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历史铭记。岁月长河中总有很多人被涛涛江水淹没吞亡，但他们所行功绩却如同水底卵石，任它潮起潮落，我自岿然挺立。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番薯大王”，他是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都抹之不去的丰功伟人——陈振龙。
中国历史最早的番薯记载出现在明朝，是从吕宋（今菲律宾）进口的，这里是西班牙大帆船往返太平洋两岸的始发站，地理大发现之后，很多原产美洲的作物经由这里，再推广到全球各地。
番薯来到菲律宾后，慢慢成为当地寻常百姓的果腹之物，但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明朝中后期，华夏大地还没有机会盼来它的光临，因为西班牙殖民者为了经济利益，并不允许它无序的外流，番薯之来中国，还需要一个机会，然而机会，始终是人创造的。
陈振龙（约1543～1619年），福建省福州府长乐县（今福州市长乐区）青桥村人。家里祖辈多是读书人，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
在家人耳濡目染的熏陶下，陈振龙自小便勤奋好学，但他一直到二十岁也没有考到什么功名，一气之下遂做出了弃儒从商的决定。
在当时那个人人都希望靠考中功名光宗耀祖的传统社会，他这种行为被扣上了离经叛道的帽子。
可能是受不了流言蜚语，陈振龙一家都从乡间搬进了省城，而他也正式踏上了经商的道路。
陈振龙经常跟着一些商人一起前往吕宋（如今的菲律宾）经商，虽然他人远在他国，但却时刻挂怀自己的家乡，而小时候所经历的饥荒所带给他的震撼更是难以忘记，他渴望改变故土田园的饥荒现状。
突然机会到来，他在经商途中发现当地居民都在种一种，他从来没见过的当地独有的农作物，当地人把那个称为朱薯，兴趣大起的他在闲暇之余经常一个人跑去看当地人种朱薯。
后来他观察到朱薯十分耐旱，适应能力非常强，最主要的是产量大到令他咋舌。而且在尝过朱薯以后，他发现这东西不光味道甘甜，还尤其抗饿，吃一两个就有饱腹感，而且“生熟可食”。陈振龙忍不住联想到家乡的饥荒了，如果有朱薯，又何愁会有饥饿年代！
此时的他已经逐渐萌生了把朱薯带回祖国的想法。把朱薯带回祖国的想法在他心里一旦落地，马上顽强滋长，生根发芽。他开始暗自琢磨要怎么才能把朱薯种植技术学好，然后把它带回家乡。
所有事情都是这样，能想出来容易，实施起来却是困难重重。
一心想要把朱薯带回家乡的陈振龙，开始有意和周围一些农民打好关系，这让和他同行的商人十分不解，因为从那些土著农民身上是揩不到任何油水的，对于经商的人来说，眼里最重要的就是钱。
陈振龙把自己想将朱薯带回去的想法告诉了自己的同伴，可是他的同伴似乎并不能理解他那种心怀天下的宽广心胸，反而一个个都嘲笑起他来，也有人劝他放弃这种很危险的想法。
但陈振龙始终忘不了童年的情景，始终坚定着自己的想法，也不管同伴们的冷嘲热讽，只是自己一有空就一个人混迹于田间地头，偷偷观察朱薯的种植方法。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长期的观察下，很快就掌握了朱薯的种植方法，这让他很受鼓舞，感觉自己距离把朱薯带回祖国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种植朱薯或许不难，把它带出吕宋可是难于登天，西班牙人严禁走私朱薯，关卡把控检查十分严厉。抓住了走私朱薯的甚至可能被杀头。想走私朱薯带回祖国无异于痴心妄想，痴人说梦。
想起家乡因饥荒而民不聊生的惨状，陈振龙宁愿冒着被杀头的风险也要试一试。
携带朱薯回国被认为是一件不可能达成的愿景，西班牙人对此防范意识很强，对比之下，陈振龙发现朱薯藤也能种植出来朱薯，而且朱薯藤更杂乱无章，易于隐蔽，被发现的概率比携带朱薯被发现的概率小。
陈振龙选择了携带朱薯藤过关，事实证明他的直觉是对的。
陈振龙在当地暗自购买了朱薯藤，之后便谋划着如何携带回国。可奈何一连两次，陈振龙在过关的时候都被官兵发现私带朱薯藤，还为此坐了牢狱。
直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陈振龙开始了第三次走私朱薯的计划。他暗自从当地农民手里购买了朱薯藤。这次他秘密地把朱薯藤包上防水的油纸放在竹筒里面，然后用绳子把竹筒绑在船舷上，让竹筒浮在海水里面（也有一说是他把薯藤绞入绳中）。在同行商人的提点下他一路贿赂沿路官差。
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次的阻力小了很多，船只终于载着小小的薯藤和陈振龙们的梦想穿越茫茫大海，驶向了华夏故土。
在经历了7天7夜的海上航行之后，陈振龙在农历五月终于带着朱薯藤安全抵达了福州。在六月初旬，由其子邑庠生陈经纶向福建巡抚金学曾禀述朱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请求官府大力推广栽种。
巡抚金学曾当时心里也是没谱的，毕竟是一种全新的农作物。陈振龙在看到金学曾的犹豫以后，心下愤然，这可是自己拼了性命好不容易带出来的。如果无法推广种植，那自己的心血岂不白费！
于是他频繁向金学曾强调朱薯产量高、易种植、能抗饿的诸多特点，在他一系列的进言下，金学曾最终下定决心同意大面积试种。陈振龙父子俩就在自己家后门“纱帽池”（今福州台江达道）边隙地试种。
当年十一月，陈振龙之子陈经纶将朱薯呈上去验视，最终的结果大快人心。
万历二十二年，当地大旱饥荒，金学曾下令大面积推广朱薯的种植以此抗灾，当时福州各地百姓开始普遍栽种朱薯。朱薯在当年的抗灾度荒中落下了偌大的名声，至此福州乃至全国各地开始接受这异国他乡来的农作物。广大人民百姓将朱薯名为“金薯”，既为金贵保命之意，又有感念推广人金学曾之意。
番薯在福州得到成功试种以后，顺其自然地就被推广给全国各地，先是到了杭州、南昌、武昌等地，而各地也同样获得试种成功。
番薯不负众望，为当时饥荒年代做出巨大的贡献，它的引进也被人所津津乐道，在朱薯的传播中，名字也渐渐从“朱薯”“金薯”变成了我们所熟知“番薯”，意为番国之薯。
一晃到了清朝乾隆二十一年，河南、河北等地也开始栽培了。乾隆皇帝于甲午年（1786年）向全国下了“广栽番薯以为救荒之备” 的诏书。从此，中华各地更加广泛种植朱薯，而朱薯也不负众望成为了我国的重要粮食作物。
事实证明陈振龙是对的，番薯的优势在一次次天灾里展露无疑。明末，农学家徐光启曾经在研究了番薯的种植技巧和产量以后也总结了番薯“十三胜”。而作为番薯引进人陈振龙的家乡长乐，当地不但引种番薯最早，而且种植，生产、栽培手段先进，加工历史极其悠久。
康乾盛世，中国人口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虽然学界对实际人口争议较大，“以丁折口”的推算方式也不尽然准确，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以番薯为代表的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使得中国人口从这个时节稳定进入了九位数的阶段。说康乾盛世是“番薯盛世”，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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