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说到，在与朝廷的斗争中，桓温逐渐占据上风，于兴宁二年（364）推行了东晋立国以来最为猛烈的一次土断，并于同年推行了气象焕然一新的政改。
如果政改建议能全部不折不扣地实行，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或许就会因此寿终正寝，但个人的奋斗得考虑到历史进程。东晋中期，正值门阀政治格局的巩固期，桓温的政改恰好出现在这一时间段内，由于门阀的挣扎和阻挠，此次政改在推行过程中实际上是缩了水的，并未达到桓温预期的目的，实效远远不如土断，而且，政改依靠的是桓温的强力推进，在他去世之后，人亡政息，这些政改措施就逐渐被荒废了，但他为后来的刘裕树立了一个典范，到那时候，继承了雄狮之吼的刘裕，将以大火燎原之势向门阀发动更为凶猛的一击。
兴宁二年，江东没有发生战乱，只有政治斗争，如果说暗流涌动的江东是“幽咽泉流冰下难”，那么同年的江北大地就是“铁骑突出刀枪鸣”。
当桓温在江东推行土断和政改的时候，鲜卑人将宗庙从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迁到了中原腹心地带的邺城，显示了入主中原的决心，并攻占了洛阳周边的军事重镇，一步步地向洛阳发动了战略包围。桓温此前曾派遣庾希北上，但庾希兵力不济，指挥不利，只好退守淮河，致使黄河一线的城池接连失守。
洛阳孤悬北地，然而在名义上来说，它是东晋不忘故土的象征；晋哀帝司马丕是虚君，然而在名义上来说，它是东晋皇权的象征。兴宁三年（365）的春天，当洛阳在斜阳里摇摇欲坠的时候，因服食丹药过度的晋哀帝也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刻。
新年刚过，桓温军府的所在地赭圻忽然发生了一场大火。
在与朝廷暗中较劲的过程中，桓温的势力无疑占据优势，但他的内心其实是惶恐的，因为朝廷手里依然掌握着一定的兵力——强悍的北府兵以及袁真统帅的豫州兵。驻守赭圻的这段时间里，有一天晚上群鸟惊飞，山林震荡，他的军队以为是朝廷派兵来袭，突然之间大乱，幸而很快查明因由，没有酿成大溃逃事件。
赭圻失火之后，对朝廷心存忌惮的桓温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长江中上游的军事防务交给三弟桓豁和五弟桓冲打理，并于兴宁三年的二月把军府迁到了更为靠近帝都的姑孰。他如此安排，或许就是因为晋哀帝病危，朝廷内政混乱，意图借机更进一步，控制朝廷。
桓温离帝都近在咫尺，鲜卑人离洛阳也仅剩一步之遥。
此刻的洛阳守军只有两千多人，主将眼见鲜卑人的旌旗漫山遍野，于是以援救许昌为名，率领主力弃城而逃，将守城的任务交给了只有五百多兵力的沈劲。接到洛阳主将弃城逃跑的消息，执政的司马昱大惊，急忙逆流而上，与桓温进行军事会谈，商议援救洛阳。可是就在谋划刚刚敲定的时候，晋哀帝驾崩了，因为突如其来的国丧，援救洛阳一事只好暂时搁置。
三月，慕容恪、慕容垂率领鲜卑大军抵达洛阳城下，这是两个以智谋闻名的战将，但是由于守军兵力太少，他们丝毫没有用计的兴趣，命令部下猛攻即可。
沈劲是沈充的儿子。当年沈充追随王敦叛乱，在王敦败亡之后，逃到了故将吴儒家中。吴儒贪图重赏，企图杀死沈充邀功，沈充说如果你放过我，我们沈家必有重谢，否则，我的儿子必将为我复仇。吴儒不听。果然如沈充所说，沈劲长大之后，手刃吴儒，为沈充报了大仇，但他是叛贼后人，迟迟难以进入仕途，费了许多周折才来到洛阳当了一个中级将官。当时的洛阳城池将破，别人避之唯恐不及，沈劲之所以毛遂自荐，执意入卫洛阳，是因为他死意已决，决心为国捐躯，以此来洗刷沈充给沈家带来的耻辱。
如他所愿。当骁勇的鲜卑人顺着云梯和残破的城门涌入洛阳的时候，他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被敌军捉拿到了慕容恪的中军大帐。慕容恪颇有怜才之心，有意将他收为己用，但是被拒。慕容恪不再坚持，命令刽子手将他斩首。自此，沈家由凶逆之族变为忠义之门。
兴宁三年的秋冬之交，参与过第一次北伐的司马勋趁桓温远在姑孰的机会，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叛乱，意图割据巴蜀地区，自立为王。桓温迅速做出反应，派兵向巴蜀地区挺进。由于为人凶残，没有争取到巴蜀土著势力的支持，司马勋的叛乱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平息了，但是此战引出了继沈劲之后的又一个传奇人物——朱序。
平乱期间，代表桓温节制前线军队的朱序崭露头角，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这只是一个开始，许多年后的淝水战场才是他大放光华的地方。
太和元年（366）的七月，即司马勋叛乱被平息的第三个月，前秦天王苻坚派兵南下，进攻荆州北部边境，统领大军的正是当初与桓温有过一面之缘的王猛。桓豁闻讯，旋即率军北上。前秦帝国此次南下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试探一下东晋帝国的虚实，当桓豁抵达前线的时候，王猛已经裹挟着掳掠而来的一万多户百姓班师回朝了。
前秦帝国的军队刚走，前燕帝国的军队又来了。这一年年底，南阳守军发动叛乱，投靠前燕帝国，次年春季，前秦帝国大军南下，以南阳为跳板，向荆州的北大门襄阳发动猛攻，桓豁丝毫不惧，主动出击，连战连捷，打败了横扫中原无敌手的鲜卑人，夺回了南阳。
随着内乱的平息和外患的消弭，桓温开始越来越多地思考自己的存在对于东晋帝国的意义。
天气晴好的日子里，他会带着随从出游。王敦的墓地就在姑孰附近，有一次，他来到王敦的墓地前，盘桓了很久，并且婉转地表达了对王敦的好感。
许多年前，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他不喜欢王敦，甚至有几分反感，而今他老了，拥有比当年的王敦更为强盛的实力，建立了王敦望尘莫及的功勋，可这时候的他居然对王敦的飞扬跋扈产生了几分理解和羡慕——权力的诱惑太大了，它是可以驾驭的坐骑，也是吸力惊人的巨蟒。在心底最深处，他也想像王敦那样肆无忌惮一番，每每念及自幼所受的儒家教育和亡父的在天英灵，他却怵然生畏。
危险的念头隐秘、强烈、难以启齿，像一股找不到出口的地底暗流，在他心里翻腾着，作为一个爱好历史的人，他在史官的记载中寻求过答案，可经由史官修饰过的历史却让他难以找到找到满意的参照，有一次读到一个不慕荣华的高士拒绝权力诱惑的故事，他随手将书扔到一边，愤愤不平地说，哪有对待自己这么苛刻的人呢？
出于道德教化的需要，史官往往会用迂回曲折的笔法，对历史材料本身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虽然桓温是历史的推动者，而非记录者，但是他推动历史发展的手法，与史官记载历史的方式却是相似的。
太和二年正月，桓温免去了庾希徐州长官的职务，理由是庾希北伐不力，对洛阳的失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徐州是北府兵所在地，桓温将庾希免职，是不是盯上了北府兵呢？朝廷的目光狐疑不定。
庾希被免职之后，桓温让郗愔（郗鉴的儿子）填补了空缺。从郗鉴去世到太和二年的这二十多年里，徐州长官的位置曾经易手数次，由于郗鉴是北府兵的创始人，北府兵多多少少带有私兵的性质，所以无论是谁掌管北府兵，都得百般拉拢郗家。
桓温举荐郗愔接管北府兵的理由，是郗家在北府兵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个理由是正当的，看不出他有什么私心。
北府兵是朝廷与桓温抗衡的臂膀，郗愔能力有限，绝非经国之器，但他对朝廷比较忠诚，因此，朝廷对于这个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可是郗愔的儿子郗超察觉到了这个人事安排是个圈套，只是他暂时还不能完全肯定自己的猜想，需要再观察一段时日。
他自小以心思机敏而闻名，少年时代就进入桓温的军府充当参谋，在郗愔接管北府兵的这一年，他追随桓温的时间已将近二十年。郗愔接任北府兵统帅的那一天，很多人到郗家道贺，经桓温允许，他也从姑孰赶回到了京口。一个来宾认为郗愔并非将帅之才，当众说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客人之后，郗愔的另一个儿子说，“父亲今日拜官，那人却出言不逊，委实气人。”郗超说，“这句话是陈寿对诸葛武侯的评语，人家把父亲比作诸葛武侯，你有什么不高兴的？”话虽如此，可郗超心里很明白，北府兵统帅的职务是个烫手的山芋，必须尽快转手。
郗超与王坦之齐名，都在桓温的军府任职，当时有一句话叫“盛德绝伦郗嘉宾（郗超的字），江东独步王文度（王坦之的字）”。当郗超为保全家门而烦恼的时候，王坦之也遇到了一些小麻烦，同样是因为桓温。
任命郗愔接管徐州的这一年，桓温向王家提亲，打算让自己的儿子迎娶王坦之的女儿，王坦之不喜欢桓温，可他畏惧桓温的权势，于是说自己做不了主，需要回建康请示父亲王述的意见。为此，他特意回家探了一次亲。王述一听他说明来意，当场勃然大怒，“你是害怕桓温吗？怎么能让女儿嫁给一个老兵的儿子？”回到姑孰之后，王坦之说，“真是对不起桓公，下官的女儿已经跟别人订了亲。”桓温马上猜到了其中的曲折，明白这其实是王述的意思。不过联姻之事没有就此告吹，后来他还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坦之的儿子。
王坦之的烦心事算是有了结果，郗超却依然活在焦虑之中，难以猜测桓温将会如何处置他的父亲郗愔。他打心里瞧不起行尸走肉一般的朝廷，认为这个衰弱的政权不是很值得辅佐，在这一点上，他和桓温的看法是相似的，也正是因此，桓温向来将他视为心腹之人。虽然他觉得郗愔对朝廷的忠诚是迂腐可笑的，但郗愔毕竟是他的父亲。
设法套取桓温的口风，然后告诉郗愔，让他做出符合桓温心思的举动，这何尝不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可是郗超不敢这样做，因为桓温口风很严，并且讨厌传话的人。据郗超所知，曾经有人问桓温对王坦之和谢安的看法，请桓温品评他们的高下之分，桓温刚想发表意见，话到嘴边却忽然改口，“你这个人喜欢传话，我不能告诉你。”
郗超不敢询问桓温的意见，也不敢旁敲侧击地打探消息，唯恐引起桓温的不快，只能在平时留意观察桓温的举动。关于如何从郗愔手中夺取北府兵，桓温心里已经酝酿了一个初步方案，只是他的口风的确很严，从来没有在郗超面前透露过一星半点，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对郗超的信任，军府与各地的来往信件、公文往往都是先由郗超处理，然后再由他做出最终批示。
太和三年的夏天，来自北部边镇的书信忽然多了起来。这些书信零散、密集、不成片段，需要做大量的分析和比对。经过细致的整合，郗超和军府的其他参谋给桓温递交了一份完整的军务报告——今年五月，前燕帝国的辅政大臣慕容恪去世，慕容恪临终时推荐的慕容垂遭到打压，新任辅政大臣慕容评祸乱朝政，致使国内怨声载道；与此同时，前秦天王苻坚在边境集结兵力，似乎有进攻前燕的迹象。
因此，北伐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桓温的主持下，军府参谋多次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北伐大计。每天进进出出军府的来往信件更多了，除了北方边镇传回的情报，军府与朝廷的来往公文也突然之间多了起来。
太和四年的春天，朝廷批准了桓温的北伐之请，同年三月，桓温再次向朝廷上书，请徐州长官郗愔、豫州长官袁真、江州长官桓冲协助他出师北伐，朝廷批准。
得知这个消息，郗超大惊，事到如今，他终于明白了桓温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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