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斯巴德
译者：黄花非鱼
来源：赖斯曼主义Reismanism
本文共计6199字数，阅读约需要9-13分钟。
译者序：这是一篇罗斯巴德批判科兹纳的企业家理论的论文，对此有几句话不得不说：
1、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罗斯巴德与科兹纳同是米塞斯的学生，同属于奥派，罗斯巴德为什么不把精力用在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而要搞“内战”，当罗斯巴德批判弗里德曼时也会有人以同属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而提出同样的问题。是不是罗斯巴德太好战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限于篇幅只能说，有时候“相近”分支理论中的错误可能会更危险。
2、米塞斯之后，奥派大致分为拉赫曼、科兹纳和罗斯巴德三个分支，他们的观点已经大不相同甚至如在本文中完全冲突，因此，在使用“奥派”一次时，欲指与所指往往未必相同。因此广义使用奥派一次还可以接受，但在涉及其最新进展分支的差异时，奥派是一个所指含混不清的词。
3、企业家理论可以算是科兹纳教授认为的对奥派理论核心贡献，也为德索托等年轻奥派经济学家所继承，不过，如果你认同本文罗斯巴德对其的批判（罗斯巴德还有另外一篇批判科兹纳价格理论的论文），那么你就知道科兹纳在奥派传统中的地位及其理论贡献究竟如何。
4、罗斯巴德在结尾批判了非奥派经济学家熊彼特（很多人将其视为奥派经济学家）的企业家理论，他还有另一篇论文批判熊彼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造性破坏”在国外国内经济学界大行其道，早已成为了热词之一，但如果你深入了解本文的企业家理论，就会知道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真正发挥的作用为何。认为创新就是“新技术、新方法等等”的对创新的浅薄认识无疑是熊彼特的恶劣影响之一，而这种影响的范围、深度和持续性至今仍然极广。
5、本文展现了罗斯巴德论文的一个特色，几千字的文章澄清的问题往往是其他经济学家用一本书，甚至整个学术生涯几本书探讨的，而这种情况在罗斯巴德的论文中并不少见。
柯兹纳教授的企业家理论
因为我对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比对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了解更多，我想把我的评论集中在赫伯特（Hébert）教授论文，具体而言在他对企业家精神的讨论的奥派方面。赫伯特关于米塞斯和科兹纳的企业家概念的区别的讨论和对科兹纳方法的批评都是正确无误的。
米塞斯认为企业家是不确定性的承担者，按照他成功预测未来的程度获得利润，按照他预测未来的偏颇程度蒙受损失。按预测成功的比例获得奖赏的一个明显例子是股票或商品市场。而且，股票或商品市场的投机者，显然按照他们的预测显著不及其投机者同行准确的程度而遭受损失。但是米塞斯指出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和股票或商品市场是同样的情况。购买原材料并雇佣劳动力因而为生产未来产品而发生成本的企业家，期待着他能够将产品卖给消费者，获得大于成本的收入。这恰如股票投机者购买股票，希望并预期股票的价格会上涨，雇主发生成本期望他能够以一个更高的价格出售产品也是如此。
相反，对于柯兹纳，企业家精神简化为警觉的品质;而不确定性似乎与此毫无关系了。在他的演讲里，柯兹纳喜欢强调的类比是企业家是这样一个人，他看到面前有十元钱，警觉于十元钱的存在，过去一把捡起它。警觉的人会迅速捡起10元钱;较不警觉的人需要更长的时间发现并利用这个机会。正如赫伯特提到的，一个问题是这很难解释实际发生的损失;因为对于不警觉的懒汉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是他失去得到10元钱的机会。但怎么会出现他损失十元或更多钱的情况呢？而且，通过强调警觉，柯兹纳是在强调一种认知的品质，将机会作为几乎存在的真实东西来加以感知的品质。但在现实中，任何获利的机会都是不确定的，而非一个实际存在的实体，它总是面临着不确定性。这远非仅仅是警觉那么简单。
举一个可能是对企业家功能最好的文学描述的例子，来自毛姆（Somerset Maugham）的短篇小说《司事（The Verger）》。在这个故事里，伦敦一所教堂的文盲司事因为不能读和写而被解雇。走在大街上找根烟寻求安慰，他发现在附近找不到一家烟草店，于是他决定投资他的遣散费开一间烟草商店。这很接近柯兹纳的“感知机会”，对市场提供的服务不足有所警觉的模型。但即便在这里，事情也并非那么简单。毕竟，这个司事必须预测成本和收入，而且如果他的预测非常错误的话，那么他很可能遭受损失。很可能不需要这样一家烟草店，或者是因为吸烟习惯的变化，或附近同时开了一家新店，或无论什么原因。
即使柯兹纳的最好例子，套利者也面对着不确定性，这一点是赫伯特所忽视的。套利者能够感知一个产品在一个地方卖一个价格而在其他地方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因此他在第一个地方买，在第二个地方卖。但是他最好要加小心。该交易不是瞬间完成的，在此期间可能发生的事情将这看似确定的利润转变为亏损。毕竟，其他企业家很可能对于这个坐等的套利机会远非视而不见，而是知道一些我们的潜在套利者不知道的情况。无论如何，他最好三思而后行。在世界历史上肯定有一些套利者蒙受过损失。
正如赫伯特指出的，米塞斯将企业家的概念应用于承担不确定性的所有情况，而由于劳动者在决定去哪里工作或进入哪个行业的过程中面临着不确定性，因此劳动者也是企业家。但是企业家精神的最重要例子，塑造市场经济中生产的实际结构和模式的驱动力，是资本家-企业家，他们在决定何时生产、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的时候是拿自己的资本来冒险。资本家也比劳动者面临更多的实际货币性损失。
柯兹纳的企业家是一个奇怪的构建。显然，他不用承担任何风险。他是一个自由飘荡的幽灵，脱离实物。他没有也不需要拥有任何资产。他获取利润所需要的只是对获利机会警觉的能力。因为他不需要以任何资产去冒险以面对不确定性的命运，他不可能遭受任何损失。但如果科兹纳主义的企业家不拥有任何资产，那么他究竟怎么赚取利润呢？毕竟利润与一个人的资本的价值增加只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损失反映的是资本资产的损失。预期股票价格上涨的投机者用钱去购买股票;股票价格的上升或下跌将提高或降低股票资产的价值。如果价格上升，利润与资本资产的增加是一回事。购买或租用生产要素，生产产品然后在市场上销售的过程更加复杂，但是是相似的。如果一个企业家没有用以获得利润的资本，那么他怎么能够赚取利润呢？
例如，我可能有一个在市场上如何赚钱的非常高明的想法。我可能敏锐地警觉到几乎送到眼前的获利机会。我可能对股市有确定的小道消息。但是，如果我没有任何钱去投资，无论感知到机会与否，都根本无法获得利润。在拿到钱并将其投入到项目上之前，没有钱的企业家想法仅仅是大富翁游戏。
对这样的批评科兹纳主义者的一个回答是，企业家不需要拥有任何资产，不必是资本家，他只要说服其他人把钱投资在他的想法上。
但这个回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让我们考查两种可能的这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我有一个非常高明的创业想法，将其卖给某个有钱的人;我们投资于该项目，他投所有的钱，让我成为一个小股东，因为我贡献了想法。比方说，他拥有80％的股份，并给我其余的20％。但在这里科兹纳主义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首先，出钱的那个人，以他在公司里的资产承担风险，因此已经成为一个企业家。支出资本并希望获取利润回报的雇主是企业家，不确定性的承担者，他也在同样程度上是资本家，因为那是他冒险的资产的范围。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因为开始时我可能是一个自由飘荡的幽灵，是一个有想法但是没有资产的人。但由于我与出钱的投资者的合同，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资本家，因为我现在拥有的资产数量是企业的20%。换句话说，科兹纳的有警觉的想法的人是企业家的观点有两个基本和致命的缺陷：一、资本家也是企业家，二、仅仅有想法的人，不管愿不愿意，已经成为了资本家。
第二种可能的情形是企业家为其项目寻求融资，这乍一看更符合柯兹纳的学说。只有想法的人说服资本家借给他投资他的想法所需的所有钱。企业家收到贷款资金并建立企业，投资于其新想法，并希望能盈利。但是，科兹纳的概念再次是矛盾的。因为有想法的人又成为了一个资本家-所有者;因为他拥有该新公司的所有资产，虽然他们已经被抵押给了贷款的所有者。
之前有想法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再次成为资产所有者，资本家。他拥有设备和原材料，他拥有出销售前的产品，他拥有出售产品所得的钱。如果收入不达预期，他将遭受损失。当然他必须通过支付利息来与贷款人分享利润。但是虽然贷款人的利息回报是固定的，他们仍然部分上是企业家。因为尽管他的回报是固定的，但它绝不是确定的，如果这个想法失败，公司破产，这个资本家的钱就赔光了。所以他也与有想法的人分担部分的企业家功能。
可能有人会说，至少在这种情况下，有想法的人没有损失钱，因为所有的钱都是资本家借给他的。但正如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从其合伙人那里收到作为赠予的资产，通过借钱，企业家很快就成为一个资本家和资产所有者。借入100万元并购买价值100万元资产的人，是现在承担这100万元的风险的人，如果他遭受破产，他就失去他对这份资产的份额。而且，支付利息成了他的一个净损失。除了到期未付利息，确实他在财务上并不比一开始他拥有想法的时候更糟糕。但他在财务上会比他拥有新工厂的时候更糟糕。一个雇主-企业家必然是一个资本家；他在什么时候成为资本家和资产所有者与理论无关。
如果我可以涉及一点知识社会学，我想我可以解释为什么柯兹纳与主流米塞斯主义偏离的那么厉害。首先，米塞斯对企业家精神的讨论存在一定的少见的含混不清。虽然米塞斯在承担不确定性方面基本上将资本家和企业家联系在一，《人的行动》有些段落将企业家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而不是仅仅作为资本家和劳动者活动的预测方面来处理。换句话说，在米塞斯那有一定量的文本理由支持柯兹纳的转向——在庞巴维克那里不存在这些理由，企业家很显然是资本家，没有分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庞巴维克对利润，损失和不确定性理论没有什么发展，这有待于米塞斯，基于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和其他奥派来完成。
但是，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柯兹纳发展他的企业家的警觉的理论，我相信是对由路德维希M.拉赫曼引入奥派领域的对主流米塞斯主义的反方向偏离的反应。成为G.L.Shackle的弟子， 拉赫曼和追随他的其他年轻的奥派认为不确定性不仅充斥于市场，同时，我们甚至不能说市场有一种朝向均衡的趋势，由市场的盈利和亏损信号引发的趋势。对于拉赫曼，市场上期望以及因之的行动是随机的，而不是对市场信号的反应。对于米塞斯和他的追随者，与新古典经济学家相反，说市场上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均衡存在是一回事。说市场甚至不存在趋向均衡的倾向，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其结果是完全摒弃经济理论，而拉赫曼主义经济学家变成了纯粹的制度主义者和历史学派，记录过去的选择和趋势。毫无疑问米塞斯会称这样的学说为反经济学。科兹纳教授寻求一种方法来淡化不确定性，使他的企业家变成在市场上赚取可见利润的一个更可见更客观的实体，我相信这正是对拉赫曼主义虚无主义的惊恐反应。在思想史的辩证里，经常发生这种对于理论主线的一个偏离导致相反方向的偏离的情况。因为我相信米塞斯-哈耶克主线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正确的，我只能希望这些偏离的效果能相互抵消，而奥派思想会回归到其主流立场。
接下来，赫伯特教授提到了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并将其与米塞斯的立场对比。不过，虽然熊彼特确实与米塞斯同时在维也纳受教于庞巴维克的研讨班，但是他很早就转变为瓦尔拉斯主义立场了。作为一个瓦尔拉斯派，熊彼特必须相信一般均衡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一种存在的事物状态，至少有些时间是如此。但是如果世界处于一般均衡，那么商业周期或经济增长和发展怎么会出现呢？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从瓦尔拉斯主义一般均衡起点得出商业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迷人但是思路错误的尝试。根据瓦尔拉斯，在一般均衡里，口味，技术，和资源都是给定的。如果我们从均衡状态的经济开始，那么，这些变量中至少有一个发生改变，这种状态才能发生改变。对于熊彼特，正如对其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一样，口味不可能是改变的要素。他认为口味基本上是固定的;他们一定不会成为经济变化的驱动力。资源的总供给也并不会经常变化。因此对于熊彼特只剩下科技创新这一个可能的发动机来带来变化，无论是商业周期还是经济发展。但那样熊彼特也面临一个问题：这些创新如何融资呢？不能来自新的储蓄，因为口味是给定的，并且根据定义均衡下的净储蓄为零。不能来自利润，因为根据定义均衡下利润为零。一个可能出路是融资来源于利息回报，因为根据奥派理论，即使在均衡状态下，正时间偏好的结果是储蓄也是正的。但是熊彼特排斥时间偏好的概念，所以留给他的均衡状态下的利润和利息均为零。其结果是，熊彼特把自己困在一个瓦尔拉斯盒子里：创新所必需的新投资的唯一可能融资的途径是创造新的货币。这意味着，只有通胀性银行信贷可以为经济发展融资。
总之，因为熊彼特相信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真实存在，而且由于他被困在只有通胀性银行信贷资金可以为创新提供融资的立场，一些重要后果一定随之而来。因为根据定义一般均衡是完全知识和确定性的世界，而且因为永无休止的不变轮转活动的世界不需要企业家精神，其结果自然是企业家的唯一功能只能是打破均衡。企业家不能做任何调整，因为在固定和确定的一般均衡世界里，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
第二，其结论是企业家利润只能来自于创新者，而利息是通胀性银行贷款的回报。经济发展和通胀性繁荣，通过银行信贷引发的创新的繁荣，拉开了帷幕。但是，如果经济开始于瓦尔拉斯均衡，它必须回到那里，否则均衡就仅与经济过程的最初起点有关。除非一旦脱离，就存在一个强烈的回归均衡状态的趋势，否则均衡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实体。所有为了在处理经济变化时坚持瓦尔拉斯主义，熊彼特不得不使用商业周期;萧条是使经济得以回归一般均衡状态的机制。熊彼特发现这种回归机制发生在所谓的新产品或新设备最终生产出来并推向市场的时刻；熊彼特得出理论，新产品的发明竞争掉老企业而促使他们破产。老企业遭受的损失构成了商业周期的萧条阶段。
这是一个巧妙的模式，但有许多严重的缺陷。除了没有证据表明繁荣仅限于创新或萧条仅限于旧的过程（这使得熊彼特20多年后发展出一个多周期模式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这一事实以外，人们不禁要问，在瓦尔拉斯主义完全确定性的世界，或者实际是在企业家足够精明的现实世界里，老企业为什么要坐等新产品不断涌现的冲击。为什么他们不能更早预见这一刻并采取预防措施呢？
但主要问题是根本的和方法论上的。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和他的增长理论，以及它们的所有暗示，根本不是真实世界的现实理论；他们只是盲从瓦尔拉斯那些困住熊彼特并使其得出这些结论的概念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预设的理论。[1]
熊彼特的例子凸显了奥派经济学和奥派方法论的真正本质。奥派经济学被普遍斥为极端先验论，脱离真实世界的经验数据。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奥派理论将自己无情地限制于对真实世界的真实生活的分析。它避免抽象和虚幻的“模型”和理论盒子。它抛弃错误的假设和前提。它将其演绎理论结构严格经验地建基于一般公理。在方法论上，它更接近于古典经济学而非目前的瓦尔拉斯主义正统。
最初以“赫伯特教授论企业家精神”为标题发表在《自由意志主义者研究》 7，第2卷（1985年秋季）：第281-86页。
1对于这一主题的发展，请参阅“打破瓦尔拉斯盒子：熊彼特和汉森的例子”，奥派经济学评论 （1987年）第一期：第97-108页;作为第14章包含在本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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