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书评》的主编伊恩·布鲁玛评价奈保尔有段话总结的非常好:奈保尔笔下的世界，全靠他的双眼和双耳。他的双眼同时记录下一切。然后他那警觉、从不感伤、对浪漫主义矫情充满怀疑的大脑会对这些细节观察进行过滤
英国印度裔作家V·S·奈保尔
原文首发于432期《法治周末》14版
法治周末 思郁 | 责编：代秀辉 王硕
8月11日，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在伦敦逝世，结束了他与文学长达85年的故事。
出身于印度婆罗门家庭的奈保尔，从小就对英国文化充满向往，后来，也正是在英国的这片国土上获得承认，与石黑一雄、拉什迪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年轻时候的奈保尔，孤身一人从家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到牛津求学，毕业后定居伦敦，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当时的他身无长技，对文学也是一知半解，对伦敦的文学圈更是一无所知。他打过零工，在BBC(英国广播公司)做过兼职，业余时间还要给《新共和》杂志写评论文章，以此来维持生计。
他的写作之路基本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除了跟远方做记者的父亲有所交流，互相鼓励之外，大概其他人并不知道这位年轻人梦想成为一名作家。
1955年，其实他已经偷偷写完了两本书，第一本书《通灵按摩师》，直到1957年才出版，第二本书《米格尔街》，拖到1959年才出版。而且《通灵按摩师》出版后，还遭到了恶评，有位牛津的教授点评说，奈保尔的小说是来自一座殖民岛屿的风味小吃，根本花费不了多少力气。这种对年轻作家的恶意，让奈保尔多年之后回想起来还郁愤难平。
奈保尔的刻薄
奈保尔曾经给另外一位英国作家安东尼·鲍威尔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收录在评论集《看，这个世界》中。
大概就是在刚出完第一本小说之时，或者是在奈保尔刚进入英国文坛，但是遭遇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刻，鲍威尔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这种友谊和垂青，让奈保尔铭记终生。但是，对待鲍威尔的写作，他却没有这么客气。
鲍威尔去世之后，奈保尔应邀写纪念文章，其中有段话是这么说的：“有种常见的小说写法就像这样，伟人去世，一片颂扬之声，然后有人——通常是个崇拜者，研究他的生平，以撰写传记，然后发现了各种各样非常负面的事。”他还说，他与鲍威尔的友谊之所以能够持续下去，大概就在于他不曾细读过鲍威尔的作品。
说心里话，奈保尔的评论非常刻薄。这种刻薄正是我在听到他去世消息之后的第一印象：这个刻薄的作家去世了。然后我就想起了他在《看，这个世界》中对鲍威尔的点评——只不过，奈保尔并不是在去世之后，我们才发现他的负面，是从他的传记《世事如斯：奈保尔传》在2008年出版的那一刻开始。
这是奈保尔生前唯一授权的传记，奈保尔给了传记作者帕特里克·弗伦奇所有权限，可以查阅他的文件，包括他已故妻子万分抑郁的通信和日记，他接受了大量采访，对传记书稿没有要求任何改动。于是，传记出版之后，这位在世的名人，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成为了世界文坛里最肮脏的人。
可以说，他身上积聚了一个“人渣”型人格几乎所有的缺点：他招妓、家庭暴力、虐待妻子、奴役情人、刻薄、自负、自私、种族主义、毒舌，喜欢居高临下、咄咄逼人、对金钱斤斤计较等。
有个不知道真假的段子，说他见到好莱坞导演乔治·卢卡斯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挣多少钱。但是就这样一个在生活中不折不扣的人渣，同时却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奈保尔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一个作家归根结底并不是他写下的书，而是他创造的神话，而神话存在于保存者的心目中。奈保尔授权他的传记作者直言不讳地写他的一生，披露他私生活中的污点，这到底是一种创造神话，还是打破神话的表现呢？这种坦白式的披露，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真实吗？
奈保尔的自负
说奈保尔是个伟大的作家，我还是有些迟疑。
我并不十分喜欢奈保尔的作品，早年我对他作品的印象就是一种“伟大的自负”，比如他曾评价他的同类作家，说这些作家的写作毫无疑问“就像是一位觉得自己是已经功成名就的人，现在做什么都不会出错，可以像一位训练有素的魔术师一样，从帽子里往外掏滑稽角色，感觉自己一定别再多做些什么了”。这句形象的话，倒是很贴近他自己的很多小说。
比如，读他的小说集《自由国度》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乏味。后殖民时代的文学所传递的经验，似乎除了书写异国奋斗的血泪史之外，再无新意可挖了。读《半生》，他讲述了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从小缺乏关爱，用叛逆的方式引人注目，阴差阳错地生活，浑浑噩噩地度过半生，结局仍然孑然一身，一无所有。
小说的结尾不像结尾，用小说家库切的话说，这也许不算一个真正的结局，只是一个让他休养康复的暂停时期，《浮生》还是只写了一个人的“半生”。后来，他又用《魔种》续写了这个故事，写完了一个人的后半生。
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奈保尔作品中如《奈保尔家书》《抵达之谜》之类的作品，半自传性质，交叉着纪实与虚构，介于小说与散文之间，文体读起来让人舒服。只有在这些作品中你才能触摸到奈保尔坚硬的外壳包裹起来的是一颗如此细腻和有些轻微伤感的心。
我原本对奈保尔和他的作品有个粗疏的评价，说他是一流的游记，二流的小说，三流的人品。不过，经过更系统全面地了解了他的更多作品后，我要纠正这一偏见，奈保尔的作品中，好作品有两类：一类是稍微带有自传性的小说，第二类就是他的游记作品。像《米格尔街》《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大河湾》《抵达之谜》都是其中的优秀之作。
关于《米格尔街》，奈保尔多次回忆，当年他离开牛津，来到伦敦生活，在BBC广播公司的加勒比频道担任兼职，编辑和主持一档专供加勒比地区播放、每周一期的文学节目。
此时，他已经写完了两本书，但是仍然没有出版的机会，他觉得自己的文学之路快要走不通了，他想起了自己的过往，想起11岁就想成为一名作家的愿望，想起当记者的父亲失败的文学生涯，想起他18岁靠政府奖学金远离家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进入牛津大学学习英语，想起大学期间的挫败和性苦闷，想起大学与父亲的通信，想起毕业之后孤苦伶仃地来到伦敦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勉强维持生计，想起他已经写完了两本书，但是出版之日遥遥无期。
这一切似乎都有迹可循，但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呢？他随手在打字机上写下了一个句子：“每天早上，哈特起床后，总要坐到屋后阳台的栏杆上，扯着大嗓门朝对面喊：'有什么什么事吗，鲍嘉？’”
这是《米格尔街》这个系列中的第一篇的开端，1962年，奈保尔凭借这部小说集获得了毛姆奖。他说这一刻是幸运眷顾了他，或者说，他开窍了。在他以往的经验中，小说等同于编造的东西，但是编造的东西要看起来像真的，得来自生活。他总难以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但是就在这一刻，他找到了这种平衡，他明白了小说来自对虚构的部分抛弃，或者说，透过虚构作品看到了某种现实的话，这部作品就是小说。这也解释了，为何他的小说中掺杂着某种自传情节的作品，往往比那些纯粹虚构的作品要好得多。
写游记的一把好手
我个人的印象，奈保尔是写旅行游记的一把好手。
我喜爱他游记作品胜过他的小说。他的作品中，游记作品占据了多半，像著名的《幽暗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和《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著名的“印度三部曲”已经是了解印度文明的必读书目，还有《重访加勒比》《我们的普世文明》《黄金国的没落》等。
奈保尔对自己的游记作品推崇备至，他认为，他与赫胥黎、劳伦斯、伊夫林·沃等这些第一代游记作家不同，他们都是在帝国时期写作，不论他们在家里的性格如何，在游记，他们必然是半帝国式的，用旅行中发生的意外事件来定义他们在异国背景下的宗主国人格。
但是“我的游记与他们不同，我本身是一个殖民地居民，我在和自己成长环境相似的新世界种植园殖民地旅行。作为游客，我在新世界这个伟大而浪漫的背景下，观看被掠夺的土地上那些被遗弃的社区，这就像是从远处查看自己社区的形象。它取自一个人自身及其直接的环境——虚构作品的素材——让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有了新的看法，暗示了遥远的历史事件的发生顺序”。
对奈保尔来说，游历对他来说绝非简单的观光，他的虚构作品大都来自他自己的经历，一旦这些素材耗尽，他需要一个更大的世界来滋养他的写作。所以他说，他对游记的好奇心其实也是一个作家的好奇心，而非人种学者或记者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驱使他写下了很多重要的纪实性的作品，成为了记录很多文明的经典文本。
《纽约书评》的主编伊恩·布鲁玛，1990年代被邀约撰写奈保尔的传记，第一天去采访奈保尔，听他讲了半天的性苦闷，布鲁玛只能推掉了这份传记工作。他评价奈保尔有段话总结的非常好：“奈保尔写印度、非洲、加勒比海、拉丁美洲、亚洲的书有时很滑稽，但却不是这一类型。它们也不属于旅行文学的另一大类型——自我表现型。奈保尔笔下的世界，全靠他的双眼和双耳。他嫌弃大而化之的概括，他听人们说话，不光是他们的观点，还有他们的语调，他们对词汇的精确选择，甚至他们的闪烁其辞。他的双眼同时记录下一切，服装、姿态、表情，那些能让他进行精准白描的物理细节，就像一个鳞翅目学专家研究蝴蝶。然后他那警觉、从不感伤、对浪漫主义矫情充满怀疑的大脑会对这些细节观察进行过滤。”
他还说，无论写虚构还是非虚构，奈保尔的声音都是个人化的，因为如此，奈保尔的写作才开启了文学的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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