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伍德 | 德里达：不同的世界

【编按】在英国哲学家大卫·伍德（David Wood）看来，这是一个大师凋零、强权妄为、学术无力的“不同的世界”，伤感、痛感与耻感交集。但这又是一个相同的世界，历史重复的幽灵笼罩世界，是悲剧还是闹剧？在此般境况中，他追忆了一代哲人德里达的知性魅力与德性风采，点明了德里达在英美的不同接受状况，进而反躬自省，针砭时弊，凸显了德里达的当代性。

犬吠其所不解者。

——赫拉克利特

我曾在1979年写过《德里达导论》一文，它是英语世界介绍德里达的早期论文之一。左翼怀疑德里达是新保守主义者或者隐秘的保守主义者，而分析哲学正统派怀疑他是江湖骗子，为此，我的那篇论文试图以一种同情（但并非不加批判）的方式呈现德里达带来的重要资源。然而令人深感绝望的是，在德里达去世之时，文化战争的幽灵（以及剑桥大学风波）死灰复燃，而在《纽约时报》上，乔纳森·坎德尔以《晦涩难懂的理论家德里达死于74岁》作为德里达讣告的标题。他们甚至咒骂攻击德里达的遗体。这引发了大量抗议和联署信件。

1969年，我（以及其他许多英国哲学家和研究生）在牛津大学第一次见到德里达，这似乎已是幽缈久远之事，而在一年前，伦敦格罗夫纳广场在3月爆发了反越南战争的示威；巴黎学生在5月起义。我的导师艾伦·蒙蒂菲奥里曾多次邀请这位后起之秀从巴黎来访。我和我的朋友们不仅着迷于其纯粹的思想才华，而且被他的谦逊、开放以及对我们慷慨以时、关心有加所吸引，这些品质从未离开其身，并且经常使那些只从德里达的著作中了解他的人惊诧万分。

德里达帮助我们“欧陆主义者”经由结构主义的实证主义边缘和现象学的形而上学面向，展开研究工作。1966年，德里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面向文学理论家们，发表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的演讲，但是与他进入美国的情况不同，他在英国的首次演讲时，面向哲学家们。虽然我不是他的门徒，但是德里达深刻塑造了我的思想轨迹。他花了25年的时间撰写了《马克思的幽灵》（Specters of Marx）一书，但即便是在那时，他也令左翼感到失望。德里达总是怀疑任何辨证化的方案，包括福山宣扬的自由民主的胜利。对他而言，“自由”从来不是一种直截了当、简单明了的价值观，即便当他开始宣称没有什么比启蒙运动的理想更过时了的时候，也是如此。

现在似乎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在我的课程中列出的主要阅读人物，如今几乎都已去世：海德格尔（d. 1976）、马尔库塞（d. 1979）、萨特（d. 1980）、拉康（d. 1981）、福柯（d. 1984）、阿尔都塞（d. 1990）、德勒兹（d. 1995）、列维纳斯（d. 1995）、伽达默尔（d. 2002）。这学期，我一直在研究生的研讨班上讲授德里达。我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于英国结识的“欧陆”哲学家们，如今绝大多数已经移居异国，主要是去了美国。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德里达在美国聚集了一群追随者。

这好像是一个不同的世界。然而，在此，我们又一次与一个全球确定的敌人“开战”了。在此，“我们”（我们学者、知识分子、哲学家）在阻止战争、酷刑、种族灭绝、最严重暴力的方面，又一次无能为力。在此，选举本该服务于民主制度，如今却对民主制度提出了质疑，使人们操起了善恶二分、相互攻讦的语言，而之前他们从不相信自己会这么做，而在这场选举（2004年美国大选——译注）之后，我们又一次被推入了下一个四年。

我们中的许多人在这个流氓国家（美国——译注）发表演讲时，都想知道，生活在大撒旦的怀抱中，是否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机会来影响事件的发展，或者给我们带来更大的责任。正是在这种野蛮重复的阴影中，德里达开始更多地讨论好客、世界主义、恐怖主义、民主、欧洲理想，讨论纠缠我们的幽灵，讨论我们既不期望又不可放弃的（不）可能性。

德里达是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生活在前殖民强权的中心地带，专门研究栖居于边界、边缘、从未完全在家等异常怪异空间的状况。他不是革命者，他没有（革命）计划，但是他打开了每时每刻爆发变革的可能性。我怀疑我是否还会再见到像他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