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西汉初年的汉匈战争，最常被拿来说的例子是两个：“白登之围”和“冒顿单于致信羞辱吕后”。
两个情节曲折的故事，再配上汉朝长期施行的和亲政策，送女人给蛮夷换取和平的屈辱，借以撩拨男性观众们的神经，最后得出一个看似正确的结论，就是汉初曾经患上“恐匈症”，这个病，直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才得以根治。
这样的故事，如果再加上“弱宋”的岁币和蒙古骑兵横扫欧亚的威能，足够成为某些一知半解者笃信的定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
很多人写汉匈关系，都会把“和亲”视为“白登之围”的直接后果，甚至连吕后时代冒顿单于写信要吕后下嫁，吕后想发兵击胡，都因为“白登之围”而遭到群臣的反对，看起来，这次战役，似乎成了汉王朝的百年伤痛，简言之“吓坏了”只能和亲。
而这个“顺畅”的逻辑其实是汉武帝的政治宣传，《汉书·匈奴传》：
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是岁，太初四年也。
汉武帝引用的典故是《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
“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
要知道，这已经是卫霍封狼居胥之后，匈奴单于屡次求“和亲'被拒，朝堂上普遍提出要让匈奴“臣属”的时代，汉武帝再次提到“复仇”，作为强者还要强调自己曾是“受害者”的身份，真是很有趣味的事情。
不过，在今人眼中，比如《汉武大帝》中刺激得嗷嗷叫的“和亲之耻”，和白登之围的关联，根据就是《史记·匈奴传》里写的：
（白登之围后）汉亦引兵而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
看似因果紧密，但实际上后面还紧跟着另一句话：
是後韩王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倍约，侵盗代、云中。居无几何，陈豨反，又与韩信合谋击代。汉使樊哙往击之，复拔代、雁门、云中郡县，不出塞。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於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後燕王卢绾反，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
也就是说，在白登之围后，一直到陈豨反叛，樊哙平叛，收复代郡、雁门、云中之时，因为匈奴屡屡侵盗，汉高祖刘邦派遣刘敬奉宗室女公主和亲。
要知道，汉高帝讨伐韩王信在汉高帝七年秋，罢兵经东垣、邯郸、洛阳归长安，则在汉高帝七年二月（汉初以十月为岁首）。
而陈豨反叛，在汉高帝十年八月，战争一直延续到了汉高帝十二年冬，樊哙军卒追斩豨於灵丘。（《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换句话说，差了3年有余。
“后”燕王卢绾反，又说明，和亲之约一定在上述时间区间内，那么，到底是哪个时候？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汉高祖到底是在平城被匈奴骑兵“吓怕了”，还是被匈奴频繁入塞掳掠“烦死了”。
很多人倾向于“吓怕了”，那么，刘邦应该越早向匈奴低头越好啊，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二
汉朝的和亲使者刘敬在汉高帝七年冬，被刘邦关进了广武的监狱，在他的《列传》里，又有这么一句话：
高帝至广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
这句颇具战国纵横家色彩的话，看起来好像刘邦在平城战败后，立刻直奔广武，赦免了刘敬，并采纳了他的策略。
但是，我们知道，在白登之围后，刘邦的退兵路线是代郡—曲逆—东垣，然后又经邯郸，过洛阳，至长安，正好赶上长乐宫落成。
而这句话里，也没有任何任命刘敬为和亲使者的信息，再往下看，才是戏肉：
高帝罢平城归，韩王信亡入胡。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彊，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刘敬从匈奴来……“臣原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後，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彊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馀万口。
终于有了一个刘敬完成使命回国的时间参考了，就是迁徙六国豪杰名家的时间，《汉书·高帝纪》记载是：
（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
不过要注意，这个活儿有一个筹备、操作期，不是你提了就能办，所以，《史记·高祖本纪》将这个事儿写作“是岁”，也就是当年办的，开始时间，又安排了一个顶头的参考，就是：
废赵王敖为宣平侯。
这个事儿，根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宣平侯国建立，在高帝九年四月。
也就是说，刘敬从匈奴回朝，至少应在高帝九年四月之前，此时的单于廷当雁门、云中之北，也就是今天内蒙古的中部，走得再慢，仨月也够一个来回了，也就是高帝九年正月，实实在在讲，白登之围在高帝七年冬，就算是正月，接近整2年的时间，汉高祖的反射弧实在有点长，对不对？
二
要说直接原因，更大的可能反倒是代王刘仲，也就是刘邦的亲二哥，吴王刘濞的亲爸爸，在高帝八年九月丙子（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面对匈奴入侵，弃国而逃，废为合阳侯。
代地三郡由于百姓人心不附，怀念赵国的统治，汉王朝处于异姓王靠不住，同姓王守不住的窘境，可不只能是：
数苦北边，上患之。
现实情况是， 代地三郡，在匈奴频频入塞的情况下，对于刘邦而言，完全属于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长期驻军则得不偿失，若弃之不顾则北方防线存在巨大的缺口，无论是太原，还是常山、邯郸，都会随时处于军事威胁之下，新生的汉帝国没有足够的力量和精力来进行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所以，在亲哥哥弃国而逃的情况下，刘邦甚至有将亲生嫡女鲁元公主嫁给冒顿单于的计划，这种“和亲”的“诚意”，让后人不得不理解为他被冒顿单于在白登揍怕了，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因为战败而“震怖”，恐怕也不会等2年之后才提出和亲之议。
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他对于北方日益强大的陈豨势力有所警觉，进行的“伐交”战略，在一连串政治手段解决掉赵王张敖，稳固邯郸基地的同时，以外交手段收买匈奴，使其短暂“中立”，才有了之后对陈豨势力讨伐的胜利。
要知道， 哪怕如此，对陈豨的平叛战争，也从高帝十年持续到了高帝十二年，蔓延至常山、代郡、雁门、云中等四郡，甚至连汉高祖自己都庆幸陈豨没有先拿下邯郸，也就意味着，这场北方战争的胜利实在算不得轻而易举。
这种情况，与我们读史书时普遍感觉到的，好像项羽死后，刘邦的天下唾手而得是完全不一致的，而之所以有这种错觉，很大程度上因为史书记载的详略，缺少故事，但历史真实的惨烈，却并非如此。
而吕后时所面对的羞辱，《汉书·匈奴传》里这么记载：
考惠、高后时，冒顿浸骄，乃为书，使使遗高后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问季布，布曰：“哙可斩也！前陈豨反于代，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且夷狄璧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谒者张泽报书曰：“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冒顿得书，复使使来谢曰：“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因献马，遂和亲。
这段故事里的戏剧化描述，三解不多解释，只看上面吕后的反应，“大怒”、“召丞相、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也就是说，吕后并不畏惧匈奴，而是想直接动手。
而季布的劝谏，着眼点是两个，一个是刘邦被围时，樊哙不能解围，换言之，樊哙能力不足；另一个是，战争创伤还没抚平，樊哙的提议会“摇动天下”，也就是说，伤及内部休养生息的稳定。
所以，重点并不是汉朝“打不赢”，而是“没必要”，尤其是没有必要因为“恶言”而开战，其实就是《孙子兵法·火攻》中说的：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而冒顿单于本身的反应也说明了，他的书信只是试探，如果能够逗引汉军出兵，那么，“摇动天下”的目的也就达成了，汉王朝很可能重新恢复分裂，这也是冒顿单于的“上兵伐谋”，当计策失败，立刻低头，献马，和亲。
说到底，冒顿单于的“白登之围”和“羞辱吕后”，都是基于汉初中央与诸侯王脆弱的政治平衡而施展的政治手腕，硬桥硬马的“干”，他知道自己的帝国欠着火候。
四
事实上，在休养生息初见成效的汉初君臣眼中，匈奴从来都算不上汉王朝的大患，其军事力量更是摆不上台面。
见《汉书·晁错传》：
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十击一之术也。
这里是汉文帝时晁错的一道上书，里面谈到了匈奴和汉军的长技，匈奴有三，汉军有五，非常有意思的是，匈奴的长技并非我们理解的“平原无敌”的蒙古骑射，反而是：
能爬山越溪的良马，也就是越野能力；
山川谷地往来驰射的骑术， 也就是山地作战能力；
顶风冒雨抗冻挨饿的坚忍，也就是持续行军能力。
反倒是平地冲锋、弓弩对射、或是下马格斗这些真正的战阵对抗，全都是汉军胜出，最后说起数量，汉军完全是以十当一。
说的直白点，此时的匈奴骑兵与后世能骑射骚扰，也能重骑兵冲凿的蒙古骑兵根本不是一个物种，反而更像先秦时代的山戎、北宋西军面对的横山蕃部，翻山越岭你不行，真刀真枪我不行。
之所以如此，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里已经写得很清楚：
兒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
匈奴的兵员实际上就是普通的牧民，依靠他们的生活技能来从军作战，而他们的武器则非常落后单调，长兵，也就是及远的武器就是弓箭，短兵，也就是肉搏武器则是刀和鋋，即短矛。
从考古发掘来看，匈奴的弓多木质，上有华丽的装饰构件。由于木头容易腐朽，目前还没有发现完整的匈奴弓，大多是一些残留的弓饰件，具体形制无法得知。但根据弓腐朽后残留的痕迹看，其最大长度可达1.3米，而箭头材质则多种多样，有铁、铜和骨质，其中铁质的箭镞占多数。
在短兵上，除了缴获或者仿制的汉式环首刀，匈奴人自己的“鄂尔多斯式”刀都非常短，一般长度都只有20—30厘米，早期的匈奴剑也不长，一般也只有20—30厘米，不过由于匈奴人和西域、中原都有长期接触，后来也开始拥有近一米的长剑。匈奴人使用的肉搏武器还有短矛“鋋”，可击刺也可投掷，类似中原戈的鹤嘴锄，以及各类狼牙棒。
至于说甲胄，匈奴墓葬中既有中原式的铁扎甲，也有斯基泰式的青铜鳞甲，更有意思的是，由于材料获取的不易，匈奴人还有木甲装备，比如匈奴统治下的北方的丁零人往往用木板保护手臂和腿部，甚至做成高高的风帆状物来遮挡箭与寒风。
考古发现的“混搭”风武器装备，恰恰说明了匈奴人根本没有形成统一的装备后勤体系，仍是牧民自备，这种自备装备的制度，自然只会向贵族倾斜，类似于古罗马人眼中的高卢人，小部分贵族穿着精良的铁质铠甲和铁长剑，大部分部落民却只是穿着一身布衣、皮袍就上阵了，面对装备统一、防护严密的汉军精锐，只能是一盘菜。
五
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了现在网上著名金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发明人陈汤的时代，也就是晁错之后150年左右，《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记载陈汤的评价：
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也就是说，在匈奴从汉地吸收了大量文明成果之后，其在军事上也不过稍稍拉近了与汉军之间的差距，由五个顶一个，进步到了三个顶一个……
有人或许会说，这是汉武帝打出来的自信，恰恰相反，在汉武帝之前的晁错口中早有评断（《汉书·晁错传》）：
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匈奴因为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免不了骚扰边境，对于汉地的侵害，也不过主要是对边郡的疾行抢掠，你调兵防备，人多了他就跑，人少了他就来，问题是兵多成本就高，撤了屯兵，他又来，不胜其扰，整体上，晁错算的就是一笔经济账。
所以晁错开出了药方，就是移民实边，或者说用厚利诱民实边，最终兵民一体，抗拒游牧人的抢掠。
今人看史书就能发现，虽然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匈奴入塞的记载一直到汉武帝时代仍是持续不断，可见被动防御下的汉朝边境仍不安宁。
不过更有趣味的是，在汉武帝派遣卫霍远征漠北之后，匈奴休养十年之后，照样骚扰汉朝的边郡，频率和规模，也没见比之前少，甚至还多一些。
事实上，当我们细读史书，就会发现，在汉初的朝堂之上，对于匈奴的议论并不少，却从没有将匈奴视为能够威胁汉朝存亡的政治问题，算的往往是经济账、面子账，换句话说，它就是个小把戏，恶心，却不可怕。
整体来说，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作战方式，汉初的匈奴人对于汉军只有劣势，这群没有马镫的游牧人，根本不可能完成一千多年后蒙古骑兵那种四成重骑兵的冲击凿穿作战，也就意味着他们在面对汉军时，永远是瘸腿的骑兵，只能靠弓箭和混战来纠缠，哪怕是依靠绝对优势兵力获得的“胜利”，也会承受巨大的损失，比如对李陵的包围。
而这种胜利，多来几次，匈奴人恐怕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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