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的异域生命空间

 编者按 ：莫言的作品的译介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1988年，英文版《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刊登了莫言的短篇小说《民间音乐》。同年，另一篇短篇小说《枯河》分别被译为法语和日语，并由法国的《重见天日：中国短篇小说集（1978—1988）》［La Remontée vers le jour, nouvelles de Chine(19781988)］、日本的《中国现代小说》季刊收录发表。1989年，《枯河》被纽约兰登书屋出版的《春竹：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Spring Bamboo：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收录，短篇小说《秋水》被翻译发表于日本《现代》杂志。莫言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红高粱》也在这一年被译为日语，由日本的德间书店出版，成为世界范围内对莫言中长篇小说的最早译介。莫言作品的海外传播之旅由此开启，并不断延续和发展。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公众号，莫言作品目前已被翻译成五十余种语言，共计两百多个外文译本。从地域上看，莫言作品的译介在东西方世界基本呈现出齐头并进的态势，西方以法国、美国、西班牙、意大利为主，东方则集中于日本、越南、韩国。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场域中的象征资本对文学译介与传播具有重要作用。文学奖项也是翻译场域中不可小觑的象征资本，在这些象征资本的推动下，莫言逐步赢得了更多的国际关注与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莫言所获国际奖项恰好分布在作为莫言作品译介重镇的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越南和韩国，这并非简单的巧合，而是颇为有力地说明了象征资本在文学传播与接受中的重要意义。同时，译介与获奖之间很可能存在的互动关系也揭示出，翻译活动对作家与作品在异域新生命的构建具有深刻影响。

《中国文学外译批评研究》

刘云虹 著

进入新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学外译受到热切关注。刘云虹教授的《中国文学外译批评研究》一书立足中国文学外译评价的基本问题，从中国文学外译与翻译历史观、翻译定位与中国文学外译语境下翻译价值的把握、中国文学外译中的异质性问题、中国文学外译批评的审美维度等多重维度展开理论探讨，并结合具体的案例分析，就中国文学外译涉及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批评性研究。今天，我们摘选了其中有关“对莫言作品在异域焕发新生命的考察”的部分，一同探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参与世界文学构建的可能与希望。

阐释参照与莫言作品的经典化

卡萨诺瓦认为，“对于所有'远离中心的’作家而言，翻译是通往文学世界的主要通道：它是文学认同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经由译介，莫言作品得以进入世界多元文化空间，这既意味着莫言获得国际认可的可能性，也意味着其作品将不断遭遇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他者目光。在世界文学场域内，无论文本的传播与接受，还是作品“来世的生命”的构建，其中起导向性作用的，往往不是普通读者的阅读，而首先是文学、翻译和批评等各界的阐释与评论。

“经典的确认不仅体现了多数人对文学价值的判断和他们对文学流传的良好愿望，也体现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多数人的审美价值观念与评价文学的道德意志。”因此，文学的经典化过程取决于历史性的集体观念和意志。若考察世界范围内对莫言作品的译介及相关评论，便不难发现，世界文学经典视域下凸显某种集体认同的参照式解读是莫言作品国际阐释中的一条重要路径。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际，诺奖评委会表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除了提及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诺奖的授奖词还在概括莫言的文学特质时，将他比作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和18世纪英国著名讽刺作家斯威夫特。实际上，早在莫言作品的海外译介之旅刚刚开启时，通过参照阐释的方式对莫言作品所进行的解读和评价就已经出现。如学者所观察到的，正是在最早译介莫言作品的日本，评论者首先将莫言与世界文学经典作家联系在一起加以阐释。

1989年，藤井省三在日本杂志发表《中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莫言》一文，并就《红高粱家族》评价道：“高密平原的男女老幼的体内奔腾着如红高粱果实一般鲜红的热血，这腔热血不时喷涌而出。莫言描绘了他们不屈服、果敢的生活方式。这个异想天开、拍案惊奇的世界比起马尔克斯的杰作《百年孤独》中描写的马孔多小镇和布恩迪亚一族的兴亡故事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或许《红高粱家族》被理解成是一部充满着迷信、流血、暴力、性等众多荒诞轶事的作品，但是对于从1920年代到'文革’时期历经了半世纪动荡的中国人来说，均具有现实性。”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日本评论界并没有完全认同这样的解读，而是很快出现了不同观点。如1990年出版的《红高粱》续卷的“译者后记”中，莫言作品的首位日译者井口晃认为“寻根文学”与其原型拉丁美洲文学“完全相异”，并就类比式的莫言作品阐释提出异议：“将《红高粱》的作者莫言称为'中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或者将其称之为超越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流行的'中国的高尔基’'中国的契诃夫’等诸如此类，根本就是非文学的类比，大肆泛滥的这一'现实’让我不禁感到震惊。我认为，这样陈旧、无意义的类比难道停止不是更好吗？”今天回顾来看，藤井省三通过类比马尔克斯来解读莫言的作品，并明确指出莫言的写作具有“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在《为什么读经典》中，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对“经典”进行定义时指出：对于一部经典作品，人们“一下子就认出它在众多经典作品的系谱中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来看，将莫言作品置于世界经典文学谱系中加以定位和解读，不仅在参照中准确把握莫言文学创作的特点，也通过世界文学的视域拓展了莫言作品的阐释空间，对其经典化进程同样是一种有力的推动。

电影《红高粱》剧照

此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对莫言作品的参照式解读中，各国大都倾向于寻找莫言作品与本国民族文学传统的共通之处。在法国，“出版商会毫不犹豫地将'莫言：中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丰乳肥臀》：中国版《百年孤独》’字眼印上封面”，但同时，“在法国读者看来，莫言作品还具有着某些法国文学的特质，他们在莫言对历史的思考和描述方式中还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的影子。在法国，拉伯雷被认为是民间诙谐文化和荒诞讽刺文学的代表，而在《丰乳肥臀》这幅令人目眩的中国历史画卷中，莫言富于创造性的、气势磅礴、激情澎湃的语言，讽刺夸张的描写，民间故事的风格，对荒谬现象的有力批判都不禁令法国评论者联想到拉伯雷的《巨人传》”。在意大利，《生死疲劳》中“对在地狱里被牛头马面拷打的西门闹这位主要人物的描写，让意大利读者联想起了但丁在《神曲·地狱》篇里描写的恶魔”。在俄罗斯，评论界则关注到莫言小说与20世纪中期苏联乡村小说的相似之处。

文学评论家邦达连科认为：“《酒国》无论'从名称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更多地指向'俄罗斯’，而非'中国’。作为一名乡土文学作家，莫言的作品与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和阿·伊万诺夫颇有相似之处，他的《丰乳肥臀》很容易让俄罗斯读者联想起伊万诺夫的《永恒的呼唤》。”不论是思想内容共通，还是文学特质相近，这种将外国文学和本土文学联系在一起的比较阐释一方面表明莫言作品在各国读者中引起了共鸣，另一方面也经由比较阐释更激发出文学接受中的某种亲近感，因而有效促进了莫言作品在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化。在泰戈尔看来，“寻求个别的人性与人类普遍人性之间的联系”正是“人类灵魂的本性”，在《世界文学》一文中他写道：“当人性的光辉穿越重重障碍得到充分展示时，我们就倍感欢欣，我们所发现的东西就是不断延伸的自我。”“不断延伸的自我”不仅是读者心灵与作品所构建的文学世界之间的交融，也是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在相互碰撞中生成的新的意义，一部经典作品的价值或许正在于此。

《中国文学外译批评研究》

从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到不同接受语境对莫言作品的解读与评论，参照式的阐释让我们看到莫言因其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学创作而被纳入世界文学经典谱系中，但世界文学“不会导向一种超然的普遍性”，文化间的差异、民族文学的特质以及作家的独特风格都是无法被忽视或被遮蔽的现实存在。因此，“一个作家在异域能否真正产生影响，特别是产生持久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要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就文学层面而言，世界文学视域中的文学审美需求应被理解为作品普遍价值与文学特质的融合。就翻译层面而言，“翻译具有内在的伦理属性和伦理目标，而尊重他者、尊重差异正是实现翻译伦理目标的基础与核心”，这就意味着文学译介应尽可能保留和传达原作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异质性。莫言作品通过译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与接受，其异域的新生命构建中必然带有属于莫言的独特文学印记。

在《文学谱系：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莫言》一文中，美国学者M.托马斯·英奇（M.Thomas Inge）指出：“莫言不仅继承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艺术视野与手法，还用莫言自己独特的方式发扬了下去。”俄罗斯评论界也关注到“莫言文学创作所表现出的那种独立性”，认为莫言尽管受到多位经典作家的影响，但他“不仅没有丧失自我，还成功地将自己确立为一位具有高度独立性、强大有力却又绝不与人雷同的作家，他创造了令人称奇的独特艺术世界，塑造了众多多姿多彩、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汉学家叶果夫特别强调：“他既非卡夫卡，亦非福克纳，也非马尔克斯，他就是——莫言。”这样的评价在莫言作品的国际接受中颇有代表性，也让我们认识到，正是在既寻求共鸣又凸显个性的阐释参照中，莫言作品打开了属于自己的文学经典化之旅。文学经典之所以不朽，并非仅仅出于权威和敬意，也更因为一代又一代读者真挚的喜爱，那种熟悉又陌生的阅读体验或许最能激发心灵的愉悦。

本文节选自《中国文学外译批评研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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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戚宛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