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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诚信思想的三个维度

“诚”是儒家道德的重要范畴。孔子认为君子应当“主忠信”(《论语·子罕》)。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最早将“信”与“诚”连在一起使用的是《逸周书》:“成年不尝,信诚匡助,以辅殖财。”在汉儒那里,则将“信”与“诚”的意思完全打通。《白虎通·性情》:“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一般来说,“诚”指一个人内在的真诚,“信”则指一个人外在的信用。儒家十分重视诚信的价值,即所谓“儒有不宝金石,而忠信以为宝。”(《礼记·儒行》)在儒家看来,“诚信”不仅是个人也是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即所谓“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要达到诚信,在个人修行上就要“内诚于心,真实无欺”,即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要达到诚信,与人交往中就要“外信于人,言行一致”,即所谓“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这些,就是儒家诚信思想的主要内容。

关于“诚信为本,立国立人”。儒家将诚信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个人如此,国家也同样如此。对于国家而言,“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一个国家,需要有充足的粮食赋税,充分的军备武装,但这些都不是立国的根本,真正的立国之本在于民众对政府的充分信任。对于个人而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信誉是人的第二生命,一个人如果没有信誉,将无法立足于社会。政府的信用与民众个人的信誉二者关系密切,前者是后者的先导,后者则是前者的基础。《吕氏春秋·贵信》指出:“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在其作者看来,诚信树立了,那么虚假的话就可以鉴别了;虚假的话可以鉴别了,那么天下百姓就归服了。与此相反,如果君臣不诚信,那么百姓就会批评指责,国家就不会安宁;做官不诚信,那么年少的就不敬畏年长的,地位尊贵的和地位低贱的就相互轻视;赏罚不诚信,那么百姓就容易犯法,不可以役使;结交朋友不诚信,那就会离散怨恨,不能相互亲近;各种工匠不诚信,那么制造出来的商品就会粗劣作假。总之,从官府到民间,无不以诚信为本。

关于“内诚于心,真实无欺”。所谓“诚”,就是真诚、真实的意思。在儒家看来,这是个人内心修养的一种境界。孟子指出:“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一个人反省自己,做到完全真诚,就会得到最大的快乐。《中庸》指出:“诚者,自成也。”真诚是自我的完善,也是一切事物的发端和归宿。一个真诚的人,能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进而发挥众人的本性;能发挥众人的本性,就能进而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帮助天地培育生命;能帮助天地培育生命,就可以自立于天地之间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云:“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弄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真诚是人之为人的宝贵品质,无论是修学还是为事、自谋还是待人,都不能没有真诚。《礼记·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真诚实意就是不自欺,不欺人,亦不为人所欺。清代著名徽商胡雪岩在其杭州胡庆余堂药店中,挂了一块“戒欺”的牌匾,并在跋文中写道:“凡百贸易均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救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亦可。”这里所概括的修合诚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真不二价等原则,既是经营药店的商业伦理,也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准则。

反观当代社会,政界中人的空话假话大话、学界中人的剽窃抄袭作伪、商界中人的假冒伪劣欺诈,究其原因,都是丧失了“真诚”这一人之为人的宝贵品质。明清之际的儒者黄宗羲指出:“诚则是人,伪则是禽兽。”(《孟子师说·卷七》)真诚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之一,如果人没有真诚而欺诈作伪,那就是丧失了人性的禽兽行为。我们要通过广泛而持久的道德教育,呼唤真诚、推崇真诚、恪守真诚,保持做人的底线,从根本上堵住社会道德崩坏的缺口,使真诚成为各种善行的根源,社会文明的基石。

关于“外信于人,言行一致”。从汉字结构来看,“信”由“人”与“言”两个字组成。《春秋榖梁传·僖公二十二年》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这里,完整地阐述了儒家“言而有信”的思想。首先,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能够言语。言语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媒介,也是人之为人的外在标志。其次,言语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能够表达承诺。如果言而无信,言语再多也没有意义。最后,信誉之所以可靠,是因为符合道义,如果不符合道义,那么言语和信誉也就没有价值了。

由此,儒家十分重视“言”与“行”的关系,就个人修养来说,是“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就与人交往来说,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就判断他人来说,则是“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据《论语·卫灵公》记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只有言而有信,言行一致,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如果获得他人的信任,那么即使是在蛮荒陌生的地方也会行得通;如果说话不忠诚信实,行为不恭敬实在,就是在本乡本土,也处处受阻。孔子这段话,很有现实的意义。当代社会转型,从所谓“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有些人在本乡本土循规蹈矩,很讲信用;但到了异地他乡,却放纵自我,坑蒙拐骗。其实,信用是一个人内心真诚的外在标志,“人而不忠信,何以异于禽兽者乎?”(《陆九渊集·主忠信》)如果一个人自甘堕落,行禽兽之所行,那么他所遭遇的也只能是禽兽的境况,面对的也只能是一个丑陋而可怕的社会。《左传·僖公十四年》指出:“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援必毙。”意思是说,如果自己丧失信用,背弃邻国,遇到祸患又有谁来同情自己呢。失去了信用,一旦祸患发生,没有人来支援自己,就一定会灭亡。

由此可见,重诺守信是十分重要的,对熟人如此,对陌生人也同样如此。我们只有内诚于信,外信于人,始终讲求信用,才能获得社会的信誉,得到他人的信任,从而取得自己人生事业的成功,同时营造一个“讲信修睦”的美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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