己就是两岁上父母单位的幼托,后来又换了一家公立幼儿园,直到五岁上学前班。在这三年的幼儿园时光中,我记得的事很少,但有个大致的感觉:老师们并不喜欢我,可能我是老师容易忽视的边缘孩子(比较害羞),也可能是老师的精力有限,印象中没有一个老师和我单独互动过(我甚至记不清那些老师),我只是完全顺从地参加各种集体活动,或者就是玩自己的。我也没有遭受过老师的打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睡午觉时,我特别想上厕所,但老师很生气地大喊:“谁也不许说话!谁不睡觉我让谁罚站!”我吓得不敢做声,结果拉在了裤子上。

 

如今大城市的幼托机构比我们小时候的硬件好很多了,宣扬的教育理念也是五花八门,但我最关注的,还是幼师们的状态,因为我仍旧记得小时候的感觉。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是“高大上”,只知道好玩不好玩(一个破落的建筑很可能是他们的超级乐园)。但孩子们最敏感的,是周围的人对他们的态度。从我的经历来说,我不认为幼托机构比家庭教育好。但很多家庭也没有人力带孩子,那么幼托就成了一个还算不错的选择,这至少可以解放父母。

 

我为孩子挑选幼托机构时,发现家附近针对三岁以下儿童的幼托机构并不多,唯一一家还不错的,早就没有名额了,这就是目前父母们的现状:你能挑选的余地很小;要么你自己带孩子,要么就别太挑剔。

 

后来我选了一家硬件一般、但师生比高、老师们看起来挺有耐心的早托,把孩子送了进去。在这个过程中,我碰到了好几个孩子的妈妈。其中有一个一岁半的小女孩,刚进去的第一周,我每天都看她哭得撕心裂肺,我简直不忍心听,但她的妈妈很淡定:“没办法,我必须要去上班。”幸好一周以后,我看到这个小女孩越来越活泼快乐,她的表情轻松自然,说明适应得很好。但我也会想,如果孩子就是不适应呢?家长不会因此全职在家带娃。从这个角度看,也不会有“不适应”的孩子,因为孩子不得不适应。

 

前段时间“三色”幼儿园出丑闻时,有人感到匪夷所思:没出事的其他班的家长仍然带着孩子照常去上这个幼儿园。有个孩子的奶奶说:“现在风声这么紧,老师肯定不敢再怎么样了。”听起来有些荒唐,但其实所有家长都是和她冒着同样的风险:幼儿园不一定会善待你的孩子;而且概率上都是差不多的。在幼儿园资源如此紧张的现状之下,父母们怀着“不会轮到自家孩子”的侥幸,继续日常的工作和生活。

 

教育专家三川玲一针见血地分析过,如今幼师的收入和素质,远远低于很多家长,这就决定了幼儿园的整体质量,不可能好到哪儿去。“你月入五万又如何?还不是要把孩子交给月薪三千的老师?”

 

的确,和其他工作比起来,偏低的收入根本无法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去做幼儿教育。有很多网友说,在他们家乡,只有那些不读高中、考不上大学的小太妹才会去读幼师中专,然后出来教孩子。与此相呼应的,则是整个社会对幼儿教育的滞后认知:没水平的老师才去教幼儿园,教育程度高的老师都去教大学了。我有个堂姐辞掉大学的行政工作,出来做幼师,遭到了家里长辈的一致奚落:放着大学生不教,和话都说不清的小娃娃混在一起,这不是自甘堕落吗?

 

所以我不知道我家孩子的老师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工作的。一方面,家长们对他们客气,仰仗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好一点,另一方面,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并不高,很少有人发自内心地认为:能够把一个小娃娃照顾好、教育好,是一件很了不起、很有技术含金量、很有价值的工作。

 

我之前的想法不也显示了我的傲慢和轻视吗——“这些事明明可以找人替代我们做的啊——那些不像我们这样能做高技术含量工作的人啊。”我也把育儿工作中的事务分为三六九等:带孩子去旅游见识世界、读绘本学英文,就是高级的;引导孩子如厕,给他们擦屁股换尿片,陪他们坐摇摇车,就是低级的、无聊的。可是,对孩子的陪伴与教育,怎么能进行如此势利的割裂?我这样的势利与割裂,是否也是这个时代精神的代表呢: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进化到认可和尊重那些无形的高附加值的劳动价值,我们仍然信奉“时间就是金钱”,不要将其浪费在产出结果不突出的事务上。

  

随着我带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多,我意识到我的错误:育儿中许多重复性的工作,虽然不需要什么专业门槛,然而,也正是其琐碎与重复,因而对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有极高的软性要求:耐心。这样的耐心,源自对幼儿的真心尊重和对幼儿心理规律的熟练掌握,而这些,实际上是很有技术含金量的,也是很有价值的。但这样的价值,不能很快很直接地显现出来:一个孩子的成长,一颗心灵的吸收与舒展,很难用“效率”来量化。

 

在一份需要爱和耐心的工作中,爱和耐心本来是最奢侈、最宝贵的,可也因为它们难以标价,反而会被我们这个时代注重明码标价的“鄙视链”所轻视。我们共同造就了这样的环境:我们并没有学会去尊重那些原本很有价值的劳动。有时候我们因此轻视他人,有时候我们因此轻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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