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几乎包罗了用兵打仗一切需要考虑的问题和可能发生的情况，并给出了对应的解决方案。其实所有的变化和应对，涉及的都是最基本的思考逻辑，这种思维方式，才是《孙子兵法》真正的精髓所在。
商场如战场，如果是一个具有广阔胸怀并善于思考的管理者一定不难活学活用，并且一定能从中获取管理和组织方面的启示。
1、做领导的，不要只关注事，要关注人
孙子的将道是“智信仁勇严”，曾国藩加了“廉明”二字。他说，士兵对将领是否足智多谋、能征善战没法要求。但是人人都盯着自己的利益，对将官在银钱上是否干净，对下属保举提拔是否公平，就十分在意。你不贪钱，他就服你。所以“廉”就是账目公开透明。清廉服众，腐败的军队打不了仗。自己清正廉明，但对下属的小款小赏，又常常放宽，让大家时常得点好处，这就人人都服你，愿意跟你。
“明”，就是要把下属的表现一一看明。临阵之际，是谁冲锋陷阵，是谁随后助势，是谁拼死阻击，又是谁见危先避，全部看明记清。在平时，每个人办事的勤惰虚实也逐细考核。这样奖惩就能及时准确恰当。
作为将领，是否身先士卒倒在其次。因为你往往是在后面指挥，不是在前面冲杀。最重要的甚至也不是计谋高超，指挥若定，而是分配公平，谁有什么功劳你都清楚，都能准确衡量赏罚，则个个放心，人人奋勇，都给你卖命。
所以做领导的，不要只关注事，要关注人。不要事情办好了就万事大吉了，要对在办这事的过程中，你手下每个人发挥了什么作用都非常清楚，并能作出奖惩，你的事才能越办越好。
项羽是冲锋陷阵、身先士卒，刘邦就是只管论功行赏、论过处罚。作为领导者来说，站在后面把每个人的功劳过错看得分明，并赏罚准确，比身先士卒，要重要得多得多。
曾国藩说，以“廉明”二字为基础，“智信仁勇严”可以积累而得。没有“廉明”的基础，自己不能服众，赏罚又不准确，“智信仁勇严”也是空的。
2、心里装着对方的利益，并有能力让对方清楚这一点。
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什么是“信”呢？
杜牧注得准确：“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信，就是赏罚分明，每个人都非常清楚，犯什么错受什么刑，立什么功受什么赏。
秦灭六国，就靠一个“信”字。这个信，不是对六国之信，而是对秦人、秦军之信，就是完全以军功封爵。什么叫取敌人“首级”，就是取敌一首，升爵一级！从词语上把赏罚标准植入了，一颗人头不叫一颗人头，叫一级爵位。秦国人谁不奋勇争先呢？
商鞅变法，就是从立信开始，所谓立木取信，在都城南门竖一根木头，贴一张告示，谁把这根木头背到北门，赏十两金子。没人信。提到五十两！有人试一试，真得了五十两黄金。从此政府说啥，人民都信。
信，则民心民力可用。不信，则民心民力皆不可用。
信，有赏罚分明之信，也有默契之信。因为很多时候你不是最高统帅，不是国君，不掌握赏罚的全部权力。但是你也是一级领导，也要带兵打仗。这种情况，西点军校有一条对领导力的要求——
心里装着对方的利益，并有能力让对方清楚这一点。
所以信不仅是一种机制，更是一种人格力量。首先你心里要装着对方，这点很本质。心里没装着，就没法真信。其次你要有能力让对方知道。别你装着他，他却不知道，他跑了。
3、为将者的大半工作，是制定军法
孙子说，战争前有五个关乎胜败的关键点：“道、天、地、将、法”五事。
“法”，是管理，是管理办法。管理在现代社会成为一个专业词汇，而现代管理学，就脱胎于军队的管理。
一个组织架构，技术含量就太高了，就像搞企业，一个公司大了，管理跟不上，就一定会崩溃。业务发展速度快了，组织架构就经常整不明白，到处都是些莫名其妙的编制。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搞一次组织变革，搞成功了，活力迸发，搞不成功，就又趴下了。
今天中国改革成立这么多小组，就是“曲制、官道、主用”都有变化，用跨部门的组织协调机制，来推进变革。
我们常说一个英雄是“雄才大略”。张学良评价他爸爸和蒋介石，他说：“我爸爸是有雄才无大略，蒋公是有大略无雄才。”
此言准确！张作霖一代雄才，但没有政治高度。蒋介石有纲领，但才干又弱一些。
“道、天、地”，是大略；“将”和“法”，则是雄才，能组织、动员、驾御、推动。
我们看成功的企业家，都是雄才大略兼备。而雄才又比大略重要。因为大略可以问别人，可以请顾问，而雄才只能在自己身上。只有雄才，没有大略，也可成为大企业家。只有大略，没有雄才，在古代就做谋士幕僚，在今天就开咨询公司吧。
历代开国者，都是雄才君主和大略谋士的黄金搭档，如刘备与诸葛亮，朱元璋与刘伯温，刘邦与萧何。
4、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不知柴米油盐贵者不可当家
《孙子兵法》载：“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战事拖久了，就力屈财竭，从政府到百姓都要破产了。原野之民要运粮输饷，以财粮力役供军之费，家产内虚，十去其七。
政府要供应军火物资，战车战马、甲胄弓弩、戟和戈是一类，是杀敌的武器；“楯”和“蔽橹”，都是可以遮住全身的大盾牌；“丘牛大车”，辎重车和拉大车的牛；这些物资，十去其六。
所以智将一定想到要吃敌人的。食敌一钟，相当于自己的二十钟。
钟和石都是古代计量单位。石（dàn），一石，是十斗，张预注解说是一百二十斤，这么算一斗是十二斤。钟，杜牧注解说六石四斗为一钟，那就是七百七十八斤。
为什么食敌一钟，相当于自己二十钟呢？因为二十钟，是我们运一钟粮食到前线的成本！千里运粮，靠牛车拉着，比人走得还慢，要劳伕力役，要运粮部队保护。出发时运两万一千钟粮食，运粮部队去的路上一路吃掉一万三千钟，到前线交割一千钟，再带七千钟回来路上吃，不然就饿死在半路回不来了。就这么一笔账！
人要吃，牛马也要吃，运粮的牛马，也得拖着自己路上来回要吃的草料，这就是萁秆。萁是豆秆，曹植七步诗“煮豆燃豆萁”便是。秆是禾藁，都是牛马吃的草料。也就是食敌萁秆一石，相当于自己二十石。
秦攻匈奴，使天下运粮，从山东开始运，三十钟才能运到一石，这么算成本不是二十倍，是二百倍！因为运粮靠人力畜力，效率低，时间长。汉武帝通西南夷，数万人运粮，也是十几钟才能运上去一石，一百倍的成本。所以孙子说的二十倍，还只是春秋时期国家之间开仗，都是平地，已开发地区。后来征匈奴，征西南夷，翻山越岭，不毛之地，运粮成本就更高了。
日本侵略中国，先拿下东北，再拿下江浙，就获得了给养基地，如果在华日军全部要从日本运粮运物资，他就支持不下去。所以中国坚决不投降，拖住他，也使中国有资格成为四大战胜国之一。
成吉思汗征服世界，在粮食上的成本领先也是关键。游牧民族，在草原上赶着牛羊走，每天羊奶牛奶，羊肉牛肉，牛羊一边走一边生小牛小羊，所以他部队一开拔，就不需要后方运输。到了前线，打下城池，就吃敌人的，这是他的战鞭能挥那么远的关键因素。
孙子的要求：“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成吉思汗做到了。
5、你能带多少兵，就是你有多强的管理能力
孙子的 “知胜五道”第二条：“识众寡之用者胜”，意思是知道兵多兵少怎么用的人能胜。
《孙子兵法》每句话的信息量都很大，这句话信息量也不小，识众寡之用，就是能带兵，能带队伍，概括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知道需要用多少兵。
秦王政要灭楚，朝廷开会问需要多少兵马，王翦认为“非六十万人不可”，李信则说“不过二十万人”便可打败楚国。秦王政当然喜欢李信，认为王翦老不堪用，便派李信和蒙恬率兵二十万，南下伐楚。结果打得大败，七个都尉被斩，成为秦军少有的大败仗。
秦王赶紧去给王翦赔礼道歉请他出山，王翦的条件还是六十万兵。
王翦率军到了楚国，驻扎下来，营门一关，也不出战，每天就开运动会搞体育比赛。他兵多，楚军也没法来攻。就这么耗了一年，楚军熬不住，开始频频调动。楚军一调动，露出破绽，他就挥师出击，一举灭了楚国。
匈奴单于冒顿写信轻薄吕后，吕后大怒，想发兵讨伐。樊哙激情演说：“给我十万兵马，横扫匈奴！”大家都附和要打。季布大喝道：“樊哙可斩也！当年高祖三十万大军还在白登被围，陈平用计讲和才放回来，樊哙比高祖还厉害吗？”吕后冷静下来，给冒顿回了一封不卑不亢的信，还是和亲友好。
二是你能带多少兵。
这是一个管理能力，一个组织动员的能力。你能带一个班？一个排？一个团？一个军？
刘邦跟群臣讨论谁谁谁能带多少兵，问韩信说你看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能带十万，多了您就搞不定。刘邦问你能带多少？韩信说我嘛，多多益善，再多的兵我都能带。
所以打仗的本事，人们看到的是谋略、勇敢，因为那里面有故事，有谈资，男女老幼都爱听，广为流传。而还有一个不被人们挂在嘴边的是组织、动员、管理。管理的事讲起来枯燥，人们听不懂，也不爱听。
韩信打仗的本事为什么大？为什么比别人都大？他谋略当然厉害，勇敢大家都知道是他的弱项，他的超级强项，在“韩信带兵，多多益善”这句话里面。我们每个人可以想一想，我能带多少人的团队？管二十人的公司，和管二百人的公司，不是一回事。二千人、二万人、二十万人，又是另一回事。像富士康那样管上百万人，把人都管疯了，管自杀了。前面说的王翦，带六十万兵在敌境内驻营，一年不打仗，天天开运动会，关键时候一击制胜。这一年六十万小伙子挤一堆，一年不干活，还没出事，这都是管理的大本事。
三是兵怎么带，怎么用。
所谓“治众如治寡”，韩信带兵，多多益善，给他一百万兵，他跟带一百人一样方便。这就有一套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后面的《形篇》《势篇》《虚实篇》都讲这个问题。
组织架构，就是从小到大战斗单位的设计，古代打仗最小战斗单位是五个人。戚继光剿倭寇，设计了十二人一组的鸳鸯阵。林彪发明“一点两面三三制”，以三人为最小战斗单位。从三个人一个战斗小组，到上百万的大军，他指挥起来都像挥自己的手臂一样方便自如。
这就是识众寡之用。
6、不站在老板立场的员工没前途，没有员工思维的老板做不大
“知胜五道”还有一条叫，“上下同欲者胜”。
上下同欲者胜，知不知道呢？都说知道。但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来说，没做到就不是真知道，那就几乎没什么人知道了。
上下同欲者胜，人们自然都是要求别人同自己的欲，特别是上要求下要同上的欲，很少有人理解是自己要同他人的欲，要跟从他人的欲。
《左传》说：“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什么意思呢，就是让自己的心愿跟随大家的心愿，那样行事就可以成功；如果让大家的心愿跟着你个人的心愿走，则很少能够成功。
所以，我们可以把“上下同欲者胜”这句话改一下来理解，叫：
同他人之欲者胜。
这就回到利他就是利己的大道理了。
对于员工来说，你要始终站在老板的立场思考处理任何问题，你就进步快了。
对于乙方来说，你要始终站在甲方老板的立场，诚则灵，你的业务就稳了。
对于老板来说，你要有员工思维，凡事站到员工的立场去看一看，服务员工，关注员工，就有人愿意跟你干了。
对于企业来说，要始终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不要总想利用信息不对称挣钱，而是实实在在为消费者建起别人做不到的产品和服务体系，这就百年品牌了。
“上下同欲者胜”。如何做到呢？
首先要承认上下不同欲。
你知道不同，你才能想办法同。你认为别人都该跟你同，什么也不需要做，就永远没人跟你同了。
上下不同欲，就是韩非子说的君臣异利。君和臣，利益所在不一样！
曹操伐东吴，孙权开会讨论战还是降，群臣都说打不过，刘琮都降了，安排得还挺好，咱们也降了算了，跟他谈个好条件。
鲁肃趁孙权上厕所的时候跟出去，对孙权说：“主公，我们都可以降，您不能降。”孙权问为什么。鲁肃说：“我们做臣子的，换个主公，还是一样做官，降了，家财利禄都有保障。您降了，做什么官呢？”孙权就明白了，必须战。
这就是君臣异利。
君臣异利，上下不同欲，怎么办呢？
韩非子的逻辑是君臣互市，做交易，就是建立公平透明的激励机制。君不必仁，臣不必忠，在这机制下，自然君王仁爱，群臣忠勇。
君臣之间，不要讲感情、报恩、爱戴之类，但每个人必须忠于自己的角色责任，忠于职守和游戏规则。
在机制设计上假设每个人都是坏人，让坏人为了自己利益也只能做好事。在道德品质是提倡每个人都做好人，让好人好上加好再加分。这就能上下同欲者胜了。
7、老板要适当放弃自己的判断，部下要尽可能允许老板越界
“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这是“知胜五道”最后一条，将领能干，君王又不干预者胜。《司马法》说：“进退惟时，无曰寡人。”不要管皇上说什么，进退自己根据形势判断决策。
司马懿和诸葛亮在五丈原对峙，司马懿不出战，诸葛亮天天羞辱他，据说还送女人衣服给他。魏国将士们受不了，甚至也认为司马懿胆小，群情汹涌，个个要战。司马懿说：“好吧，我即刻向皇上请旨出战。”朝廷接到司马懿的请战书，马上明白了他的意图，是要演戏，要皇上配合。派来天子使节辛毗，执节站在军门宣旨：“敢问战者，斩！”
诸葛亮听说后道：“他要是能制我，还用向天子请战吗？假装说天子不许出战，这是不能之将！”
诸葛亮此语，是引用了《孙子兵法》“将能而君不御”的典故。司马懿要君御，那他就是不能之将了。
不过司马懿的要求君御是假装的，是演戏。诸葛亮心里也明白，五丈原这一仗，他始终没打成，就病故军中了。
“将能而君不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兵法天天讲，人人都认为这是对的。但这句话真是一个理想状态，很少成为客观现实。执著于兵法这一条的将，往往会死得很惨。
对于大将来说，管着军事，战场上瞬息万变，当然不能事事请示皇上。对于皇上来说，皇上管着政治，内政外交，敌国、叛军和内部政敌，他的压力比大将还大，而最大的筹码都交给你了。他能不派监军已经不错了，你要他不管不问，他一定要得焦虑症。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国君处在生死存亡中，你不能要求他不发表意见，不干涉行动。因为他时时刻刻在作判断。
所以国君要克制自己，学会适当放弃自己的判断。比如安史之乱，哥舒翰守潼关，他坚守半年不战，形势渐渐有利了。唐玄宗却要逼他出战。玄宗为什么判断可以出战呢？一是君王的骄傲，他根本不接受安禄山可以反叛他，甚至打败他这一现实，所以之前斩了作战不利的大将封常清、高仙芝，这都是唐朝最优秀的大将，自毁长城。这下看形势好转，马上想一举扑灭安禄山，出一口恶气。二是杨国忠不断地煽风点火，因为他和哥舒翰是死敌，所以只要哥舒翰想做什么，反着来就是了。
所以唐玄宗的判断，并非一个清晰的分析判断，很大程度上是情绪，是不接受失败，不接受委屈，马上要干一场得解脱。
既然哥舒翰苦苦谏争，说不能战，就听他的，再多守半年能怎么着？非得马上见个分晓吗？这就是杨国忠的谗言发挥作用了。杨国忠一煽风点火，玄宗更认为自己的判断没错。
结果是哥舒翰出关，全军覆没，长安失守，玄宗南逃四川，杨国忠兄妹被杀。
从哥舒翰的角度来说，不能让玄宗信任自己，就是最大的“不能”，就不能说他是“将能”。和杨国忠斗得你死我活，也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杨国忠是小人，但君子有时候就得和小人交朋友。即使做不到，至少要有这个意识。历代依靠太监办成大事的治世能臣也有，张居正就是。
“将能而君不御”，君王要想想，只要不是马上见死活，一输就输光的，不妨放弃自己的判断，让他自己干去。
对于大将来说，不要把君王伸过来的手挡回去，让他随时可以插手，让他感觉你是透明的，对他不设防的。这样关键的时候，你非要自作主张坚持，你的坚持会更有说服力。
8、组织架构与指挥系统，是永远的课题
孙子说：“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
“势”，就是创造“势所必然”。我只要造成那势，就必然得到那结果。曹操注解说：“用兵任势也。”要用兵，就靠势。
形和势的关系是什么呢？前面说了，做事先看形，做起来就靠势。
“形”是实力，是战略。势呢，也不能简单地说是战术，或者说是执行。
造势，然后“任势”，用这种制造出来的势态去驱使团队，甚至呼天唤地。孙子更强调通过造势去影响人的心志，所以荀悦所讲的情——其心志可否——在《孙子兵法》中其实也包含在势里面，不管他心志行不行，只要给他造成那个势，他不行也得行！比如韩信的背水一战，就是把士兵造成置之死地之势，他的心一横，也就拼死作战了，
《孙子兵法》里讲的“势”，如果说要用现在的话来讲的话，一是讲战术，二其实主要是讲管理。
管很多人跟管很少的人一样，是因为有“分数”，就是编制。“分”，就是分成班、连、团、师、军之类，看你怎么分。“数”，就是每个编制单位多少人。编制搞好了，组织架构搞好了，管很多人就跟管很少的人一样，和运用自己的手臂一样方便。
整个现代管理学，就是从军队管理发展起来的。这“分数”两个字，怎么分，多少数，那学问大了去了。你看好多公司，成天都在研究组织架构，老也研究不明白。而且业务发展变化越快，对组织架构的变革越多。
所以这《势篇》第一句就是讲管理，组织架构问题。
古代军队什么分数呢，五人是一个最小战斗单位，叫一“伍”。我们说“队伍”，说当兵叫“入伍”，就是从这儿来的。二十伍，一百人，叫卒，跟现在一个连人数差不多。五个卒，五百人，叫一旅。一个军，是一万二千五百人，二十五个旅。
古代军队编制、分数，都是五的倍数。林彪发明了“三三制”，把最小战斗单位，由五人，改为三人，所有编制全部是三的倍数，最小的作战单元是战斗小组，每一个战斗小组由三人组成，一个战斗班由三个战斗小组组成，一个作战排由三个班组成，一个连由三个排组成，一个营由三个连组成，三个营组成一个团，三个团组成一个师。林彪的“三三制”不同于古代的兵法，也不同于美国的“旅”，不同于前苏联的“师”，是他独创的编制。
三个人的战斗单位怎么打？选择有经验的战士做战斗小组组长，散开，以倒三角阵型冲击，避免挤成一堆，被敌人一梭子全扫倒了。散多开呢？以听得到组长喊声为标准，不然就指挥不到了。
所以林彪从最小的战斗单位和战术开始设计，一直设计到整个四野集团军，这就是分数，就是“治众如治寡”，指挥整个四野，也和指挥一个三人战斗小组一样方便自如。
“斗众”，就是开打了，指挥一支大军作战，跟指挥一个小分队一样，靠什么呢？靠“形名”。形名就是号令。“形”，顾名思义，是视觉号令，旗帜、狼烟都是“形”；“名”，是听觉号令。晚上看不见，不知道对面来的是谁，就问：“谁呀？”对方答应出自己名字来。所以名字是用来喊的，不是写纸上看的，是听觉号令。部队晚上用的口令、暗号，也属于“名”。
号令有眼睛看的，狼烟、信号旗之类，也有耳朵听的，冲锋号、集结号、击鼓前进、鸣金收兵之类都是。现在讲现代军队要信息化，其实军队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是靠信息化在作战。各国名帅都是信息专家，拿破仑就是旗语大师。
日本战国时候，武田信玄能够称雄，就是他规划设计了全日本最密集最先进的“智慧的烽火台”系统，从他的甲斐国辐射出去，任何风吹草动，他放几种不同颜色的狼烟就能传递信息，调动军队。所以武田信玄的形名，不是上阵才有，是从基础设施建设就抓起。
组织架构与指挥系统，是组织永远的课题，一个架构，时间长了就不适应了。公司一发展，原来的架构又不行了。所以不停地要搞组织变革，要搞跨部门协调。大到国家，如今搞改革成立这么多“领导小组”，就是一个组织架构与指挥系统问题。省管县喊了这么多年，就是个“分数”问题。小到公司，是职能部门分数，还是事业部制分数？各级权限，谁指挥谁？下面的职能部门，是属地管理，还是垂直管理？兵法讲这个，就没人爱听了。但能不能打赢，主要的秘密都在大家不爱听的、打瞌睡的部分，不在人人都兴奋的那部分。
9、领导内心强大，团队气势如虹
孙子说：“将军可以夺心。”
杜牧注解说：“心者，将军心中所依赖以为军者也。”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夺心，就是扰乱对方将领的决心。他的决心没了，他的队伍就散了。
战例是前面学“上兵伐谋”时学过的。后汉寇恂征讨隗嚣。隗嚣大将高峻守城。高峻派军将皇甫文为使者来见寇恂，皇甫文辞礼不屈。寇恂二话不说就把他斩了，把副使放回去，叫高峻投降。高峻第二天就开城投降了。
诸将问怎么回事。寇恂说：“皇甫文是高峻的腹心，为他设谋定策的，辞气不屈，必无降心。放他回去，则皇甫文得其计。杀了他，则高峻丧其胆，他就降了。”
所以上兵伐谋，斩一皇甫文，就伐了高峻的谋。将领可以夺心，杀了他的主心骨，就夺了高峻的心。
第二个战例，五胡乱华十六国时期，北魏拓跋珪（guī）和后燕慕容宝作战，隔河对峙。慕容宝出兵时，他父皇慕容垂正生病。拓跋珪知道消息，派兵断了燕军后路，让他与国内消息断绝。然后俘虏了燕国使者，强迫他隔河对慕容宝喊：“你父亲已经死了，快回去吧！”慕容宝兄弟听了，忧惧失心，因夜遁去。拓跋珪追击，大破燕军于参合陂。
司马法说：“本心固，新气胜。”
李靖说：“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陈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
要夺别人的心，首先自己要内心强大。领导者能养自己的心，才能养团队的气。这样领导内心强大，团队气势如虹。
10、成败无定，领导者要自己负决策责任
刘邦从白登回军，把之前劝谏他不能打的娄敬从监狱里放出来，封了侯。
这一点他比袁绍强。
官渡之战前，田丰劝谏说宜守不宜战。袁绍说：“乱我军心，把你下狱，得胜回来再处置你！”袁绍战败。消息传来，狱吏向田丰说：“这回您没事了。”田丰说：“你不了解主公，他若得胜，一高兴，就不跟我计较了。他若战败，必羞于见我，杀我便是不再面对我的办法。”袁绍果然诬田丰“幸灾乐祸”，杀了他。
刘邦自然非袁绍可比。但是，刘邦斩杀了十几个告诉他匈奴可击的使者，也没有承担决策责任，把责任推给了那十几个幕僚。
曾国藩专门说过领导者要独立承担决策责任的问题。因为成败无定，不光是定计的问题。
他举了五个案例，前三个都是一个课题：削藩。
汉朝晁错建议削藩，结果六国叛乱，要“诛晁错，清君侧”。景帝慌忙把晁错杀了。吴王照样反，但最后景帝胜利了，削藩成功。
明朝齐泰、黄子澄建议建文帝削藩，燕王反，也是要求诛齐、黄，建文帝也是把齐、黄二人杀了。燕王当然也不会收兵，最后燕王成功，建文帝削藩失败。
清朝米思翰建议康熙帝削藩。吴三桂反，康熙帝没有诛米思翰，最后平定了吴三桂，削藩成功。
这三件事，背景、形势，都差不多，处理各有参差，结果也不同。所以处大事，决大疑，要熟思是非，不要拘于往事成败，不可迁就一时之利害，更不可归罪于谋臣。
还有两个案例：
唐朝末年，唐昭宗愤于皇室不尊，意图讨伐军阀李茂贞，要宰相杜能主兵。杜能苦谏坚拒，说：“他日我受晁错之诛，也不能弭六国之祸！”昭宗不允。
结果战事一开，朝廷打不过李茂贞，李茂贞上表请诛杜能，杜能跟昭宗说：“我可是有言在先啊！”昭宗这时候没了英雄气概，只能哭鼻子，说：“与卿决矣！”先下诏贬杜能为梧州刺史，接着就赐他自尽了。
所以这杜能，比晁错、齐泰、黄子澄都冤！
曾国藩骂唐昭宗强迫杜能在前，又翻脸诛之于后，其作为正是一个亡国之君。他也检讨自己。他说：“我在军打仗的时候，有时听了幕僚一个定计，之后败挫。我或许并没有归咎于他。但是见面的时候，却难免露出脸色来，还是我自己不懂道理，修为不够。”
关于这“露出脸色”来的，他又讲了一个案例：
后唐末帝李从珂担心石敬瑭谋反。李崧、吕琦进言说，石敬瑭若反，必需契丹之援，您若与契丹和亲，石敬瑭就没机会了。本来计议已定，薛文遇却说天子之尊，岂能侍奉夷狄，还引用了昭君诗“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来讽刺。李从珂改了主意，把李崧、吕琦骂了一顿，说你们要把我女儿往火坑里送！二人跪地谢罪。吕琦腿脚不好，跪拜得慢些，李从珂还骂：“你给我摆架子么？”吕琦说：“您晓得我腿脚不灵便啊。”李从珂不罢休，还是把他降职。
后来石敬瑭果然引契丹打破唐兵。这回李从珂晓得是不该听薛文遇的，又恨薛文遇，一见到薛文遇就骂：“我见此物肉颤！”几欲抽刀刺之。李从珂后来为石敬瑭所灭。
曾国藩总结说：“大抵失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成败不一定，过去的案例不等于可以照做，也不等于不可以照做。
领导者要自己负决策责任。事情搞糟了，怪谁出的主意，那是“庸人之恒情也”，庸人都这样。
（上文摘自畅销书《华杉讲透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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