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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验的人

在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之后,西方哲学并没有因此发生革命性的改变——这多少让人难以理解(当然,这个判断也可能因为我的孤陋寡闻)。如果人是从动物经由连续的演化而成其为人——在达尔文之前,还没有人发现并讨论这个事实——我们关于人的思考不应该有一个大的突破吗?我揣测个中原因或许与西方深厚而广泛的宗教传统有关:即使那些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思想者(我无意称他们为“无神论者”),也未必愿意主动去冒犯信徒们的基本信念,因为这些信徒就在他的身边,是他的父母、兄妹、亲朋或同事——因而尼采一句“上帝死了”成了惊天动地的宣告——大多时候,当神创论者侵入他们的学术领域时,他们才(不得不)给予有力的反击。人的起源来自动物的演化,这种观念已经触怒了整个宗教群体;而要将人的精神世界也追溯到动物的先天本能,这不仅要受到信徒们的强烈反对,恐怕连他们自己也难以接受吧。人自身究竟有没有先验性?人的先验性究竟是一何种存在?它的本质、来源和作用机制是怎样的?它对我们当下的生活和行为正在发生怎样的作用和影响?这是本文希望解决的问题。

本文要点:

    · 阐明了先验性概念

    · 逐一讨论了人的诸种先验性

    · 自私是本体性与生存本能的作用结果

    · 种群亲缘性是协作行为的结果而不是起因

    · 人类拥有共同的文化起源

    · 否定了行为学目的性的先验性

       ◇◇                        ◇◇                        ◇◇

1

何为人的先验性?

康德对先验知识作过如下论述:

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这是不能置疑的……是否有这样一种不依靠经验,乃至不依靠任何感官印象的知识,这至少是需要更慎密地去审查的一个问题,而且是不能立即轻率答复的问题。这样的知识称为‘验前的’(a priori),有别于经验性的知识。经验性的知识是起自验后(a posterion)的,即在经验中有其起源的。

康德认为,经验告诉我们的是事物“如此如此”,而不是事物“不能不如此”。在这里,他不仅揭示了先验性知识的存在,还引入了“先验性”概念和思考“先验性”的方法——或许出于接受汉译版先入为主的影响,本人更愿意使用“先验”一词来表示上面译文中的“验前”。一个简单的例子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康德的“先验性”概念,即:康德不进行思考是不可能的,他思考了“先验哲学”而不发表——也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他作为人的社会性使然。也就是说,除非受到外力阻止,康德不发表他的先验理论是无法想象的。这就是康德所说的“不能不如此”。

何为人的先验性?就汉译意而言,简单地说,先验的大体上就是先天的。“先验”具有西哲词源“先于经验”的意味,因此更符合康德的原意。“先天”是对“先验”的通俗化释义:人生下来就具有的属性当然是“先于经验”的。但人的先验性并不全然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会在后面讨论这一点。

有人用尚未安装任何操作系统的“空白电脑”来类比人的先验性,受到了许多具有理工科背景的思想者的欢迎。比如:同样是CPU,intel酷睿4代以前(包含4代)的CPU及其对应的主板可以安装XP系统,而4代之后的CPU及其对应的主板则只能安装win7以上的系统。这种CPU内在格式、阵列的不同,可以被视为是一台电脑的“先验性”。按照这样的类比,我们似乎可以将人的先验性理解为:通过基因传承和表达的人的先天属性。

但人的复杂性在于,人生下来若不“加载”人类共有的那些世代相传的“虚拟系统”(一种不存在群体差异的“人类文化”),仅凭基因传递的先验性并不能成其为人。比如,一个原始部落的青年即使只接受了最原始的教育,但只要给予教化、训练和示范,他同样可以学会操作手机和电脑,理解并信奉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但是,我们假想一个从出生到成年没有接触过任何人类信息和教化的人,由于婴儿无法独自存活,必须得到其他支持系统的照顾才能长大(如传说中的狼孩),它的主观世界也会成长为与该支持系统相匹配的样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想象它还能学会基于人类系统的技能和观念。可见,人在出生后,还必须接受一套人类最基本的、使一个“动物的人”成为“智人”的“虚拟系统”的塑造。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塑造也是先验的。我们会在后面专门对此展开讨论。

2

人有哪些先验性?

人的身体、性别和个性倾向都是先验的,但这些都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我们也曾接触过某人在绘画、记忆或数学方面具有惊人天赋的事迹,这种原因不明的天才禀赋也是个人独特的先验性,但这些事例极为罕见,且毫无规律可循,我们也只能暂且将此搁置一边。在此我们仅研究人们普遍共有的先验本质。

人的先验性既然包含与生俱来的成分,我们必须将人放在整个生物谱系中来考察这些先验性。因而——在此基础上,人的先验性大抵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人与其他生物、动物共有的先验性,以及人类独有的先验性。

  • 人与动物共有的先验性 所有生物、动物共有的,人一定也有;所有群居动物共有的,人也应该有。因此,我们可以借助研究最原始的生物以及动物共有的行为特征,来洞悉人的这些先验性。我认为这些先验性包括:本体性、生存本能、繁殖本能、亲缘性、经验性。

  • 人独有的先验性 人类在成为智人前,经过漫长的(通常认为约200万年)变异、迭代、演化,最终形成智人独有的先验性,有两种:自我意识和社会性。这里所说的“独有”,并非是指仅有人类才有、其他所有动物都没有——少数群居动物可能具有这两种属性的最初雏形,但仅有人类将这两种属性发展成为可以超越动物本能的先验性。之所以说“可以”,仅表示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必然,即:有时人的社会性可以超越动物本能,有时则不可以——这是人的可塑性的重要来源。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划分是全然人为的,既不表示这两部分在人的先验结构中具有天然的界线,也无意于认为这里列出的先验性是彼此独立、各自为政的,恰恰相反,在一个完整的人身上,动物的先验性和人的先验性是浑然一体、不可分离的,后者并非来自某种变异或突变,而是在前者的混沌生长出来的——此处的“混沌”意在表明,动物的各种先验性是相互交织、纠缠、掩映的,在个体行为中的影响和表达也是幽暗晦涩、混沌不明的。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论断无法进行逻辑上的推演,它来自本人大脑对自身内在思维结构的长期内观与反省,以及对原始生命体的“沉浸式”想象,如同我用语言描述我眼前看到的情形。我相信这不是幻象,任何具有一点演化论常识和冥想经验的人在进行这种内观和想象时,都能得到和我大致相同的结论。

当然,上述说明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研究这些先验性毫无作为,我们根据这些先验性表现出来的倾向、特征进行人为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得到各种先验性的本质观察和描述。

3

本体性

生命体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有严格的“内|外”之别,它的行为总能将自己从周遭环境中区别开来。此处所谓“严格”,并不是说生命体“内”与“外”是完全隔离的,而是“内|外”之间始终存在动态的物质与能量的交换,这种交换具有严格的选择性:生命体总是从“外面”获取自己“里面”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并将自己“里面”产生的不需要的“废物”排到“外面”。这种选择性的根本动因是从外界获取能量和特定的分子结构,以维持生命体物质的耗能逆熵秩序,并完成个体的复制或繁衍。这是一种复杂物质系统全然独立、自发、持续的行为特征。本体性是生命最基本的行为特征,无需意识或应激性参与,只要是生命,其行为便具有这一特征。没有这种行为特征,一个物质系统再复杂也不能成其为生命。

由于是一种最基本的属性,本体性在较高等的动、植物行为中,总是与其他先验性交织体现的。后面在讨论其他先验性的具体表现时,都包含本体性的因素,也就没有必要一一指明了。

4

生存本能

生存本能是具有意识或应激性的生物在本体性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先验性。它仍然是一种生物的行为特征,只是这种行为特征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应激的或意识的行为。我们一般不会认为病毒具有生存本能,它们的行为只是尽可能地维持其本体的存在和复制,对于威胁其存在和复制的因素,它们既不会逃避也不会抗拒,除非它们当中出现了适应这种威胁的变异。但是,我们会认为植物有生存本能,因为它们具有应激性,它们一般具有趋光性,有的还会在割破的伤口处分泌粘液阻止侵入、加速愈合——这都是生存本能的表现。

生存本能即生物自我保全其本体存在的行为特征。不具本体性的生存本能是不可想象的,但生存本能因具有显著、强大的行动力而更为瞩目,它驱使生物为活着而有所作为。我们无法想象一种具有应激性的生物没有生存本能而能生存于世。本体性和生存本能共同作用的效果即体现为生物的“自私”倾向。因此,“自私”只是这两种先验性的作用效果,而不是生物另一种先验本质:人们在观察、思考生物的行为时,由于对生物的本体性和生存本能的作用机制缺乏认知,便将一种主观上的“自私”概念投射其中,于是,一个关于“自私的基因”的观念便油然而生了。有趣的是,汉语“自私”一词恰恰揭示了这两种先验性:“自”即生物的本体性,“私”则表示生存本能的自利倾向。尽管“自私”观念在日常语境中传播语义的效率更高,我们还是要对其“混入”人的先验性的“企图”保持警惕——它的道德意味和价值倾向实在太明显了,我们不得不予以拒斥。

雄螳螂在交配时会任由雌螳螂吃掉自己的脑袋,这种情况只能说明:螳螂的遗传基因里有这样一种先天本能,一旦交配,雄螳螂就会进入一种类似“全身麻醉”的状态,除了排出精子的蠕动,身体将失去所有感觉和行动力,而此时饥饿的雌螳螂就会一边受精,一边开始享用嘴边的美食——只是在这一刻,雄螳螂的生存本能被生殖本能关闭了,并不表示它没有生存本能。

5

复制(生殖)本能

生物学家将生命定义为“复制和演化”,可见复制和生殖本能对于生命现象的重要性。因为“演化”也必须建立在“复制”基础之上,没有数量足够多、时间足够长的复制变异,演化也无从谈起。这个定义将特殊条件下某些晶体的“耗能逆熵”的复制过程从生命现象中彻底排除了。病毒与狮子之间存在演化关系,尽管这种演化关系极为复杂、漫长(可能长达数十亿年);而水晶与望远镜没有演化关系,望远镜技术是演化的,但这种演化与水晶无关,水晶只是光学望远镜的一种材料而已。有人说“复制和演化”无法适用于骡子和阉割动物,这个思考过于简单了:骡子和阉割动物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复制出来的,并且一直处于复制、更新中。复制并不总是意味着繁育后代,它是多组织、多细胞生物维持内在秩序的基本方式。

原始生物(如病毒、原生生物)存在的全部过程似乎只是一个复制过程;许多低等动物(如雄螳螂、蚕蛾、知了、红鲑鱼)的生命可以持续数月或数年,一旦完成交配、繁殖,生命便告终结。许多高等动物生存与繁衍的效率更高,由于从幼年成长为成年成本更高,它们成年后可以多次交配、生育,完成生殖之后“多余的”生命虽消耗资源,却可以照顾种群和后代,相较之下,还是“划算的”。它们的本体性让它们呈现出更加丰富、多样的生命现象,直至演化为人——生殖本能仍然是人类最根本、最重要的先验性,为此“人们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套话,放在此处也十分应景),但生养后代不再是人类唯一的生存目标,个体生存本身以及对个体价值的诉求,成为人类最普遍、最基本的生存内容——这是人的本体性觉醒使然。但是,我们仍然无法想象一种没有生殖(复制)本能的生物存在。

6

亲缘性

活性和适应性再强的病毒也不会攻击自己的同类。它们的分子键具有严格的选择性,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物质分子都不在它们的攻击之列。它们攻击某种特定的生物蛋白或许是偶然的,但不攻击与自己一样的同类却是必然的。因为攻击同类的病毒已经被淘汰掉了。事实上,自然选择对生物亲缘性的筛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今天存在的几乎所有生物都或多或少具有这样的亲缘性,而缺乏亲缘性或发生某种亲缘性障碍变异的个体则持续地被淘汰中。这种自然选择的演化机制和数学原理,理查德·道金斯在其所著《自私的基因》中做了精彩论述,在此不再赘述。简言之,现存于世的生物,不具有亲缘性的物种是不可想象的。

与《自私的基因》津津乐道的基于亲缘性的生物协作观不同,我认为,生物间的协作是生物个体行为在自然选择下达成的结果。具有亲缘性的个体自然容易达成协作,它们在一起的机会要多得多,而且个体样貌、习性、沟通方式等都有利于它们达成协作(同时也导致竞争)。但它们个体间的协作不是因为它们的样貌、习性或基因有多大比例的相似性,而是它们在一起相处的随机行为发生时,有利于相处各方(获得相对生存优势)的行为模式(即协作)被自然选择保留了下来。如果它们彼此具有一定比例的相同基因,则它们的基因在这种协作中得到的放大效应更为显著。因此,种群的亲缘性是个体协作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引发协作的原因。

这一点非常重要。人不是因为血缘而在一起,而是在一起的行为更有利于每个人的生存,不管他们有没有血缘关系——当然,有血缘关系的人在了一起,自然比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在一起的机率要大得多,于是,他们又发展出一套基于血亲关系的观念(文化)体系。但是,当人的共同体大大超越了血亲范围后,又相继发展出同乡、同胞、同种族、同信仰、同志向之类更具包容性的观念体系。但本质上,人类各种协作关系、各种共同体及其观念体系都是行为演化的结果,而不是观念使然——尽管观念反过来会促进或消减这些行为进程。对此,我希望今后有机会另外著文详述。

7

经验性

在动物脑神经系统发展出记忆功能之后,动物不仅依据当下的应激性行事,还可以借助主观记忆的经验进行判断和决策。幼小动物缺乏生存能力,不仅是因为体能弱小,还由于对其身处的世界缺乏经验性的了解。众多关于野生动物的纪录影像显示,动物在成长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既有来自对其亲历事件的记忆,也有来自父母、长辈的示范、传授,以及与玩伴的演练、切磋、交流;动物对自己肢体、感观、爪牙的灵活运用,既有遗传基因提供的能力与本能,又有后天研习、磨练得到的经验和技巧。动物个体在应付环境、寻找食物、躲避天敌的过程中,不使用此前所积累的经验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在讨论保守主义的思想根源时,发现所有人都有一定的保守倾向(但未必是保守主义者),其实正是来自人与动物共有的先验的经验性。

8

自我意识

人的所有属性在全部或部分动物身上都可以找到某种“起源”,没有什么先验本质是人这一物种发生某种变异后完全独有的。记忆、意识、智力、想象、语言、审美、道德……所有这些构成人类精神的元素,在动物身上或多或少、或强或弱都有所体现。科学家发现,部分动物(如黑猩猩、乌鸦等)能意识到镜中的映像是自己,他们认为这些动物具有一定的“自我意识”。不能说这样的推测有什么问题,但要将这种意识与人类的“自我意识”等同起来,还是过于乐观了。人的自我意识不仅能真切感受自己当下的存在,还能对自己内在的所有精神活动进行内观,并对这种内观本身再进行反思。其强度甚至超越了人的本体性,或者毋宁说,人的本体性已迭代、演化为人的自我意识——“超越”在这里即表示这种迭代、演化、“向下兼容”的关系,而不是“替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人的自我意识是人类独有的、高度自觉的本体性,是本体性的觉醒。

部分动物看到自己镜中的映像,可能只是一种感观上的表层意识,它们低头饮水时在水面也会看到类似的情形,它们很少对此表现出惊讶或好奇:看到也就看到了,这种现象在它们的意识中并没有应激起任何涟漪。乌鸦都有梳理羽毛的习惯,但从没有人发现它们会对着水面或镜子这么做。人类婴儿看到自己的镜像则会表现得更为兴奋而好奇,2-3岁的幼儿即会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圣诞帽。如果说镜像试验是鉴别动物有无自我意识的一个简易方法,人类面对镜像体现出来的自我意识,是最聪明的动物也无法比拟的。

9

社会性

很多群居动物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性。它们有一个头领;成员间存在一定的等级;它们合作捕食或躲避天敌,有时为了争夺生存领地而与其他群的同类大打出手……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社会属性。但与人类的社会性比起来,动物的社会属性更接近一种本能,它是动物的生存本能、亲缘性和经验性混合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看似复杂的社会行为不过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如果说个体的社会性存在先天(基因)本能和后天经验两个来源,动物的社会性则更多的是来自动物自身的先天本能,后天经验对其社会性的塑造影响较小,或仅限于记忆范畴。

人的社会性最初(即在演化成智人前)大概也和动物类似,但在人的自我意识渐渐浮现、觉醒过程中,人的群体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后来被称为“文化”的虚拟系统,它是人的群体关于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己相处关系的所有“有用”知识的集合,通过口口相传、代代传承,日积月累,越来越丰富、完备、固化和不可或缺……这种虚拟系统对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人群的组织、秩序以及每一个体的行为范式上,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对人的意识与思维结构进行了全面重塑。也就是说,在人从初生婴儿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过程中,这种虚拟系统既供应了其记忆的知识内容,又造就了其主观世界的基础架构——这种情况在群居动物中却没有发生。后一种作用之于一个独立意识的人,无异于一种先验本质。这就是为什么一个非洲土裔可以学会现代社会的通用电器和观念,而一个(假设)被狼群养大的孩子却不可能学会。因为前者是在人群中长大,获得了使其成其为人的社会性,后者则不是。

可见,人的社会性不仅包含群居动物天生的“合群性”,还有在此基础上、借助“文化”这一虚拟系统生长出来的、人独有的社会性。正如每一棵植物生长于土壤(因而每一棵植物是不同的),同时,每一棵植物也在改善、滋养土壤的成分,使之更宜于植物生长,个人与“文化”的关系也是这样:直立人向智人演化的过程,也是(直立人)动物种群习性向(智人)“文化”演进的过程;智人不是一次变异完成的,文化也不是;智人从动物混沌中渐渐“浮现”的同时,“文化”也从原始蛮荒中渐渐形成。智人与(智人)“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等价的概念,如果某一天智人所有的“文化”被彻底抹去,赤身裸体、目光空洞的人类将顶着它们沉重的大脑回到动物界,从头开始……

这就是人的社会性作为一种后天的先验性的本质。释迦牟尼证悟佛法后不与世人分享,康德思考先验哲学而不写入书中,爱因斯坦开创相对论而不发表,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些将个体创造性融入人群的冲动不是与生俱来的。其它群居动物都不具备这样的社会性,被人养大的狮子仍然是狮子,如果生存条件不那么严苛,假以时日,它仍能够适应野外的生存,并融入某个狮群。而不是人养大的人则不能成其为人

人类源自东非的单起源说已经得到了化石证据和大量基因测序数据的支持。如果人类走出非洲时已经演化为智人(否则智人的定义将重写),那时候智人的“文化”就应该已经具备使人成其为人的所有基本要素。因此,不仅智人基因是单起源的,全球智人的文化也有一个共同的起源

10

自由和目的性是先验的吗?

米塞斯认为,人的行为的目的性是先验的。这也是引起争议较多之处。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发现,人或动物并不存在一种“目的性”的先验性。人的每一个行为都有其对应的一种或多种先验性驱动:失足跌落、发出惊叫,是一种生存本能;一个青年购买一枚戒指向心爱的姑娘求婚,是生殖本能与其社会性结合的行为——这些都可以称之为“目的性”,但并不意味着“目的性”是一种与人的生存本能、生殖本能和社会性并列的另一种先验性。所谓“目的性”,正是对人的行为达成其各种先验性的抽象概括。如果我们说:人的行为都有其先验性的目的——这种表述是恰当的,而且并不动摇米塞斯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关注的重点是人的行为,而不是目的或目的背后的先验性。

同样的,我们在人和动物的先验性中也找不到自由的存在。如果说人的行为都有其先验性的目的,那么,能够达成其目的即可称之为自由,不能达成其目的则为不自由。显然,这是人的理性对人的生存状况的一种判断和评估(类似评估还有“快乐”或“幸福”)。康德对此论述如下:

自由概念是一个纯粹的理性概念。因此,对于理论哲学来说,它是超越的(transzendent), 也就是说,它是这样一种概念:在任何可能的经验里都不可能给出与它相应的事例。所以,自由不可能构成我们任何一种可能的理论知识的对象,而且对于思辨理性来说,它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构造的原则,而只是一种范导的、纯是消极的原则。但是,在理性的实践运用中,自由(概念)却可以通过实践原则来证明自己的实在性(Realität)。

古典哲学的论述总给人艰涩的印象。总之,自由并不是人的一种先验属性,而是人的各种先验性达成程度的一种判断和评估。它似乎只有在人的行为实践中才具有实在性意义:人在饥饿时会希望吃饱,这是生存本能使然;但人在吃饱之后,并不会安于现状,他会希望有配偶、有子嗣,并和他们在一起,这是人的生殖本能、亲缘性和社会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他还会希望接触更多新知识、新观念以满足他的好奇心,他也希望自己的发明、发现和见解能够被其他人了解和重视,这是他的所有先验性|交织、激发、涌现的内在冲动——我们对个人特殊禀赋的先验性还未加讨论,也知之甚少——所有这些基于人(先验)性的、呈阶段性分布的目的都是人的自由的具体内容。人不会停止行为,人的目的也永无止境,人的自由便是一个永远激励人心的渴望。

通过本文的讨论,我们对人性也有了一个清晰的理解。所谓人性,就是人全部的先验性。我们对人的先验性也逐一进行了梳理和讨论,虽不能说条分缕析、万无一失,至少让人的先验性不再是一个语焉不详的概念。希望这些基础性的认知有助于我们对当下各种思潮有一个更为清晰、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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