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由国度》是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有关非洲题材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在这个情节并不复杂的故事中，作者对于后殖民时代黑非洲国家的暴力与种族屠杀等混乱无序的状况表示了深深的担忧并呈现了前白人殖民者对于非洲发展的两种基本立场。作品表明，奈保尔对后殖民非洲国家的发展持一种悲观和怀疑的态度。
关键词：奈保尔，自由，非洲，后殖民，暴力
本文原载《山东文学》，为江苏省留学基金和加拿大里贾纳大学（University of Regina）访问研究资助课题：“V.S.奈保尔非洲书写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高照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艺学博士，苏州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加拿大里加纳大学、多伦多大学、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及浙江大学访问等校学者。
在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的创作中，非洲题材同特立尼达和印度一样占有较大的比重。为他赢得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的《自由国度》（In a Free State）里的同名中篇小说是他第一部有关非洲题材的虚构作品。《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则是他描写后殖民非洲的一部最为重要的作品。此外，他在《刚果的新国王：蒙博托或非洲的无政府主义》（A New King for the kongo:Mobutu and and the Nihilism of Africa）及《康拉德的黑暗和我的》（Conrad's Darkness and Mine）等政论性文章中也谈及黑非洲国家在脱离西方殖民统治之后出现的诸多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对《自由国度》进行文本解析，并结合《河湾》来探寻奈保尔对于后殖民时代黑非洲国家发展的态度。
虽然大陆和台湾的中文版本都把这本书翻译为《自由国度》 和《在自由的国度》，但笔者认为，就这个中篇故事而言，书名或许翻译为《在放任的国度》更为合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个刚刚从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中，所谓的“自由”仅适用于部分土著人。对于与这一部族相敌对的其他土著人而言，这一“自由”却意味着灭顶之灾。因为，在这个虽然获得独立但却连“半生不熟”（half-made，奈保尔曾以该词来形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特立尼达为代表的西印度群岛国家独立前后的状况。）[1]（P170）都还算不上的丛林社会中,获得“自由”的那一部族的土著人可以“放任”地对他们和他们的村庄进行烧、杀、抢、掠。甚至仍然滞留在这个国家的一些白人公务人员的“自由”也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和限制。“白人虽然大量迁往南非，而印度人又大量被驱除出境……但它仍旧还是一个殖民城市，发散着殖民的色彩。在这里，人人都远离家乡。”[2]（P111-112）就题材而言，《自由国度》似乎是奈保尔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对于康拉德在七十年前发表的《黑暗深处》（Heart of Darkness，1899）的续写之作。著名的奈保尔研究学者布鲁斯·金甚至认为，这部小说“提供了另外一个，更加扭曲的《黑暗深处》的现代版本。”[3]（P90）该中篇故事主要讲述了两个英国白人——鲍比、原殖民统治机构的公务人员和琳达、一位原殖民官员的妻子，从正处于随独立而来的部族战争中的某非洲内陆国家的首都开车返回他们在这个国家的保留地——位于南方的公署区大院的途中的见闻和经历。“在这个非洲国家，有一个总统，还有一个国王。他们分属不同的部族，而部族的仇恨是古老的；独立后，部族之间的猜忌格外加强了。国王与总统各自与白人政府的地方代表勾结，而白人就个人来讲，比较喜欢国王。但总统却是强者，新式的军队全是他的，属于他的部族；白人决定支持总统。所以，最后，在这个周末，总统得以派遣军队去攻打国王的部族。”[2]（P111） 小说中所呈现出的非洲景象跟康拉德七十年前所描写过的那个“黑暗深处”有所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城里的非洲人在衣着、发型和行为举止方面对于英国方式的模仿。他们“喝果汁混合酒，用搅拌器搅动，穿英国制达克斯牌西服。他们的头发在左边低低的分开，向右边拢上去，是城市非洲人所谓的英国式。”[2]（P112） 然而，在这个国家城市之外的地区依然是大片大片的原始丛林和不毛之地；生活在那里的非洲人依然延续着康拉德七十年前所描绘过的原始部落生活。大河依然在奔流，丛林依然在沉默；非洲人“营养不良、目不识丁、不着天地、头脑空空、两眼一抹黑的事实”[8]（P142） 在这个名义上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依然如故。我们不仅纳闷，近百年的西方殖民统治给黑非洲社会带来的进步和教化何在？与康拉德的《黑暗深处》一样，这个中篇故事的情节结构也是从相对安全的城市地带向广袤的丛林深处逐步推进的。同时，它预设了一种随男女主人公鲍比和琳达离开城市后向丛林腹地的逐步推进而愈益增强的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在鲍比白人优越感的逐步和彻底丧失并遭到非洲士兵的暴打时到达极致。而鲍比和琳达停留了一个晚上的那个“猎人小屋”则是介于这个动乱之中的非洲国家的首都和安全的南方公署区政府大院之间的一个正面临土著人四面夹击的原殖民掠夺前哨站。作为帝国的残余，这个小屋的日益破败显示着欧洲控制和支配这片大陆的鼎盛时光已成为过去。现在，它正日益退却为丛林的一部分、非洲旷野的一部分。那位退休的英国上校在小屋里等待着，“像一个被围困在城堡中的士兵一样，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最后一役。”[5]（P173）十五世纪以来，随着欧洲主导的地理大发现及随之而来的黑奴贸易的开展，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使他们在非洲大陆的统治合理化而炮制过种种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谬论。例如，他们称宣非洲是一块没有历史可言的蒙昧大陆，说非洲黑人是一个最为劣等的种族，说他们没有也不配拥有自己的政府和文化等等。按照这样的逻辑，他们进一步得出的结论就是：非洲人无法通过自身而获得高级文明，而只能由欧美白人来加以治理和教化；通过接受白种人的文明、文化、宗教和习俗，非洲人才有可能逐步走向开化和文明。在奈保尔的这个中篇故事中，上校的言行显然就是与以上这种以“欧洲优越论”为核心内容的种族主义理论一脉相承的。这个上校认为没有欧洲白人殖民者的管束，那些已经得到教化的非洲黑人也是无法保持一种“开化的”文明人的身份的；当非洲人的行为不当时，有必要对他们施以惩罚。他的一句饱含嘲讽性的评价：“这就是非洲，”概括了他认为黑非洲大陆和非洲黑人一直以来都只是一片只配被外来高等种族驯化的野蛮之地和蒙昧之邦的偏见。然而，“受殖者对殖民者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他无意真正了解受殖者，而是急不可耐地要按自己的意愿重塑受殖者的形象。重塑的手法……首先是一系列的否定。说受殖者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给予一丝一毫的肯定；倘若偶有例外，也说成是心理或伦理偏差所致。”[9]（P36） 阿尔伯特·梅米的这些话可谓一语中的，把以上校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的心机揭露得淋漓尽致。“殖民者每次说受殖者是一个孱弱的民族，言下之意，就是弱者需要保护。保护的概念也由此产生。不让受殖者参与管理，重要事务由殖民者来拍板，完全是为受殖者着想。为了避免人心惶惶，他们每次说到受殖者刁蛮、顽劣、偷盗成性、甚至有些暴虐时，总是要让大家明白，他不得不实施警察统治与峻法苛典。”[9]（P35） 奈保尔显然是把上校作为一个顽固的欧洲种族主义者和心狠手辣的旧式殖民主义者的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然而，通过故事中的一些颇能够佐证上校说法的情节——如连绵不断的部族战争、国王的被追杀、总统的军队对于国王部族的烧杀抢掠和残酷折磨、鲍比在途中遭受到的暴力攻击等——奈保尔似乎对于上校的观点表示出某种程度的认同。与上校的态度相似，书中的女主角琳达则坚持：一种欧洲人/殖民者与非洲人/殖民地人之间的隔离主义立场。虽然奈保尔虚构性作品中很少有正面的女性形象，琳达在书中也是以一个“男人杀手”的放荡女人的面目而被呈现出来的。但奈保尔却并没有对她的这种极端立场表示反对。作为前殖民官员的随从，琳达一般避免与非洲人发生正面接触。她承认她和丈夫当初来到非洲就是一个错误。“从第一天到达，我就讨厌这个地方。”琳达说，“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呆在这群人中间。”[2]（P217）她对于任何黑非洲人或非洲的事物都表现出厌恶、排斥和拒绝。琳达的言行是尖刻的，算得上一个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者。但想一想在前非洲及其它殖民地中因权力争夺而发生的暴行——来自一个部落中的政府军一次性就屠杀了二十万计的敌对部落的民众，[5]（P175） 那么琳达的一些话可能就不再显得那么尖刻了。与退休上校和琳达的态度不同的是，故事中的男主人公物鲍比在非洲问题上代表着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他认为后帝国时代的欧洲在处理与非洲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时应持一种无偿帮助与合作主义的态度。他对于琳达在非洲及其土著人上的不屑一顾的拒斥态度极为反感，他主张欧洲（人）应同非洲（人）之间保持一种沟通和交流的紧密关系，并进而认为，欧洲人在非洲应该多加倾听和提供必要的服务而不是对当地人动不动就严加命令和斥责：“我到这里来不是要告诉他们如何去治理他们的国家的，”他说。“非洲人选择拥有什么样的政府与我没有干系。这改变不了他们需要食物、学校和医院的事实。”[2]（P118）鲍比的这些观点代表了当时西方政治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这些自由主义者们从抽象的“自由”观念出发，认为西方国家应尽快结束在殖民地的统治和驻军，还前殖民地国家以自由发展的权利。然而，奈保尔却在书中通过鲍比的亲身经历对其天真的服务言论、对其对于非洲和非洲人的浪漫想法及其自身的“屈尊”认同进行了嘲讽：他被求欢的非洲男娼拒绝并遭吐口水、返回途中遭非洲士兵暴打、甚至自己的男仆也敢讥笑他。通过鲍比这一形象，奈保尔批评了那些通常强调非洲的自由和权利、表面上同情非洲的困境，事实上妄图却把这块大陆当作个人冒险和寻求刺激之场所的西方自由主义者。他们不理解黑非洲国家在历史和现实两方面与欧洲殖民宗主国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一方面，妄图把西方的“自由”、“人权”等观念挪移到非洲；另一方面，又把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幻化为满足他们变态欲望和猎奇心理的海外场地。英国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在论及国家和社会时曾指出：“国家是要成长的，其失序是要补救的。高谈人的抽象的饮食权利或用药权利，这又有什么用呢？问题的关键是求得获取、创制他们的方法。”[10]（P70） 因此，后殖民的非洲国家要想得到真正的发展和进步，仅靠外来的援助和干预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关键问题是，他们应该首先为自己创造一个没有战争和屠杀的良好发展环境，离开了这一点，一切的发展和进步都只是空话。可能与早年特立尼达岛上的黑人没有给他留下好的印象有关，奈保尔在写到非洲和非洲黑人时，总是抱持一种否定和不友好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说，本故事中的英国退役上校和女主人公琳达很像作者的代言人。通过这个中篇故事，奈保尔一方面触及到了后殖民时代非洲的部族冲突和内战、压迫和屠杀的政治及前殖民宗主国在当代非洲发展中的所起作用的模糊性；另一方面，作者在字里行间也透露出了对于后殖民时代黑非洲社会暴力事件和放任无序状态的深深担忧。奈保尔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曾到过肯尼亚、乌干达、刚果、卢旺达等非洲部族冲突异常严重的地方，并且在后来发表的半自传体小说《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1984）中回忆起非洲时，依然认为那里是个“充满着暴力的地方”，说那里有着太多可怕的事情。作为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奈保尔曾说他没法在自己的作品中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现状充满浪漫情怀地加以美化，没法对那里的野蛮和混乱局面加以合理的道德解释。与某些西方“政治正确”派或称“左派”知识分子对于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赞美相反，奈保尔不赞成那种要“尊重”第三世界的“不同价值观”、西方价值未必适合东方及第三世界的观点。在奈保尔看来，后殖民时代的非洲是一片族群相互残杀、政治独裁专制、生活贫困落后和原始野蛮的丛林。他曾借《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1979）中的主人公之口充满愤懑地说到：“非洲是个很大的地方，丛林足以掩盖屠杀的声音，泥泞的河流和湖泊足以冲走淋漓的鲜血”。[4]（P53）在一个采访中被问及对于非洲的看法时，奈保尔曾悲观地说：“非洲没有未来。”[6] （P49）奈保尔指出，他之所以会对非洲有这种悲观的想法，“来自在丛林中的生活”，“来自对被丛林吞噬的恐惧，来自对丛林中的人的恐惧，他们是我所珍爱的文明的敌人。这种恐惧至今在我身上还没有完全消失”。[7] （Pc5）奈保尔说，当他说非洲依然处于丛林状态时他是带着很多“辛酸”的。因为西方曾经在那里建立起来的制度不复存在了，独立之后的非洲再也没有什么价值观可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照了。[6] （83-84） 参考文献：
[1]V.S.Naipaul,'Conrad's Darkness and Mine',in Literary Occasions,Vintage Canada Edition,2004.
[2] V.S.Naipaul,In a Free State, New York:Vintage Books,1984.
[3] Bruce King,V.S.Naipaul, London: Macmillan,1993.
[4] V.S.Naipaul, A Bend in the Riv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5] Timothy F. Weiss, On the Margins:The Art of Exile in V.S.Naipaul,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1992.
[6] Feroza Jussawalla (ed.),Conversions with V.S.Naipaul,Jackson: the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1997.
[7] Michiko Kakutani,' Naipaul Reviews His Past from Afar', in New York Times,Dec.1,1981:C5.
[8]弗朗兹·法侬，《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9]许宝强、罗永生选编，《解殖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10]埃德蒙·伯克,《自由与传统》，蒋庆、王瑞昌、王天成译，商务印书馆，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