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为了化解亲族或有“隐讳之嫌”的质疑，这里，还可以看一看其他人对明代宗朱祁钰的评价。
明人沈德符在其《万历野获编》卷一《列朝·赐讲官金钱》中说到朱祁钰时，曾云：
“窃意讲筵非争财之所，宰相非攫金之人，景帝亦英主也，似未必有此。”
此处，沈德符称朱祁钰为“英主”。
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评论·靖康景泰二论》一节中，又云：
“若景泰之际，则英主劳臣，拮据以安庙社，又非宋事比矣。”
这里，沈德符再次称朱祁钰为“英主”。
能够被称为英主，当然是对朱祁钰的肯定，以沈氏的学识涵养来看，这种评论，盖非泛泛之辞。
沈德符而外，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在其《国榷》中论及朱祁钰时，曾云：
“国家厄会，盖莫若己巳矣。闽浙疮痍，黔粤啸聚，天未厌乱，北狩随之。阊阖罹白登之困，象魏下阴山之悲，总社丝发，仅系景帝。当时六师新丧，九塞气沮，南迁之议，独徐珵乎？乃舍姬旦小节，绍少康之旧勋，坐摄群嚣，独制长策。犬羊虽狺狺不休，我圻父是任，俾弥耳以退，皇灵遐畅，南北交捷。曾不捐汉绘之尺寸，费宋缗之毫纤，而虞渊返照，事同揖让。尤恤饥拯溺，纳谏信贤，嘉王竑，薄徐珵，具有神识。而或以太上事过责之，斗粟尺布之谣，古人不免焉，政未可以紾臂论也。
《国榷》是谈迁以三十余年功夫，私家编成的一部记载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全书正文104卷，卷首4卷，约428万余字）。
谈迁这一段对朱祁钰的评论，详细而精当，其意旨大略如下：
明朝自建国以来，遇到的厄难，没有像己巳年（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农历己巳年，公元1449年）这么严重的。当时，闽浙地区满目疮痍，黔粤地区乱民啸聚，原本就已经乱象丛生的大明天下，形势已十分危急，老天似乎对这些祸乱还不满足，紧接着，就是明英宗亲征被俘。当时的这种情景，就如同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一样艰困。江山社稷，悬于一线，全靠景帝维系。
当时，天子六师败亡殆尽，天下之人为之沮丧气馁。如此情境之下，提出朝廷南迁之议的，难道就独独徐珵一人吗？
景帝效法周公的大气，舍却小节，坐领江山，统摄群臣，独自制定御敌定国的长策。虽然，耳边犬羊狺狺，杂音绕耳，但是，景帝能够统帅军务，使得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都能够取得胜利。这一场国难，没有失掉尺寸国土，没有像宋人一样对外族低头纳贡。
其间，景帝尤其能够体恤饥寒之民，拯救沉溺水火之众，他接纳谏言，信任贤能，能够嘉奖王竑，薄待徐珵，可谓神识。
后来，有人以太上皇帝的事来苛责景帝，甚至有斗粟尺布、兄弟不容的讥刺，这样的事情，古人也在所难免啊。所以，完全没有必要用兄弟的话头来说事。
所谓“斗粟尺布”，出自《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汉文帝之弟淮南厉王刘长谋反事败，被汉文帝贬放蜀郡，他在路上绝食而死。人们对此大发感慨，遂传民谣一首。
后以“斗粟尺布”来比喻兄弟间因利害冲突而不和。
最后，再看看明末清初的谷应泰在其《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三《景帝登极守御》中对朱祁钰的评论：
“谷应泰曰：景帝外倚少保，内信兴安，狡寇危城，不动声色。当时朝右，岂乏汪、黄；建炎践祚，亦有宗、李。相提而论，景诚英主。而乃恋恋神器，则又未闻乎大道者也。”
谷应泰亦称朱祁钰为“英主”。
不过，谷氏对朱祁钰“恋恋神器”、“未闻乎大道”似乎有些可惜。
其实，谷应泰的“可惜”，是普遍的正统观念影响下的统一看法，有落入俗套之嫌。
总而言之，谈迁的看法，算是中肯平允的。
历史，虽然给了朱祁钰应有的正面评价，对其小疵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惋惜。但是，既然朱祁钰当日做了那些他想做的事，那么，从他盖棺的那一刻起，他就必须接受针对其所作所为一切正面、负面，赞扬、惋惜的言辞。
不惟朱祁钰如此，一切留名历史的人，最后，都必须接受历史的公正检验：
善的，抹杀丑化不去；
恶的，隐藏美化不去。
这就是历史的定则。
（本篇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