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贝林：健全的社会需要有人彻底而系统地研究历史

伯纳·德贝林论历史与历史学家

李依婷 译；于留振 校

本文原载 Bernard Bailyn, On the Teaching and Writing of History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4)，pp. 7-13。推文标题由编者所加。中译文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8级“念海史学试验班”本科生李依婷同学翻译，于留振老师校对。感谢译者授权“美国史教学与研究”推送。如您阅读后有所收获，请打赏支持同学们的原创翻译。非常感谢。

本文作者伯纳德·贝林，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著述颇丰，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问：我们从比较基础问题的开始聊，贝林教授，您怎样定义历史？

 

伯纳德·贝林：我认为历史这个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过去发生的事件、发展、情况和思想，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另一层含义指的是作为关于发生了什么的知识的历史，即对过去的记录和表达。

 

据我所知，大约一代人之前的著名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给历史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他认为历史就是关于过去的知识，也就是上述所说的历史的第二层含义。1931年，他在对美国历史协会的一次演讲中说，历史就是“人们对说过和做过的事情的记忆”。他还说，历史的功能是“社会记忆的人为延伸”。

 

“人们对说过和做过的事情的记忆”，并不是对过去所有经历的回忆。它肯定是一种不完美的和有选择性的重构。但它有助于扩展和扩大我们自己的个人经验，并为当代的重大问题、价值取向、目标和行动指明方向。

 

人们需要理解过去发生的事实（即过去的事件和发展以及过去的环境和思想的总和）与人们在历史著述和史书编纂中所呈现出来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这种关系对所有的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归根结底，对于过去事实呈现的准确性和恰当程度，对过去事实书写的逼真或者说接近真实的程度，仍然是衡量优秀历史研究的标准。我们无需在意那些鼓吹要达到绝对或完美客观性和准确性的流行观点（无论如何，没有人敢自称做得到）。尽管人们对实现历史研究的绝对或完美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无论如何，没有人敢自称做到这一点）提出了诸多怀疑。

 

问：您如何描述“历史学家”，或者说，您认为“历史学家”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伯纳德·贝林：我认为，历史学家就是以某种方式发展贝克尔称为“社会记忆的人为扩展”的人，他们凭借过去遗留下的证据来恢复已经发生的过去的面貌。但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只是局限于在高等院校教书的人。当今历史实践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尽管历史仍然主要是学院派历史学家的领域，但它也并不完全如此。

 

首先，你知道有一些著名历史学家，他们不是学院派学者，但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她拥有专业学者所拥有的履历，尽管我们可以说她从事的是一种业余历史活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她没有参与到对某些领域知识的批判性的和有体系的发展，她也没有责任将宏大、完整的历史图景传递给下一代。

 

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公共历史学家”；也就是说，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但他们不在大学里教学，也不像芭芭拉·塔奇曼那样从事历史写作，而是在商业组织中工作。他们根据与商业组织签订的合同，为其提供准确的历史研究。譬如，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温斯洛普集团，有一群杰出的历史学家，他们经营着一个商业组织，旨在提供具有历史功能的各种服务。他们为商业公司工作，这些公司要么想要书写公司的历史，要么想把公司档案整理得井然有序，要么希望对正在进行的实验项目进行准确的历史记录。他们还为法律诉讼的案情摘要进行历史研究，在这方面，不偏不倚的学者提供的客观历史是关键内容。此外，他们还做口述史研究。

 

第三，另一个非学院派史学家群体则在各州、某些区域性的或地方性的历史学会、博物馆和文物修复机构工作。他们是区域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或者是某些档案的保管人，他们可以为此提供宝贵的指导，并能从中出版系列纪实文献。他们经常参与或帮助赞助新的“文集”系列的编辑工作。朱莉安·博伊德（Julian Boyd）是大部头的《托马斯·杰斐逊文集》的首任编辑，他为此类文献编辑工作中的技术性学问设定了标准，这种情况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他事实上还为大量的纪实传记作品建立了一种新的风格。他编辑的文集，譬如《新亚当斯文集》、《麦迪逊文集》、《华盛顿文集》和其他“文集”，都是优秀的历史学术作品，这些作品将成为各类历史学家世代都会使用的基本史料来源。

 

将博伊德与他之前的学者如贾里德·斯帕克斯（Jared Sparks）进行对比是很有意思的。博伊德是位一丝不苟学者，他复制了原始文本的每一个正字法的特点，如果某个单词在原始文本中不是特别清晰，他在出版时则对这些词给出了各种可能的解读。斯帕克斯在19世纪曾任哈佛校长，他篡改了华盛顿信件的文本，因为他觉得这些信件的用词太口语化，甚至粗俗。

 

最后，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是专业记者。以写作美国总统竞选的历史作品而闻名的白修德，也通过作为报道中国的新闻记者确立了自己的声誉。他曾在哈佛跟随费正清深入地研究过中国的历史，他对自己写作的关于当代中国历史的作品感到骄傲。像白修德或西奥多·德雷珀（Theodore Draper，他有关伊朗门事件的著作《命悬一线》是一部一流的历史作品）这样的记者都是历史学界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写作的当代史，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一方面，由于他们几乎就是事件的参与者或能够与事件的实际参与者对话，所以他们能够捕捉到即时的形势。他们写出来的作品，具有那些面对更为久远的过去的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表达出来的生动性。另一方面，他们缺乏历史学家通过回溯一百年前的历史所拥有的视角。他们的视角必然是肤浅的。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所有的情况，他们也不知道事件的最终结果会是什么，最后，他们也不知道事件的代价是什么。但是，正如我所说的，他们的确传递了事件的生动性，以及只有事件的参与者才能真正理解的独特的氛围、情绪和人物性格的复杂平衡。

 

这种历史写作同样吸引了一批最为优秀的学院派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约翰·肯尼迪被刺杀后不久就为这位总统写作了一部传记，而且由于他是白宫的一名工作人员，所以非常了解并敬重肯尼迪。他的著作虽然带有党派偏见，但具有精彩的即时性，书中所描述的人物性格是后来的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捕捉到的。但是，肯定不可避免的是，在事关肯尼迪以及塑造了他的一生和短暂总统任期的环境方面，施莱辛格不了解而且也不可能了解的地方还有很多。

 

不过，出自大学的历史著述当然占据着数量上的优势。

 

问：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伯纳德·贝林：这似乎可以分成两个问题：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以及为什么我（或者你或其他任何人）应该像一个知识渊博的人那样学习历史（无论以何种方式）？

 

人们应该学习历史，因为历史是对人类经历的一种绝对必要的放大，还是人们走出自己的生活和文化界限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看到更多人类经历的方式。此外，历史还是一种认识当前时刻的必要而又独特的方式，这样你就会知道你身在何处，我们从哪里来，因此你就不会幻想过去，也不会编造神话来为某些当前的目的进行辩护。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根据过去的经历、根据实际经验的知识来做出决定。

 

对健全的社会来说，准确的知识必不可少。病态的体制，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也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集权主义政权，都必定会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而系统性地扭曲历史。戈培尔了解这一点，斯大林及其苏联作家协会的走狗也知道这一点。当乔治·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借用主人公之手篡改历史时，他也了解这一点。社会对尽可能完整而客观的历史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

 

为什么每个人都特别应该学习历史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如果你对历史感兴趣，你就应该学习历史，这种历史超过了任何见多识广的人所应该了解的程度。如果我们的社会需要保持健全，保持社会的现实感和自我意识，那么就必须有人来彻底而又系统性地研究历史。但在我看来，那些学习历史专业的人应该这么做，因为历史吸引他们，因为历史能给他们带来智识上的满足。一个人如果对历史不感兴趣，他还可以做许多其他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